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讲，对列宁来说，谁反对苏维埃政权，谁反对成立“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谁就是敌人。1917年5月，列宁在《告人民书》中这样写：“把一切胆敢危害人民事业的分子抓起来，交付人民革命法庭审判，不管这种危害的表现形式如何，是暗中破坏（损坏、阻碍、搞垮）生产、隐瞒存粮和产品、阻挠粮食运输，还是扰乱铁路运输和邮电业务，总之是千方百计地抗拒伟大的和平事业、把土地交给农民的事业以及保证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监督的事业。”所有这些“危害者”都被列宁统称为“人民公敌”。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立宪民主党首先被列宁宣布为“人民公敌”。他在12月4日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会议上争取农民时说：“你们说，我们把整个立宪民主党宣布为人民公敌。是的，我们这样做了，从而表达了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列宁在这里借用了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但从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来看，根本没有涉及立宪民主党是人民公敌的文字。列宁的进一步解释是：“我们看出，立宪民主党在继续进行阴谋活动，我们看出，他们正为了钱袋、私利和财富而组织反对苏维埃的暴动，所以我们公开地宣布他们为人民公敌。最近媾和条件即将公布，我们就要停战，土地委员会的委员再不会被逮捕，地主土地即将没收，工厂就要实行工人监督。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制造阴谋反对我们，反对苏维埃，所以我们说，他们立宪民主党是资产阶级政党，是人民的公敌；我们要同他们进行斗争。”
与此同时，是卡列金分子、社会革命党的右翼和中派，那些阿夫克森齐耶夫和切尔诺夫的拥护者，最后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列宁对人民公敌的定义并没有到此画上句号，1917年12月11日，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提纲》中进一步说明：“凡试图在这场斗争中束缚苏维埃政权手脚的行动都是帮助反革命的行为。”这里所指的反革命已经不是抽象意义上的敌人的概念，它有了一种全新的含义，因为12月7日，列宁在为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给捷尔任斯基的便条中，就把“反革命分子和怠工分子”和“人民公敌”等同了起来。12月14日，列宁在《关于银行国有化及有关必要措施法令草案的草稿和提纲》中，就将四类人划属于人民公敌：“董事、经理及全部财产达5000卢布的股东，必须以其财产和自由来保证很好地经营业务（‘人民公敌’）。打击投机倒把和逃避者：‘人民公敌’。为富人准备劳动消费手册、劳动收支手册，监督他们。他们的义务——按规定劳动，否则——‘人民公敌’。怠工者和罢工的官吏——人民公敌。”
1917年12月24日，列宁在《政论家札记》里，又把“盗贼”列为人民公敌：“赤卫队要对盗贼判处死刑和执行枪决。”此时，列宁并没有公开将知识份子划为“人民公敌”，但他对《言语报》和《新生活报》的知识份子是很有固定看法的，称他们是“富人的食客”，是“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是“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形容他们对无产阶级的暴力“惊惶万状”，“奴颜婢膝”地反对这种暴力，列宁讽刺他们这是“向富人讨好的奴才行为”。列宁的结论是：“没有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对这种尝试作出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那么，这些知识份子是‘愿意’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些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食客，正如德国一句有名的谚语所说的，只要皮毛一刻不湿，他们‘愿意’进水洗一洗。”在这里，提提高尔基也是列宁眼中这样的知识份子，也许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一问题。
列宁对这些“人民公敌”一直主张严酷的惩罚，主张用“‘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这时，列宁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计算和监督，这表面上看来是对生产和消费而言的，但实际上列宁的这种计算和监督是一个政治上的根本措施，是要通过生产、消费和各方面的计算和监督，来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暴力和强制。也是在12月24日，列宁在《怎样组织竞赛？》里，对“劳动和产品”的计算和监督作出了实质性的解释：“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
从列宁的上述讲话和文件，可以看出，这时列宁眼中的“人民的敌人”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列宁所宣布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斗争，而是“开战”，是用武装的军队来打仗的“开战”。因此，可以说在苏维埃政权的最初三个月后，布尔什维克陷入了自己的政策所造就的敌人包围。列宁唯一依靠的是抽象的无产阶级，几乎没有任何的盟友，甚至在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中，这时列宁的决策也处于少数派。面对这样的处境，列宁说：“我们和不赞成同反革命将领作斗争的人是毫无共同之点的；我们宁愿退出政权，甚至转入地下，也决不和这些人同流合污。”
