这种“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式的文化承偌，在繁衍成世界最大文化载体的中国人当中，不幸只有一种人还视为己任，即余英时在书中多次花费笔墨，"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辩，到陈先生论王国维之死"，反复向深陷于保守与激进两极对立中的现代人解释的、一个属于中国的古典群落﹕文化遗民。陈寅恪是不是最后一个﹖这引起我对中国之"文化遗民"的由来和沿革的兴趣，继而是对明末士大夫之"天下"观和乱世感受的兴趣，于是又找另一明末"文化遗民"方以智的有关书籍来读，再受震慑。
陈寅恪对王国维的那篇著名的‘挽词序’，也许要算这个文化群落的"绝唱"﹕"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这种"同命而共尽"的殉情境界，是唯有视此一文化为最高理想者才能达致的，只有在他们看来"文化"才是一个生命体，而不止是信仰、知识、规距。这大概是一种文化的贵族精神╴╴希腊文化中有一种知识的贵族精神，这种精神在西方造就了不平庸的大思想家。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是中国现代少有的"旧学邃密，新知深沉"而没有世俗名声的大师级人物，学养上深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精髓，对古今中西不持笼统之见、极端之说，并已打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隔阂，中国的学界本是有希望在他们的引领下，走出文化困境的，却荒唐地把他们当作"遗老""遗少"抛弃。这或许才是中国无可救药的要害。
在中国逐渐沦入蛮荒之境的漫长过程中，尤其在近代激进化思潮以细微之沫渐成“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后，对绵延数千年的一个文明尚肯承偌者，真是寥若晨星﹔而对九泉之下的承偌者能激起"同情的了解"的当今之人，也是寥若晨星，如余英时教授。读他一二十年前写的这些文字而使人汗颜者，在于历史学可以通过个别代表人物的具体表现来研究某一文化，特别是那种面临着剧烈变动的文化的命运，而"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的悲剧意义，就是今日中国文化消沉歇绝的大悲剧浓缩，所幸还有这位中西古今“实证”和“诠释”参伍之真功底者，以剥蕉见心的方式笺释前人，得以穿越最后一位“文化遗民”的神秘暗码，将那文化精神捧还于人间，为中国人留下“明明直照吾家路”的火种。
四、忽到庞公栖隐处
历史学家余英时教授仙逝。我跟友人们在一阵慌乱之后，终于证实了噩耗。我往余府打电话，未能接通，无声仿佛就是告别。掐指已三十年，只觉得沐浴余先生之春风，享受的丰厚教益是一生都用不尽的；尤其我和傅莉，在劫难中得到余英时陈淑平伉俪的坚实慷慨的扶助，恩德重于山。这一番普林斯顿的际遇，一位大师级学人赐予我们的，不止精湛的知识，还有更伟大的人格力量，我的“六四流亡”因此而成莫大幸运。
普林斯顿小镇，被一条小街糖葫芦似的贯穿，南端伸出去的签子，接206号小高速，逶迤而去，一路都是参天古木，夏季尤为绿荫深浓。那一带是普镇精华，林木中散落栋栋宅院，让我油然想起王维辋川绝句里的"仄径荫宫槐，幽阴多绿苔"。这个世纪之交的十几年里，我驱车往返那丛林小径不知几何，常常不是伴随着翻腾的思绪，就是悲伤的咀嚼，皆因这是我生命中劫难的一段岁月，而小径之旅每每又是受用不尽的精神陶冶。
大凡是造化的捉弄，一众六四流亡者被那常青藤名校接纳，落脚普镇，我也忝列其间。大家在东亚系弄出一个流亡项目，有一次请历史学家余英时讲讲什么是历史。他说，你们是创造历史的人，写历史则是另一回事情，你须先知道前人说过什么，然后才知道你能说什么。当时在座的，有不少八十年代如雷贯耳的角色，且刚刚逃出一个血腥历史，然而"创造历史的人"竟是写不来历史的，这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则非但没有写成什么史，反而跌入一场"离魂历劫"的个人灾难史，流亡项目散了，我却滞留下来又多年。
"很多人问起你，你也要考虑做些什么，不能说人就这么废了吧？"
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时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刚从台湾回来。我被崩溃感笼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应。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两年后，余先生又相送《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两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刚从台北回来，其中《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便"完稿于台北旅次"。近乎墨新书香的两件文字，令我回家连夜读得如饥似渴，惊叹不已：一是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犹如一次"史学重构"，完全印证了余英时八十年代初对陈诗的释证，恐为当今仅见的学术奇迹；二是，该书收录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于俗啼之桎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当箭牌；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做李商隐也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烟没。"这种气概，余先生称之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但是这文字对于我辈而言，四九后身在大陆却未知"天蛮地荒"，也看惯了"衰翁变姹女"，就有石破天惊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