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沈阳市，南塔下，文化路上的一个科研大院出生的。我们这个科研大院从1953年建所开始，某种意义上说，一直是处在一种“封闭”的状态中。说封闭，是因为整个大院都是用一人多高的砖墙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的，里面一半的面积为工作区，另一半是家属住宅区。职工们每日在所内上班，家属们的活动范围也基本是在大院中。院外东、西两边，有两个不算小的商店，供应院里三千多职工和家属的日常生活所需。院内还有个医务室，小病不用出院门就能得到治疗。我们这个科研所的“周围邻居”，也都是自成系统的单位：有几所大专院校，还有陆军总医院和空军司令部，这些单位也都是用高墙和外部世界分割，相互间没有多少来往。
我们这些科研所出生的孩子们，从小到大就是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生活，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与成人世界相对应的孩子世界。职工们的工作是以研究室为单位来进行的，遇到需要自报家门的情况，都会说：我是一室的，三室的，八室的，等等。而我们孩子们的活动则是以住宅楼为单位来划分的，每一栋都是一个“堡垒”，由于这些住宅楼的侧面都有清晰的楼号标示，不同住宅楼的孩子便把自己所住的楼号当作自己的“单位”名称。初次相识，相互间都会问：你是几栋的？回答则是：1栋的，3栋的，12栋的，等等。
文革初期，我们大院一共有20栋职工宿舍楼，大部分是3层2门12单元的红砖楼。据说当时是按苏联式样来设计的。除了12栋、13栋是一单元3居室的高研楼－－高级研究员的宿舍外，其余的楼都是2室或1室的单元。我们这个大院，是两家研究所合用的，20栋宿舍楼也分别属于两家研究所。这样一来，孩子们互相的认识除了有“栋”的分别外，还加上了“所”的分别。
我所居住的12栋是高研楼，这个12栋的名号，对其他孩子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只要一报栋号，对方就会对你的家庭状态乃至社会地位有个初步的印象。12栋在文革前孩子不多，文革后，先后住进了好几户“出身好”的普通职工，他们都是些30多岁的人，每家都有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们的加入，壮大了12栋孩子团体的队伍，让我们在其他“栋”面前，也显得多了几分“力量”。
我对这个孩子世界的清晰记忆，是从6岁开始的，那一年九大召开，所内因文革带来的混乱开始平定，我也能比较自由地在楼外玩了。那时各个栋内部，“出身好”的孩子和“出身不好”的孩子也能玩在一起了。
文革初期那些年，除了和外公、外婆出门买菜外，我都是一个人在家里呆着。外面的世界很乱，我们的出身又不好，属牛鬼蛇神一类，大人们根本不敢让我到外面去玩。其他楼那些“出身好”的半大小子，经常欺负“弱势群体”。1栋有个老太太，做过大户人家的小老婆，无儿无女，晚年和侄儿一家住在一起。这个侄儿，由于“历史问题”，也在被专政之列。这样一来，这个老婆婆就成了那些“红后代”欺负的对象，只要她一出家门，就会有一群孩子围着她叫：地主婆，小老婆……
文革最混乱的时候，我和外婆出去买菜，也曾被这些半大小子追着扔过石头。1969年之后，所里的状况有了很大的好转，但我还是只能在家门口玩，不敢到12栋之外其他楼的地盘上去。
我们这20栋家属宿舍，每栋都有自己的特色。除了楼的设计有分别外，居住成员的“名气”让每栋楼有了独特的“色彩”。到访的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在我们这些孩子们的眼中，每栋都自成体系，各有各的风格。离我们12栋最近的是1栋和13栋。1栋是一幢18户2门洞2居室的三层楼房，背对研究所正门的主道。文革时期所内唯一一座伟大领袖的画像，就在这栋楼的前面。我们大院所有的住宅楼都是南北向的，有的是坐北朝南，例如8，9，12，13栋；有的则是坐南朝北，例如1，2，3，4栋。从我对1栋有记忆开始，它的名字就是和一“流氓家庭”连在一起的。
1栋住有一特别的家庭，这家的父母我从来都没见过，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大院的工作人员。这家人出名，不是因为父母，而是因为他们有几个“不得了”的孩子。他们家有三个男孩，一个女孩儿。大男孩儿叫“老眼（音）子”，中间的那个叫“老三子”，小的男孩儿叫“老甚（音）子”，那个女孩儿最小，比我还小几岁，顺理成章地被叫做“老丫头”。据说“老眼（音）子”还有个哥，但似乎不在这儿住，所以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庐山真面目。我们院里的孩子们，没人不知道这哥四个的，尽管绝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他们真实的名字，甚至连姓什么也不知道，但一提起他们的外号，绝对是尽人皆知。
这个家庭是1栋的一霸，也是大院里数得着的“麻烦”。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干过什么，但几乎所有的孩子都惧怕他们，不敢到1栋的周围玩。在我还是个小丫头的时候，这家的老大大概十六、七岁左右，中间的那个男孩儿十三、四岁，小的那个十一、二岁。我曾亲眼目睹过这小的哥俩欺负人的过程，很凶恶的样子，嘴上粗言秽语，手足并用地教训其他孩子。大院孩子们的世界里，关于他们的传闻很凶，有很多年，我都不敢靠近一栋，连经过他们那栋门口，都要看看是否没人。因为他家门口总是聚集着一堆堆的小流氓样子的半大小子，很恐怖。如果他们在，我宁肯绕远点，也绝不从他们的面前走过。
后来，我长到十二、三岁时，出于对这哥几个的好奇，我成了那个“老丫头”的玩伴。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放学后，都去找她玩。还从她的小哥“老甚子”那里借过一本禁书（书名忘了）。近距离的相处，令我消除了对他们的恐惧，神秘感自然也没了。其实他们也不是坏到哪里去，大概就像电视剧《血色浪漫》里的那些大院少年，把青春和精力都浪费在楼门口晃悠和打架斗殴上罢了。多年之后，和一位好友的兄长（也是我们大院的子弟，比我大3岁）说起借书之事，他居然把眼睛瞪得牛大，说：你还敢从他那儿借书？可见这几位少年在我们大院的孩子中间，真是“威”名远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