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11核大战
有一个说法，解释毛泽东为什么70年代之前没有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是对国际形势的估计错误，他的许多政策错误也来自于此。他和许多国际领导人认为第三次大战在短期内会爆发，当然他多次提到核战争，认为打核战我们没有经验，死多少人拿不准，控制人口政策是好，但不是时候。
苏美关系紧张，而且美苏都多次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中国的生存是大问题，殖民者能杀，我们能生，不这样就会亡国亡种。毛认为要等到8亿后，控制也不晚。即使死上5亿还有3亿，中华民族还会生存壮大。60年代末，苏美关系缓和，中美也有可能结盟，显然世界大战短期内还打不起来，于是控制人口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实，反右、文革，都有这种国际因素在内。外有台湾天天要反攻大陆，美国的敌视和围攻，东欧的变革(可能是布拉格或HUNGARY事件)，苏联的赫鲁晓夫认为共产党政权遇到的是生与死的问题，所以毛要反右、文革、阶级斗争天天讲。发展已成为他议事日程上的次要问题。当然，缺乏经济学知识，也不可能使他认识到和采用邓后来用的一些经济政策。
11/14/2000计划生育暴政
过去二十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农村带来了有史以来持续时间最长、波及面最广的痛苦和灾难，是中国农村经济几近破产的重要原因，是有史以来一个政权有组织、有计划地对自己的臣民的人权最粗暴、最残酷的剥夺和侵犯，也是农村政权腐败的重要方面。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与依法治国是水火不相溶。计划生育政策不改，依法治国就是一句空话。计划生育方法不变，中国的人权观念永远建立不起来!
在中国最广大的农村，二十余年来，没有遭受过计划生育直接罚款、被株连罚款，或因交不起罚款而被兑现电视机、粮食、生猪、耕牛、手扶拖拉机等生活物资、生产资料，或因逃避人工流产和绝育手术而被扒房子，每年4-6次的孕检收费和不能如期回来(一般是外出打工)孕检的罚款，还有，为讨要计划生育指标而被迫送礼、行贿的负担，试问，除了极少数农村干部家庭或有背景的家庭，哪一家农民没有遭遇过？每年的总负担是多少？算总帐，这个数字恐怕比各项统筹提留、摊派、集资等所谓的“农民负担”少不了多少！农村经济持续多年下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农村购买力不足，与计划生育政策有直接关系。
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农村政权的运转，县乡村干部的家产积累与其工资性收入的巨大反差之成因，无不与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民的剥夺和由此带来的收入有关。在一个2-3万人的乡镇，计划生育办公室与计划生育服务站（或叫别的名称）拥有工作人员50-80人不等，而乡镇政府主管、各村委会主管计划生育的干部还有20人左右，这些机构人员开支每年人均在10000元左右；此外，它每年还要支付省、市、县各级政府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大小5-10次检查，而每次检查都要向检查部门和人员提供当地最高规格的招待，并且要向检查人员大量行贿，以期不被“一票否决”。计划生育检查成了各乡镇做假大比赛，招待大比赛，行贿大比赛，因而也就成了各乡镇财力大比拼，成了各乡镇农民负担的冤大头。与此同时，乡镇政府也不约而同地把计划生育罚款、收费收入当作乡镇财政的后备财源，每年都在计划生育部门划走大量资金，报销各种费用。
事实上，在大部分地区，县乡计划生育工作就是这样恐怖。一些地方乡镇领导向外地取经者介绍经验，直言不讳地说，“没什么经验。就是一个‘打’字。抓住了计划生育对象，就往死里打；抓不住计划生育对象，就抓他（她）的父母，一样往死里打，打得他（她）招架不了，工作就好做了。”每年因计划生育而逼死人，打死人，做手术失误死人，和农民报复杀人，法院判决报复者死刑，等等各种非正常死亡事件，在各地时有所闻，在农村，农民早已麻木，地方政府从来也就当作小事一桩，无足轻重。乡村干部总是向农民灌输这样的观念：“计划生育，告状不灵”，意思是乡镇村因计划生育问题对农民采取的措施再过分，再违法，农民是无处告状，无处伸冤的。农民的确是接受了这种观点，对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逃亡，加入“超生游击队”行列，宁愿流离失所，在外地过着逃犯一样的生活，很少有反抗的。作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有关计划生育的过激行为从来是偏袒的，对其违法做法一般是不预纠正，不预追究的；确实激起民愤了，大不了处理一、两个干部，风头一过再安排使用。
二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措施还把农民的隐私剥夺无遗，成年妇女不得不在自己的父母、子女乃至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追究其怀孕、流产、上环、避孕等等过去中国妇女最羞于启齿的事，因其与性生活有关的事，长期被官方追究责任。甚至末成年的少女和已过更年期的女性也常常被列入孕检和其他计生项目的监督范围，不得不经受乡村干部、计生干部的侮辱。在农村，人的最起码的隐私权早已荡然无存，更不能提生育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