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生有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蛮劲，革命热情尤其高涨。这种全新的生活起初对我们来说充满了新奇和刺激感，那时候父辈还没有受到冲击，革别人的命总是刺激好玩的。我们跟着高中生屁股后面转，但是比他们更纯粹更投入，批判工作队，给老师贴大字报，一旦有了具体对象都会冲锋陷阵。
而我在批斗老师过程中下不了狠手，被革命同学认为立场不坚定。有一次学校开批斗老师大会，每个老师戴一顶高帽子，最后纸糊的高帽子不够了，就给排在后面的两个化学老师头上各扣了一个铁皮水桶。我们穿着借来的男式军装，带着军帽系着皮带，站在台上每一个挨批斗老师的后面作押解状，以壮声势。这种角色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与的，是被已经控制学校的高年级同学指定的。
在押往批斗现场上台阶的时候，化学老师因为水桶一直扣到脖子上，看不见前面的路，一下子就跪倒在台阶上。我完全是下意识地“哎呦”一声，就把老师扶起来了，然后一直把他扶到了台上。这下可好，立刻有人喊口号要求把我撤下来，说我阶级立场有问题。事后红卫兵组织领导人人都批评我，要我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而我并不认为做错了什么，辩解道对看不见路的人来说，如何让他走到批斗台上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摘掉桶让他自己走，要么就要有人扶着他走。大约他们觉得我不适合做押解员，以后就不让我上台了，我还很失落了一阵子。
不久我们被高中生整合进“八一兵团”。我吃住都在学校里，连家也不回。用当时的话讲，满怀热情投入到“革命的大熔炉”中去，忙着当播音员，当宣传队员、写稿子排节目，写大字报，给高中生打下手。班上的同学分成两派，一派属于“红三司”下属的“八一兵团”，另一派属于保皇的“陇革”。两个群众派别都在指责对方走的封、资、修的黑路线，而自己对毛主席最忠、贯彻毛主席指示最坚决。两派由辩论逐渐升级到相互围攻动手阶段。
“陇革”的一帮男女同学占领了学校旁边的钟鼓楼，居高临下的大喇叭对着另一派实行“高分贝的噪音轰炸”和语言挑衅。“八一兵团”立即发起争夺钟鼓楼的战斗，未果。于是封锁下楼通道，就像马谡在街亭被围困在山上一样，一连几天对孤楼实行断水断粮。最后他们只好认输投降，被押解下来。
坊间老百姓说，这男男女女在上面混杂在一起这么些天，估计下来“娃娃都有了”。12岁的我并不明白此话是什么意思，但知道不是好话，由于派性的缘故，就鹦鹉学舌跟着起哄。在钟鼓楼上正好有我们班一个女生，她听到了就纠结了一帮该派的男生要来打我，吓得我赶紧去“八一兵团”搬救兵。
眼看着“武斗”从“冷兵器”发展到“热战”。我哥和一帮高中生们用墨水瓶装填土炸药雷管引信在做手雷试验，好像效果还不错，威力挺大的，震得教室玻璃哗啦啦响。我们几个女同学在一个小教室里裁纸打浆糊，正准备写大字报的用品。突然一个滋滋冒烟的墨水瓶滚进了教室，眼看引信就要燃完，女生们一片惊慌呼喊，钻桌子翻窗户四下逃窜躲避。我一个箭步奔向教室门口，准备夺路而逃。一个初三男生双手撑在门框上不让我出去，眼看墨水瓶就要爆炸了。
就在我脸色煞白急的快要哭出来时，听见窗外男生的笑声。我这才发现墨水瓶里既没有炸药也没有雷管，腿软的一屁股坐在地上。那帮坏小子们探头进来，说我们打赌，看你们这群女生里会不会出一个“王杰、刘英俊”。
有人说，我们认为，金雁最有可能为了保护大家，奋不顾身地把“墨水瓶”捡起来扔到窗外，结果没想到她是第一个抱头鼠窜的。看来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气得两天都没理我哥，认为是他带头使坏的。事后想想，如果真是土炸弹的话，怎么可能会出现堵住门口不让我们出来的事？我也是给吓糊涂了。
后来街上有了批父亲的大字报，父亲头上被扣上了五顶吓人帽子：历史反革命、黑帮、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阶级异己分子，而且遭到游街批斗。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氛围中，我从“革命小将”变成了“狗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