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以反共为始的政府，怎么能搞到这个地步呢？跟共产党不是不可以打交道，三通都可以，但在政治上是不能让步的。我对马英九不了解，在我认识中是个蛮好的一个人。但我想他在党内的压力很大，就像大陆内部一样，有想法也施展不出来。配合有钱的台商做生意，少数人生活很舒服，就不管下面的人了，现在拼命拿大陆的好处，这样百姓会离政府越来越远。
问：您认为两岸之间来往，台湾自信何在，有没有外界普遍认知的“软实力”？
余英时：照理说，台湾在文化上有实力，是绝对高于大陆的，特别是那种有人情味的中华文化。而且台湾现有的社会是大家都接受的，没有人说要把他推翻来重新再搞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稳定力量，台湾自己不觉得，你看中共花多大的力气去维稳，如果每个人都觉得不推翻这个制度否则自己不能活，就是很危险的状态。
问：各国与中共打交道时，似乎都担心万一中共垮台，中国不稳会带来灾难……
余英时：对，但大家把维稳不成的后果看的很严重，我觉得中共所谓的维稳，目的是在共产党不要失去政权。可是我觉得中国不会大乱，只是慢慢的不听中央指挥的情况。现在，不会让中共得心应手地使用暴力统治。所以中共所谓的维稳是夸张的，认为没有中共，中国就会亡了，就会乱了，但没有这么可怕。
眼下台北民情汹汹，《联合报》不避袒护国民党之立场，甚至发社论指“拆政府即台独”，自然不会照登余英时的重话。马英九做了两任，到头来弄个破局的下场，恐怕再无执政机会，白白丢掉国民党可在两岸游刃有余的施展机遇，亦置外省人于尴尬境地，实非一个高屋建瓴的领袖。
六、冷漠的危险
（2005年《寻访六四受难者》出版，应丁子霖老师之邀，我写了一篇序，写得颇艰难，因为面对死难和残暴，我缺乏支援意识，幸好找到了犹太人威塞尔的文字，纳粹集中营生还者的精神最强大，六四屠杀之后的华人，如果依然不见奥斯维辛，那就太可怜了。十六年又过去了，六四亡灵仍未昭雪，我这篇文字中描述的痛苦还在延续⋯⋯）
丁子霖老师嘱我也给这本书写点什么，“一篇序文或其他文字”，书已经四百多页了，很厚了，在这么沉重的文字上面，还能添加什么呢？什么都显得多余。但我又欲罢不能，也因了那四百页的沉重，没有不置一词的道理。我怕陷于“什么也不做”的境地。
什么也不做，就是冷漠，这个态度，正是丁老师和她们“天安门母亲”群体这十五年来所遭遇的。自然，中国政府对悲痛欲绝的母亲们（还有妻子们）的压制，不是冷漠，而是残暴，但民众对这些母亲之哭天抢地的沉默，恰是那残暴下面的冷漠铺垫。
很久以来，我都把冷漠归为一种无奈，或时髦之谓曰“犬儒”，因为无人可以指责老百姓的沉默，更何况老百姓曾走上街头声援过八九学运，一场血肉横飞之后，你还能说什么？无疑，老百姓上街才叫邓小平动了杀机，共产党其实只怕老百姓，但他们不怕沉默的老百姓，甚至他们很乐意把老百姓都训练成他们的“西方敌人”的廉价劳动力。
十五年了，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母亲们的挣扎，却还是沉默，于是这沉默就变成了一个成语，叫“熟视无睹”，所谓“熟视不睹泰山之形”，通俗地说，就是看惯了，只当没有看见。
此意一丝不差地对应了英语里头的那个词：indifference，不感兴趣，冷漠。我忽然觉得，母亲们把嗓子都喊哑了、眼睛都要哭瞎了，毋宁她们是在喊叫这冷漠？
毋宁，八九六四长安街血迹未干时，徐玨七七四十九天身披白色衣裙骑车巡弋长街还是在宣泄悲痛，那末九七年忌日她一身黑色穿戴，自行车把左右两侧悬挂挽联，缓缓穿越长街去八宝山，无疑是在昭告天下，而警车摩托便在她与围观者之间筑起一道隔离墙……只要冷漠还在延续，政府决计不会理睬这些寡母孤女的。她们对此太清楚了，她们因而拼死也要发出声音，这声音是冲着沉默大众的。由此，我们便看到了“冷漠”的真相。
威塞尔（Elie Wiesel）就是到克林顿的白宫里去唠叨这一条，“冷漠的危险”（the Perils of Infifference），一个著名的演讲。
他回述五十四年前，一个犹太男孩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看到前来解救的美国大兵，他还听不懂英语，却看懂了士兵们的眼神，那里面的愤怒和同情，令男孩永生难忘，他说千年之末回望二十世纪的暴戾、荒诞，就是因为没了这种愤怒和同情，只剩冷漠。
他发表这个演讲时，正值耶路撒冷频传自杀炸弹，我记得电视晨间新闻里人肉炸弹不断，心想，一天没有新鲜感就难受的美国人是何观感？大概早就听腻了，见怪不怪，所以冷漠常常不是故意的，而是一种麻木，但威塞尔怕的就是这一条。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此类悲剧从中东版本覆制为中国版本，犹太人换成“法轮功”修炼者，人肉炸弹换成中国警察，而全世界的看客换成中国看客，政府嗜血式地镇压修炼者们，其疯狂随着民众的冷漠程度而升级，演出权力无限泛滥的一幕。但中国晓得威塞尔那篇讲词的人，大概寥寥无几。
威塞尔说得透澈却是欲哭无泪：
