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让人毛骨悚然的不是犯罪本身，而是当地警察和社工的反应。难道警察不知道吗？他们知道的。难道社工没有收到求救吗？收到了。那他们为什么不管呢？官方调查报告给出的答案是：因为他们害怕被叫做种族主义者。他们担心一旦抓了人，就会破坏社区和谐，就会被贴上破坏多元文化的标签。甚至有社工被上级明确指示，不要记录施暴者的种族背景。
默里在书里冷冷地评论：为了维持一个意识形态的纯洁性，欧洲人竟然愿意献祭自己的女儿。这已经不是包容了，这是文明的病态。
这种病态不仅仅发生在英国，它像病毒一样，已经蔓延在了整个欧洲大陆。2015年的最后一天：德国科隆跨年夜。在科隆大教堂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上千名狂欢者。那一晚，发生了大规模的性侵和抢劫事件，受害者多达数百人。根据现场视频和受害者的描述，施暴者几乎清一色是北非或者阿拉伯面孔的年轻男性，其中很多人就是刚刚被默克尔请进来的难民。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按理说应该霸占头条新闻吧？但是非常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德国的主流媒体集体失声了。在案发后的好几天里，德国电视台上依然是一片歌舞升平，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警察局甚至在一开始的通报里，试图隐瞒嫌疑人的身份。直到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实在压不住，真相才爆发出来。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德国媒体和政客有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那就是绝对不能给他们所谓的"右翼势力"递刀子。如果他们报道难民犯罪，就等于是给排外主义提供了弹药。所以为了这个大局，真相就必须被牺牲。这种逻辑，是不是听起来特别特别耳熟啊？
默里接着写道，这种病态，还不仅仅表现为对罪恶的纵容，更表现为对悲剧的"强制性麻木"。"强制性麻木"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一个案例。
2017年的曼彻斯特体育馆，美国歌星Ariana Grande（A妹）的演唱会上，发生了一起恐怖袭击。炸弹客萨勒曼·阿贝迪专门挑选了散场的时间引爆了炸弹，死者多是来看演唱会的小女孩，现场极其惨烈。
面对这种针对儿童的屠杀，一个正常社会的反应应该是极度的愤怒，对吧？是要求追责。但并不是。英国全国并没有爆发任何愤怒的抗议，但是在袭击发生后的24个小时内，反而开始流行合唱绿洲乐队的一首名曲《不要回首愤怒》（Don't Look Back in Anger）。也就是英国人民纷纷表示：我们不愤怒。默里质问：为什么你们不愤怒？当你的孩子被炸得粉身碎骨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社会的第一反应，是压抑愤怒，去搞什么"爱与和平"的演唱会？
默里说，这种把麻木美化为坚强的仪式，实际上是一种社会性的条件反射训练。精英阶层在训练民众：你要学会接受这一切，你要习惯，这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你感到愤怒，那你就是仇恨的帮凶。
我读到书里这一段的时候，马上回想起一件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那是2015年巴黎发生了连环恐怖袭击，造成大量伤亡。其中有一位遇难者的丈夫，仅仅在他妻子遇难之后的几天，就在媒体上发表了一篇写给恐怖分子的公开信，标题叫做《你们得不到我的仇恨》。大意是：我不会把仇恨交给你们，不会让你们通过制造恐惧与仇恨继续支配我的人生。
我记得当时国内转载这个报导，都是一片赞誉，说你看人家欧洲人的思想道德水准，都已经进化到这个地步了，老婆被杀了都选择不仇恨、不愤怒。我当时就觉得极度不适，这哪是什么思想道德水准高尚，这就是纯纯的有病啊。这就是默里说的"强制性麻木"，非常让人窒息。
但是如果你以为他们仅仅是掩盖真相和强制性麻木，那就太天真了。在过去这十几二十年来的欧洲，如果你执意要揭开这一层遮羞布，如果你敢站出来大声说皇帝没有穿衣服，那么等待你的往往是社会性死亡，甚至是肉体消灭。
默里在书里专门辟出一章，叫做《先知无荣耀》，专门讲述那些因为说了真话而被猎杀的吹哨人。
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荷兰的皮姆·福图恩。福图恩可不是什么光头党、极右翼，恰恰相反，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教授，还是一位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之所以站出来批评伊斯兰移民，恰恰是因为他想捍卫荷兰的自由价值观。他质问：为什么我们要引进一种极度歧视女性、极度仇视同性恋的文化，来稀释我们引以为傲的宽容呢？
那结果是怎么样呢？他被荷兰的精英阶层骂成是"荷兰的墨索里尼"。最终在2002年大选的前几天，他被枪杀身亡。
接下来是西奥·梵古。他是大画家梵高的后代，是一位电影导演。仅仅因为他拍了一部关于穆斯林妇女受虐待的短片，他就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头被当街割喉。凶手还在他的尸体上插了一把刀，钉着一封恐吓信。