这时，苏维埃是“工兵农式的”，工人是第一位的，兵是第二位的，而农民处于末位。由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原来的工人阶级大为解体，许多工人为了糊口和生存，不得不沦落为行走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背口袋的人”，即列宁所说的投机倒把分子、走私分子、盗劫分子。除此之外，大量的工人被组成了武装征粮队到农村去武装征粮，真正留在车间和工厂的工人为数寥寥。而农民处于余粮征集制的风口浪尖之上，在武装征粮队的暴力和强制之下求生存，从而成为抗拒苏维埃政权法令的“不法起事者”“暴动者”“怠工者”。处于第二位的兵是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工人，也不是纯粹的农民，但在俄国的那个特殊时期，他们带有更强烈的农民习气、精神和行为准则，他们所渴望的是“土地归农民所有”，所以列宁也没有否认，他们是“带枪的农民”。但苏维埃政权却实行的是土地归国家所有。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和来自“敌人营旅”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外，苏维埃政权似乎不可能有其他的处境。
所以，从苏维埃政权诞生时起，暴力、强制、军事手段、逮捕、监狱、枪决、就一起组成了“铁腕”政策，就被列宁认为是巩固苏维埃政权、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唯一大道。而这种决策和原则是不依真正有无反革命和反革命的破坏为转移的。在这种决策和原则实施的进程中，列宁一直强调两点，一是强调暴力和强制的力度不够，不断地要求强化；二是强调要赋予镇压机构——契卡、革命法庭、侦查委员会等机构可以采取包括执行最高刑罚在内的权力，甚至对粮食征集、检查、拦击队、赤卫队等都给予这样的权力，尤其是判处和执行死刑的权力。我们现在能够查到的列宁本人的死刑授权可以追溯到1917年12月24日：“赤卫队要对盗贼判处死刑和执行枪决。”在此，列宁没有规定什么程序，赤卫队就是最高权力机构。在那时，有多少这样的赤卫队？赤卫队被授予了这样的特权后，会有多少人被枪决？1918年1月，列宁指令：“必须对那些反对人民政权的人按罪大恶极者论处”。这当然说的是死刑。同样是这个1月，列宁要求彼得格勒的工人搜查粮食队对投机倒把分子和盗贼执行“就地枪决”，对那些不愿执行此决议的工人队员也要就地枪决：“凡查有营私舞弊行为的检查队员，也将受到同样的制裁。”但这时，列宁对这些工人队伍的执法给予了规定：“革命检查队每次写征收、逮捕或枪决的报告时，必须有6人以上的证人参加，证人一律由邻近的贫苦农民推选。”列宁还把杀人的特权赋予了地方苏维埃：“……建议地方苏维埃就地枪决罪证确凿的投机倒把分子和怠工分子。”1918年1月21日，列宁授予彼得格勒苏维埃侦查委员会新的特权：“授予检查委员会进行搜查、查抄和逮捕的权力，无须事先与任何机关联系。”
可以看出，在《取消死刑法令》公布后的三四个月里，苏维埃政权恢复了死刑。这种特殊时期的死刑具有下述几个特点：一是，这种死刑是在《取消死刑法令》没有宣布被废黜、苏维埃代表大会没有作出恢复死刑的法律的情况下执行的；二是，这种死刑都是由列宁首先以便条和决议草案的形式提出来，再形成决议付诸实施的，有相当多的情况只是列宁在讲话或报告中提出，各地就付诸实施的。三是，这种死刑的判定和执行的随意性和个人恩怨性非常强烈，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契卡的机构、革命法庭、侦查委员会，甚至赤卫队和检查队的手中。四是，这种死刑的判决是不可上诉的，其执行情况大多是无案可查的。
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尽管如此，列宁在这时并没有用“红色恐怖”这个词，他用的是“革命恐怖”，用的是“大规模恐怖”“群众恐怖”，用的是“恐怖”的替代语：暴力和强制。
为什么会有“红色恐怖”法令？
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说，1918年是个危机深化的年份。德国军队向彼得格勒逼近，随之而来的迁都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和谈、暴力与强制的分歧，布列斯特和约的谈判与最终签订，所有这一切使苏维埃俄国凶况丛生。而粮食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和武装征粮难以遏制的强化则使这一切凶况呈现出火山即将喷发的险情
余粮征集制把矛头指向了有“余粮”的人，而“余粮”又并不是农户实际拥有的余粮，余粮是由上面的指令确定的，即是将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由上而下地分配到各地区、各农村、各个农户的，是由征粮队摊派下来的。这种余粮征集是一种涉及每个农户的剥夺，在理论和政策上，凡是有“余粮”（实质上是苏维埃政权硬性规定要上交一定数额的“余粮”）的农户都被划定为“资产阶级”。余粮征集成了实际上的国家剥夺，纸币等于是一张废纸，而政府又没有工业品来作为“余粮”的赔偿，甚至一张欠款字条就夺去了农户赖以维持生命和生存的“余粮”。“掠夺”这个词是列宁这时极有针对性地使用的，他说“掠夺掠夺者”有什么不好，并且盛赞这种掠夺得来的“余粮”是农民对苏维埃政权的“贡赋”。（顺便说一下，“贡赋”这个词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全盘集体化时期被斯大林典型化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社会主义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