‘什么造成了冷漠？冷漠不可避免的后果又是什么？冷漠是不是一门哲学？我们能信奉这门哲学吗？有没有可能将冷漠作为优点？当身边的世界历经惨痛的巨变之时，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正常的生活、享受佳肴与美酒，是否有时冷漠也是一种必须？理所当然，冷漠也颇具吸引力，甚至可以说十分诱人。对牺牲者视而不见确是容易得多了。避免对工作、梦想与希望的粗暴打搅也使我们轻松很多。毕竟，陷于别人的痛苦与绝望中非常尴尬、也很麻烦。然而，在那些冷漠的人心中，他（她）的邻居不占任何分量，因此，旁人的生命没有丝毫意义，他们潜在的、甚至是清晰可辨的痛苦都引不起任何兴趣。冷漠使别人变得抽象。’
以威塞尔的诺贝尔奖得主身份来说这些重话，形同一次文明的宣言。冷漠，照英文的含义有“喜新厌旧”之义，则它便近似天性，文明乃是同人类的惰性作拉锯。喜新厌旧就是遗忘，犹太人以拒绝遗忘来改变他们在这世上的命运，Holocaust（灭绝）之后五十年来，他们见证屠杀见证历史，成效卓著，但一出五十年，人类的忘性又占了上风，所以犹太精英们忧心忡忡。
再说，世界上的人们是否真的接受他们这份文明遗产？现在可以看到俄罗斯人熬出七十年马列劫数后，承接了犹太人的这份遗产，在《古拉格群岛》中索尔仁尼琴记录了他自己的集中营经历和２２７个难友的口述、回忆和书信，后继者继续寻找斯大林暴政下的受难者，出版了刻录１３０万人名字和简历的光碟。中国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可能是迄今第一次与历史同步做出见证的受难者，丁子霖的第一份六四受难者名单，包括９６位死难者、４９位伤残者，１９９４年６月１日在香港出版，距离大屠杀不过五年。
丁子霖在这第一份受难者名单的序言中写道：
‘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
她和难友们无意间替中国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贵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没有见证的传统，杀戮、流血、崩溃，都是周而覆始，两千年走不出中世纪。距丁子霖丧子并不久远的文革1968年，一个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女儿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的时候，中国人只懂得恐惧，她的妈妈许宪民惟有在黑暗中昏厥。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了，这个代价就是蒋捷连、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才换来这样的文明觉醒。
追光者 Pulse HK
脸书2026-2-6
现于美国生活的中国著名维权人士陈光诚，被王志安于YouTube公开质疑他是否真正盲人，或者失明至什么程度，认为王涉嫌对他作出造谣及诽谤行为，已向日本法院正式提出名誉侵权诉讼，要求赔偿3.3亿日元（约1643万港元），案件下周二开审。
陈光诚提供给本台的资料指，他已于去年年底向东京地方法院入禀，已获法院正式受理。陈光诚指出，王志安于去年8月中在其YouTube频道发布一段题为《陈光诚到底是不是个盲人？》的影片，片长约53分钟。陈认为，该影片透过拼接片段、选择性引用及概念偷换等方式，否定他是失明人士的基本事实，并进一步质疑其人格、诚信以及多年公共行动的正当性。
而该影片至今累计观看次数超过48万人次，并获得逾5000个赞好及2500多条留言，亦在华语网络广泛流传。陈光诚强调，事件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观点分歧或价值判断，而是涉及可被医学验证的个人客观事实，却被失实陈述，并作出一连串推导性指控，已超出言论自由的合理界线，对其人格尊严及社会评价构成持续损害，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1岁患眼无钱医治致盲
陈光诚重申，提起诉讼并非针对不同政治立场或批评意见本身，认为公共讨论应清楚区分事实陈述与价值判断，而涉及个人身体状况及残障事实的虚假指控，具有高度侮辱性及放大效应，容易造成长期伤害。
71年于山东出生的陈光诚，1岁时患有眼疾，但因家贫未有就医而导致失明。他大学毕后逐渐投身中国维权运动，被称为“赤脚律师”，到2006年因揭发临沂市非法堕胎而被捕入狱，放监后仍然被软禁；2012年他与家人逃离家乡，进入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之后获安排抵达美国，事件引中美的外交风波，到2021年陈光诚成功入籍成为美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