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崛起”，你在世界的各种角落都可以感受到，所以这一二十年，可谓一个“暗世烟濛”之期，假如延伸一下，其实二次大战以降，中国抗战八年，竟引来苏俄输入的一个“共祸”，这笔糊涂账，至今没有厘清，而中国人已经付出了上人亿死亡的天价；林昭死的时候，中国人只懂得恐惧，1968年她母亲许宪民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的五分钱子弹费；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了，这个代价就是蒋连捷、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可是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换来这个民族的文明觉醒吗？】
一、“蜘蛛盲侠”
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二○五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九○五”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二○○八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万，到二○一二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中国计划生育杀掉了四亿婴儿，他们竟派了一个使者回到这个世界，还是个盲人。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日盲人陈光诚独自逃出东师古村那一幕，我当时趴在网上看得惊心动魄，“陈光诚只身一共翻过八道墙，十几条陇，十九个小时内跌倒了几百次，才最后过了一条小溪，逃出了他的村子”——我甚至相信是上帝救了他，后来证实，他逃亡时，正在洛杉矶长滩的达赖喇嘛曾为他祈福。
中国人甚至模仿两千年的一句成语“盲人摸象”，创造了一句新成语“盲人翻墙”，从中你可以感觉到中国民间的巨大的、前所未有的兴奋和激动。二○一二年春陈光诚滞留中国的不安全感，像感冒一样传染了整个中国，变成一种推特的、脸书的、甚至整个网络的不安全感，并且从对中共的不信任，转化到对美国的不信任——美国务卿希拉里犹豫，保不保护已进入美国驻华大使馆的那个盲人。这种现象从前没有出现过，甚至在八九屠杀前中国人是谴责方励之“逃进美国大使馆”、“背叛”学生运动，自“八九”以来，中国这种民间情绪，何时彻底改变了？
由此，陈光诚终于让“中国人”进入西方主流社会，却是以一个反共的、异议的、流亡的符号，登上讲坛。在中国反体制异议史上，我找到一个序列：头一个是文革之后站出来反对邓小平的魏京生，第二个是八九学运群体，第三个就是陈光诚，还因为一个盲人也可以对抗如此庞大残暴的中共专制，而西方文化是英雄崇拜，在陈光诚身上看到英雄气质，他在中国被称为“蜘蛛盲侠”，对应好莱坞创造的那个萤幕英雄“蜘蛛人”，而饰演“蝙蝠侠”的好莱坞影星克里斯汀•贝尔曾去师古村看望陈光诚，遭到粗暴阻拦。
这个“东师古”，是中共“计划生育”恶政的一块样本。中国政府宣称，从一九七九年到二○一五年，“一胎化”政策减少了四亿新生婴儿—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杀掉了四亿婴儿，还导致了人口老龄化和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两大问题：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亿多老无所养的老人；
二十年后中国将出现四千多万壮年光棍。
这是一个比文革还要暴虐的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十亿以上的农民，血腥土改、高征购搜粮捆绑、大饥荒人吃人、文革清队血淋淋，他们都没敢怎么样，只有“一胎化”，让他们跟这个政权结了仇，他们说：计划生育叫我们断子绝孙啊！
鲁迅在“五四”时代喊过一声“救救孩子”，晚清有“弃婴塔”，然而中国自近代以来，从来没有好过，则是更大的一个背景，令我们吃惊的是，黑暗时代出现的一位英雄，竟然是一个盲人，“陈光诚仿佛一个使者，由被杀掉的那四亿婴儿派回到这个世界来，’‘他仍然用欢乐的声音、用耐心和爱心来回报这个世界’，因为他们要他来搭救那些已经和将要落胎母亲子宫的弟弟妹妹们；由此他便一个人跟一个政权抗争，由此也引来全国网友一波又一波‘探访东师古村’，使沂蒙山区孟良崮附近、地处京沪高速与国道二○五之间的这个小村子，一夜闻名于世；由此，也引来了‘中共的戴笠’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亲赴临沂部署‘九○五’专案，监控陈光诚、围堵探访人员；由于这么高的位阶，直接染指对一个小村庄的镇压，当局用于陈光诚一家的维稳费，从二○○八年的三千多万攀升到二○一一年的六千万，到二○一二年累计已达两个亿。
他令我想起顾城的一句诗：“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陈光诚令我们所有看得见的人们惭愧。
二、血祸
舞文弄墨可以拓展“社会空间”，也许是所谓“后极权”的一种错觉。东欧社会的历史经验，为这个向度提供了丰富的想像空间，也包括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但是最近这二十年，可能恰是中国专制者要向世界证明：“无权者”就是一丝权力都不会有的，“后极权”跟极权一样强大。
他们是一群工程师，不跟你玩什么“前”、“后”的文字游戏，那是邓小平对“姓资姓社”不感兴趣的一种新发展。倒是高耀洁揭露河南艾滋血祸，兹事体大，且涉及两位中央级官员，就是“十一”皆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李长春、李克强，因此就要追杀到底。
