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者注意，2012年长江干流、洞庭湖和鄱阳湖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045头，2017年为1,012头，一共减少了33头，减少3.2%。其中长江干流从505头减少到445头，减少了60头，减少11.9%；洞庭湖从90头增加到110头，增加了20头，增加22.2%；鄱阳湖从450头增加到447头，增加了7头，增加1.6%。
研究团队认为，一些标志性的珍稀物种开始显露生机：长江鲟、胭脂鱼等在人工增殖放流辅助下的物种，数量有所增加。此外，圆筒吻𬶋等并未作为重点放流对象的濒危鱼类，也出现了恢复迹象，说明禁渔对整个濒危鱼类群体都有普惠性好处。长江旗舰物种江豚，作为长江中唯一的淡水哺乳动物，其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445头增长至2022年的595头，增长了约三分之一。这得益于禁渔带来的食物增加、误捕死亡和船只碰撞风险降低。
文章的作者专门跳出长江干流的数据，掩盖长江的总体数据，就是要突出，长江干流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从2017年的445头增长至2022年的595头，增长了约三分之一这个巨大的增幅，以此来彰显长江全面禁渔三年的伟大成果。但是长江三个区域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并没有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约三分之一。
根据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的2022年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察，长江江豚种群数量为1,249头，其中，长江干流约595头、鄱阳湖约492头、洞庭湖约162头。与2017年1012头相比，5年数量增加23.42%，年均增长率为4.3%。
2022年全流域长江江豚科学考察时，从2021年1月1日开始的长江全面禁渔才实施一年多，怎么能够把长江干流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增长了约三分之一的成绩，全部计算到长江全面禁渔十年计划的头上呢？
从进行的几次长江江豚科考结果来看：
2006年：1,800头
2012年：1,045头
2017年：1,012头
2022年：1,249头
2022年的1,249头只是2006年1,800头的约三分之二。如果说，2017年生物多样性衰退已经得到遏制，那么2022年是这个势头的继续。怎么能够说：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
《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的作者深知英文表述与中文表述的不同。《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结论的中文翻译如下：“类似的保护措施也可应用于湄公河和亚马逊河等河流，提高可持续水产养殖产量或许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人类蛋白质需求的担忧。全面禁渔可能有助于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但这完全需要后续努力来支持可持续渔业的恢复。这还包括减少其它损害栖息地状况、连通性、水质、流量状况和其它关键河流属性的压力因素。本研究中关于长江的结果令人鼓舞，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时代，支持大规模修复工作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决策有助于扭转过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并为自然和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而英文原文的意思是：类似的保护措施也许可以应用于湄公河和亚马逊河等河流，提高可持续水产养殖产量或许有助于缓解人们对人类蛋白质需求的担忧，也许不可以，作者不能确定，但抱有美好的希望。全面禁渔也许可能有助于恢复河流生态系统，也许不可以，但这完全需要后续努力来支持可持续渔业的恢复。这还包括减少其它损害栖息地状况、连通性、水质、流量状况和其它关键河流属性的压力因素。本研究中关于长江的结果给人以希望，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下降的时代，支持大规模修复工作的雄心勃勃的政治决策可能有助于扭转过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并为自然和人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在这段总结中，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工作者使用的是虚拟助动词，如could、might、may。在这里，虚拟助动词的作用是表示了作者的主观、美好的、符合领导要求的愿望。而作者是对中文翻译中所展现的结果，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所以说，他们是精致的利益主义者，既要名利双收，又不必承担任何责任和后果。
记得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系袁劲梅教授在她撰写的《父亲至死，一步三回头》一文中回忆了她父亲——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袁传宓。
袁劲梅教授写道：长江鱼儿回游的时候，我父亲从来都是要走的。这个规矩从70年代长江上建了葛州坝开始。我记得我父亲的朋友老谷（笔者注：谷庆义教授）穿着一双肥大的黑棉鞋，坐在我写字时坐的小凳子上狼吞虎咽地吃一碗蛋炒饭，父亲穿一件灰色的破棉袄唉声叹气地在小客厅转来转去。“坝上的过鱼道没有用？”父亲问。“没用。”老谷说。“鱼不从过鱼道走？”父亲问。“不走。”老谷说。“下游的鱼上不去了？”父亲又问。“我刚从葛洲坝来。鱼都停在那里呢？”老谷说。“造坝前，我早就跟他们说了，鱼不听人的命令的，鱼有鱼的规矩。”父亲说。“葛洲坝的人还以为他们今年渔业大丰收呢。正抓鱼苗上坛腌呢。”老谷说。“你快吃，吃了我们就走。”父亲说。我当时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只觉得他们惶惶不安。像两个赶着救火的救火员。后来我知道了他们带着三个研究生去了葛州坝，在那“过鱼道”前想尽了办法，长江的鱼儿终于没能懂得人的语言，也看不明白指向“过鱼道”的路标，一条条傻呼呼地停在坝的下游，等着大坝开恩为它们让条生路。最后，父亲和老谷这两个鱼类生物学教授只好带着研究生用最原始的水桶把那些只认本能的鱼儿一桶一桶运过坝去。并且，从此之后，年年到了鱼儿回游的时候，他们都要带着研究生去拉鱼兄弟一把，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这叫做“科研”工作。鱼儿每年都得回游，于是我父亲就得了这么一份永不能退休的“科研”工作。
这就是中国老知识分子的执著，一年一年，一桶一桶把鱼儿们运过坝去。袁劲梅教授说，“我必须告诉长江和长江边的不肖子孙有关我父亲的故事。我父亲到死对长江都是一步三回头。我希望等到人们总算懂得该向自然谢罪的那一天，会想起我的这些故事。”
笔者以为，《禁渔令遏制了长江长达七十年的生物多样性衰退》一文的作者们，听到袁传宓、周开亚（一生致力白𬶨豚保护的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等人的故事，他们只会说，这些人太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