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子霖在这第一份受难者名单的序言中写道："我不能眼看着那些与我同命运者的苦难熟视无睹！在这个充满着自私、势利、冷漠的世界上，他们正承受着失去亲人而无人过问、无处诉说的痛苦煎熬。他们成了被社会所遗忘甚至被遗弃的一群。面对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别人可以合上眼睛，闭上咀巴，我却不能。"她和难友们无意间替中国文化承接了一份珍贵的文明遗产。中国文明没有见证的传统，杀戮、流血、崩溃，都是周而复始，两千年走不出中世纪。自天安门母亲开始，中华民族不再对屠杀沉默了，这个代价就是蒋捷连、王楠等那样年轻的生命。母亲们献出了儿子才换来这样的文明觉醒。
本来还想加上：“距丁子霖丧子并不久远的文革1968年，一个母亲还要向政府缴纳枪杀她女儿的五分钱子弹费，这比中世纪还要野蛮。林昭死在中国人只懂恐惧的时代，那时他们还没学会冷漠。林昭殉难，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但从上海龙华机场到坦克履带碾压的北京长安街，中国依然黑暗，距离并不遥远；可是从林昭妈妈许宪民到天安门母亲群体，中国露出文明的晨曦……”。
5/25/96神性失落的人性
绝对不要对人性抱任何幻想，任何人的。
这大概是基督教神性的支撑点。将人性归于罪性，那是属于人的，而人性中可能发出的善良等等，都只是神性的反射，这是基督教找到的一种彻底的说法。
中国传统中主要是没有这种彻底的概念和精神来源，因为没有把人超越掉。因此中国传统其实是极人本主义的，是最悠久的一种人文传统。
可是这种人文又不是西方自神本主义下解放出来的人本主义，其中的宇宙观架构极不一样。西方从神本下引出的人本，仍有其神本的源头，而在人本这一端，又形成了政教分离，私域、公域的划分，延深神性的法律制度等等，所以关照在神性之下的“人本”是有极大限制的、秩序的，可以返回神本的。相对于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神性的源头早失落于先秦，中间经由一个佛教的神性补充时期，已不是中国原来的神性源头。再经宋明时期以儒化佛成禅宗，连佛教的神性源头也失去了，所以近代以后的中国精神是没有神性的。以儒化佛，再加上道教精神，提升的只是人文一端。这样的传统资源，一遇西方基督教创世观在近代的冲击，瓦解是几十年的事，遂成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一损俱损的大悲剧。政治秩序呈越变越黑的趋势，同没有政教分离关系极大；政治秩序瓦解牵动文化秩序和道德秩序崩溃，同只有丰富的人文精神而失去神性源头有关；不可靠的人性在乱续的、愈演愈烈的政治环境中，不止产生“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乱世枭雄的替代更迭，也导致整个民族的萎琐、狂热和奉人间恶魔为神，这其实就是“五四”以来批判的所谓“国民性”对失去神性之人性的一种绝望。
如今我们追寻的“现代化”，乃是试图在没有神性关照下，只去摘取西方从神性当中引申而来的那种人本主义及其制度化，这是不可想象的事，例如人权、法制，都是这种困境。保守主义所做的事，大致是在重新诠释中国传统中原本极发达的人文主义，以它来为“现代化”作传统补救，所能挽回的最极限，也是那个曾经被一个神性文明所摧毁的世俗文明，即林语堂所谓"欢乐的异教徒社会"，而现代化在西方的困境正好是一个世俗化的困境。那么，直接去接引近代曾经临近过中国的基督教呢？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基督教，大致是一个在中国的“文化或无文化”之外的发展，以港台为基地形成一个基督教中国社会，仅有百年历史。真正中国文化政治秩序下的基督教传播，不过是近几年的事，发展趋势极猛。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两个联想：其一，就中国现存的一个渐被现代化了的异教的暴政而言，基督教的中国化也许会经历一个当年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的黑暗时期；其二，一如佛教之传入中国，是在汉末大动乱、南北朝时期政治不稳定而思想开放的情形下，苦难是中国接受佛教的主因。就后者而言，中国接受基督教是需要约翰、保罗式的使徒呢，还是需要慧能这样的禅宗开山大师？我对远志明说，你的路子是对的，但希望你去读一读“六祖坛经”和有关慧能的史料，看他是如何将汗牛冲栋的佛经化解为一两句禅机的，中国人需要的大概是这个，而唯此基都教才能中国化。
26-Jan-97顾准震撼
近来读到两则文字﹐对久被困扰的问题有所舒解。