二○○九年岁尾，高耀洁医生由傅希秋牧师陪同，从德州米德兰来华盛顿D.C.，要到国会作证，揭露中国的“血祸”──那是又一个骇人听闻的“中国奇迹”：河南地方政府一九九二年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第三产业，称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由此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其操作简陋，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再把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再把剩下的红血球分成几份输回卖血者体内，由此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而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这场“血祸”被高耀洁医生等几个有心人察觉揭露，立刻遭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残酷么是不可能的呢？
谁救了陈光诚，竟在中文圈子里引起口水仗，而大家都不知道一位关键中国人，美国德州“米德兰”，有个中国异议者的麦加，有一位傅希秋牧师，至今还在中文视野之外。此前已有许多消息说，高智晟律师的妻子儿女、郭飞雄律师的妻子、郑恩宠律师的女儿等等，均被傅牧师营救出国，而郭飞雄至今系狱，高智晟下落不明也很久了。
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民间的秘密合作—基督教、法轮功、人道工作者、律师，大概还有记者等等，只不过是在营救层面，很像当年“六四”镇压之后香港的“黄雀行动”这种“合作”，并不是在拓展中国的“民间社会”、灰色地带、有限的“透气空间”，而是在一场缠斗之后，将陨落沙场的异议者们遗下的妻儿老小，救出绝境。
曾几何时，中国非体制的民间力量，落到今天这般境地？国内情形，大概下一步是严冬了。体制的肆无忌惮，不在于它有多么强大，而在于没有一丝制约的力量和机制，国人也会更加向这个体制低头。有办法的都在逃，傅希秋他们在拼命地救人⋯⋯。
三、中国人想推翻中共吗？
春天一直暖和不起来，偶尔还会冷到十几度，要开暖气，所以春作一样都没去做。世间爆出的大新闻是山东盲人陈光诚逃进美国大使馆，显示“政法沙皇”周永康的那个维稳体制已经无用，因为从上到下的人员皆靠金钱喂养，而“维稳”的恐吓功能一旦失效，接下来是“上街”还是崩溃？
初夏，王丹的“青年中国”在华盛顿DC聚会，我带上傅莉赶去，两天的台菜、烧烤、华盛顿故居、“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碑”集会，行程紧凑，我都将傅莉留在旅馆里，靠一只手机联络，而她根本不会用它；午餐吃我备好的，晚餐等我捎回去给她，她安之若素，无一句怨言。
聚会众人则讨论变局，受过西方政治学训练的几位，比较各国转型，皆言在中国这个政权，只要人们一上街就垮掉，但是“上街”机制很暧昧，看不清楚，这种社会心理亦非研究所能窥得，只能等待，所以在“社会对决”之前，任何“圆桌会议”（政治协商）都不可能，而制宪和选举都是更晚一步的事情。
最后一晚聊天，就陈光诚出逃发生争辩，在一个是最老牌的异议分子，与一个是最锐利的七零后之间，焦点则是异议者获得民间拥戴，还有没有权利选择自身安危而撤离，不过是在重复方励之的困境，陈光诚不愿留在中国充当中美协议的承担着，一如当年方励之不愿担当“中国的萨哈罗夫”，皆是无可奈何的。
归途中接李晓蓉电话，又去顺道会她，谈起此行种种，她却一言以蔽之：美国人都认为，中国人并不想推翻中共，这跟阿拉伯世界一比就很清楚：伊斯兰世界跟西方对立，有信仰与利益的双重冲突，西方人从来不认为阿拉伯会发生民主运动，结果中东茉莉花革命突起，却一下子推翻四个政权（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全在意料之外；中国自八九后不再有民主意愿，所以邓小平说经济搞上了，大家就会忘掉天安门，是看中的。
三、中国遭遇“共祸”是偶然的吗？
六月中旬以来美国东岸进入酷夏，白天室外均华氏一百度以上，据说是一百零八年未有的高温，一天蒸热下来，本来冷爽的地下室也进八十度，至月底濒临大西洋各州晚间皆遭强烈暴风雨袭击，大面积停电，又正值热浪滚滚。一个雷鸣闪电的晚上，我在电话上跟普林斯顿的余英时先生聊北京正发生的薄熙来案，其间有许多隐而不显的因素，中共亦非旧日毛邓的结构和模式，尤以“太子党”最为叵测，无人知其盘根错节和染指军权的深度，所以变数丛生，又传北京百般搜索证据以证实薄曾欲离婚之意图，我推测胡温可能追究谷开来而从轻发落薄熙来，当时情形胡温尚未摆平周永康，坊间谣言纷起，倘若薄获解脱，则习接班成悬案，这个政权分裂了，十八大开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时斩钉截铁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从来没有你说的从轻发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关习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十年之内习近平大国崛起、颟顸撒泼，余先生当年窥视历史洞若观火，从海外看大陆，撇开琐碎，直刺本质，料事如神。
那个夏天的另一感慨，是读芭芭拉•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她独辟蹊径诠释中国遭遇“共祸”，其偶然性竟在蒋介石的自尊心，不堪史迪威之霸凌，显示人事关系和人的性格有时候成为历史造因，超越更宏观与决定性的形势和力量对比，史蒋二人便是生动一例。他们关系的崩解，使罗斯福失去寄望中国（国民党）成为美国战胜日本的辅助力量（主要是陪美国消耗兵力），转而在雅尔塔请斯大林出兵中国东北，此一念之差，成为国民党失去大陆的决定瞬间，苏军占领东北，毛泽东派林彪出兵关外，又获得苏联巨大军援，国民党就输定了。西方制度文化下人皆率性，性格毕露，其被制度纠正多少，亦是迷濛之处，若论蒋史公案，则中美制度文化原是南辕北辙，两人性格缺点皆被放大，又令两种制度的缺点亦被放大，此为毛泽东枭雄得逞之诀窍也，这个泼皮打败美蒋，便成就其“奇理斯玛”神话，又折服党内竞争者，构建绝对权威，便是中共六十年荒谬之由来。所以一个“醋性子乔”（Vinegar Joe）的坏脾气，亦成中国十几亿人一个世纪苦难的偶然造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