还有埃扬·希尔西·阿里。她是一位索马里难民，逃到荷兰，通过奋斗成了议员。她简直就是完美的移民融入典范，但仅仅因为她敢于批评伊斯兰教对女性的压迫，她就被剥夺了荷兰国籍，被驱逐出境，最后只能流亡美国。
默里在书里很悲哀地总结：在今天的欧洲，未来的先知要么被杀，要么流亡，要么生活在24小时的警察保护之下。
听到这里，你可能也能理解，为什么2025年的美国政府会出台那份判定欧洲文明正在被抹除的报告了。在美国的这些右翼战略家看来，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所谓政治正确走火入魔了，这已经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前兆。一个社会，如果连受害少女的哭声都能够屏蔽，如果连指出问题的人都要被消灭，如果为了维持一个乌托邦的幻觉必须依靠谎言来运行，那么这个社会已经在精神上死亡了。
这就是默里在这本书里最可怕的判词：欧洲的死亡不是死于外敌的铁蹄，而是死于对自己免疫系统的攻击。当那些试图报警的细胞被当作癌细胞杀掉的时候，机体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那既然欧洲已经在物理上被置换了，在精神上被阉割了，真相又被掩盖了，那么，欧洲的结局是不是也已经注定了呢？作者道格拉斯·默里在书的最后一章，用了一种既悲悯又冷酷的笔触，写下了他对未来的预判。
默里说，如果你期待一个好莱坞式的大反转，比如说欧洲人民突然觉醒，或者某位政治强人横空出世、力挽狂澜，那你大概率是要失望了。他预言，未来大概率什么都不会改变。尽管恐怖袭击会继续发生，尽管女性的权利会继续倒退，尽管社会撕裂会越来越深，但是欧洲的政治机器已经产生了一种巨大的自毁惯性。那些当权者，那些默克尔们、马克龙们，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因为承认错误，就意味着要对自己毕生的政治遗产进行清算。所以他们只会做一件事：把油门踩到底，继续加速。
他们会继续告诉民众：问题不在于移民太多，而在于我们还不够包容；冲突不是因为文化差异，而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多元。他们会继续把每一个对此提出异议的人打成纳粹，继续用政治正确的胶带封住所有人的嘴。
"大型联合国"
那么结局会是什么呢？默里给出的画面非常具象。他说，到了本世纪中叶，当中国依然是中国，印度依然是印度，俄罗斯依然是俄罗斯的时候，西欧将变成一个"大型联合国"。这听起来好像挺美好，但实际上非常残酷。这意味着，欧洲作为一个文明实体将不复存在，它将变成一个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概念，一个巨大的、无根的、仅仅是为了维持经济运转而存在的国际中转站。在这里，你能够吃到全世界的美食，听到全世界的语言，但你唯独找不到家的感觉。那个曾经孕育了达芬奇、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牛顿的文明，那个曾经有着独特的灵魂和面孔的欧洲，将彻底沦为一个历史名词。
这就是默里所说的"奇怪的死亡"。它不是死于轰轰烈烈的战争，而是死于一种温水煮青蛙式的、自我麻醉的安乐死。
讲到这里，我们终于可以彻底回应开篇的那个来自2025年的巨大谜题了：为什么本届美国政府发出了那么强烈的、要与欧洲决裂的信号？
因为在美国的这些保守派精英看来，他们正在面对的，是一艘注定就要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这艘船不仅船底破了一个大洞，而且船长和船员们不仅拒绝修补，还在疯狂地拆掉救生艇，而且还指责那些想要逃生的人缺乏风度、道德败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保守派政府的逻辑很清晰：美国不想成为下一个大型联合国，美国还想做美国。如果欧洲人选择放弃自己的身份，选择在生存性疲劳中走向虚无，那是欧洲人自己的选择。万斯说：我们不陪葬。
在默里的这本书看来，欧美大决裂本质上不是利益的决裂，而是生命意志的决裂。美国这一方想要即使身负骂名，也要活下去，要赢下去；而欧洲这一方觉得，为了维持某种道德上的高尚感，哪怕我就此消失，那也是一种殉道。
在全书的最后，默里留下了一段思考，很保守主义，但我觉得不论你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很值得思考这个问题。默里问：一个文明想要存续，到底需要什么？是坚船利炮吗？是高福利的社保吗？还是看似完美的法律制度？默里说，这些都很重要，但都不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是讲故事的能力。你需要能够理直气壮地向你的后代讲述：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为什么值得存在。如果你连这个故事都讲不出来，或者你讲的故事里充满了自我厌恶和愧疚，那么无论你拥有多少航母，无论你的GDP有多高，你的文明都已经死了。
欧洲的悲剧就在于，它弄丢了自己的故事，又不敢去书写新的故事，只能任由别人的故事来填补空白。默里在全书的最后一句写道："既受困于往昔，又受制于当下。对于欧洲人而言，未来似乎已无体面的出路。而这正是那致命的一击最终落下的方式。"
当然，这本书也可能恰恰印证了美国建国先父华盛顿在总统任期结束后，对未来美国从政者先知一样的预警：远离欧洲，因为卷入欧洲冲突是"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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