近现代的本质﹐从个体﹑生命﹑意义的角度来讲﹐就是失去了神﹙西方﹚和天道﹙中国﹚﹐人开始独自面对荒野﹙所谓“存在”的含义﹚。我始终不知道一个界限﹕所谓“现代”是指传统解体﹐这是一个宇宙观的崩解﹐人不再活在“神”的看顾之下而要靠自己。近代以前的世界是让人相信有一个意义的体系﹐一切合理都是神或某种天道有目的秩序的安排﹐个人生命就在其中被安顿﹐这就是意义﹑价值。
钱永详“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写道﹕近代文明的一个主要特症﹐就是摧毁了这一套认为生命的意义有其客观来源的信仰﹐韦伯借用席勒的说法﹐称近代人"祛除了世界的迷魅"或译作"解除了世界的魔咒"。世界从伦理角度来看是"非理性的"﹐只是机械性的运转﹐没有任何内在本有的意义或目的可言﹐事物的因果关系也不构成一套客观的道德秩序﹐因此不可能提供生命的安顿﹑意义。近代文明原来本质就是使人在自然和社会中均摆脱了天赋道德秩序的羁绊﹐个人必须自行建构价值与目的﹐寻找生命的意义。但是﹐十八世纪以来二百年似乎证明﹐人在除魅的世界里寻找意义﹑安顿自己都是徒劳的。但是人又不可能返回到“除魅”以前去了﹐因为上帝已经“死”了。这二百年﹐种种借除魅之前的思想资源以人力落实“天国”在没有上帝的人间的努力﹐都是荒诞。西方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反复论证了这一点﹐而承启柏拉图—黑格尔—马克思的一套哲学则是要做这件事﹐共产主义二百年来在全球的失败﹐暂时宣告这种与西方基督教息息相关的“现代努力”与人性不符。中国的顾准作了这种理论的清理﹐非常伟大。
我自己近三年的苦难﹐基本上也是一种突然置身于荒野的感觉﹐绝望﹑黑洞感都是这种个体本能的反映。我的特殊个案在于﹐我因《河殇》而成为一个反传统的符号﹐那是承继于“五四”的一种“天国”幻觉﹐当然是只有沦丧﹐我们没有“天道”也诅咒“天道”﹐哪里会有指望呢﹖可是﹐我偶遭灭顶之灾﹐一度是那样地渴望回到“除魅”以前的世界里去﹐盼望神迹的降临﹐完全忘了“上帝”已经死了。可是在内心“返回”却是勉强的﹐因为心里其实不相信“上帝”还活着。这种不信﹐是近现代以来的“理性”透射在我身上﹐奥古斯都说﹐先信、再理性﹐现代人很难做到了。这段经历要再好好想一下。
重信“天国”可以落实人间﹐是近现代的一个极大误区﹐混淆了理念世界与实在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纯西方的古典观念﹐靠宗教描述并作为一个终极价值超越于人世间﹐西方经启蒙运动划清“上帝”与“凯撒”﹐分离“天国”与人间﹐人间似乎只靠科学﹑学术与政治来安排﹐从这里便产生分流﹐黑格尔—马克思一路还是要在人间建立“天国”﹐而英国经验主义如贝克到后来德国的韦伯一路则坚持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人不是上帝﹐科学﹑学术都不能代“神”﹐企图代替就是“人间妖魔”﹐如中国的毛泽东。
中国近现代受西方影响﹐反掉自己的传统﹐失去“天道”﹐宇宙观崩解﹐却承继了马克思一路极端﹐要建“天国”在人间﹐半个世纪弄成人间地狱。进来读到顾准的身世﹐惊讶万分﹐感慨之至﹐这样一个思想孤星﹐真是一个学术奇迹﹐人格极致﹐说明三四十年代受西方影响的一代人即使曾被马克思主义裹挟﹐也仍有俊杰可出。相比之下﹐四九以后的中国大知识分子只是卑劣而已﹐昨日与林毓生先生谈起此点﹐他说比如金岳霖曾说“哲学就是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而他就是在英国学的经验主义﹐还是殷海光的老师﹐“只能说无耻啦”，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及其“导师”们，从学术到人格都是“愧对顾准”。
这次顾准震撼对我来说﹐还有一个个人心得。顾准说﹕“1789、1917这股力量之所以强有力，一方面是因为它抓住了时代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它设定了终极目的。而终极目的，则是基督教的传统：基督要复活，地上要建立千年的王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
欧陆思潮中的神学成分﹐被黑格尔——马克思一路铸成一个学术神话﹐是中国近现代激进主义的灵魂。非政治关怀的神学兴趣纵然是个人信仰问题﹐但落实“天国在人间”终极关怀则是一脉相承的﹐我不能不有所警惕。非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信基督教﹐反传统是必然的﹐而混淆理念世界与实在世界的倾向也是避免不了的。我的个人信仰无法循此路径获得﹐返回“除魅”之前对我是不可能的﹐许多人因绝望而引起这种“返回”的冲动﹐其实只是欺骗自己﹐同迷信毛泽东并无太大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