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治医师赵阳也做过带教，他和李江一样，都认为现在的年轻医生“不如原来那么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当年好用”。他回忆自己博士毕业刚参加工作最忙时，住在急诊部，经常一个晚上只能靠着走廊的转运床睡2、3个小时，但他从来不觉得成为了“牛马”，而是骄傲于自己“扛过来了”，认为这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他总结现在医院里的对抗情绪：一线年轻医生觉得，凭什么指着我一个人薅；带组的二线资深医生觉得，为啥不好好把活儿给干完。
赵阳和李江都理解现在年轻医生的艰难。赵阳认为住院医生工作做不好，和研究生太忙了有关。医院总体的工作量也越来越大。
李江毫不避讳地承认：大型三甲医院的运转，确实依赖大量廉价、未入职的住院医生。科室也希望招来稳定的住院医，但医院的编制和经费不允许。年轻医生没有稳定的未来，主治医师也缺少住院医提供的稳定托举。
李江记得，2019年前，自己科室的硕士毕业生还可以留在市级医院，但2020-2022年，许多医院没有招聘，硕士生大量积压，只能去县级医院。只有博士能找到好的岗位。几位受访者也都回忆，2020年开始，硕士生难在大城市三甲留院。
博士学位也在贬值。21世纪初，在地区大三甲，博士毕业就被认为到达主治医师水平，毕业两年后就可以被聘为副主任医师。到了2014年，李江博士毕业，三年后被评为主治，七年后成为副主任医师。
现在，在他的医院，即使是高考分数最高的八年制博士，毕业后也需要五年（规培两年，博士后三年），才能获得主治医师职称。
根据《中国医院人才发展报告（2021）》（中国医院协会发布），全国百强医院（以三甲为主）的新聘医师中，博士占比达72%。
除了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年轻医生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来自于手术分级制度。手术分级制度2012年开始实施，根据难度、复杂性、风险等因素，将手术分为四级，每个级别规定了各级医生的手术权限，高难度手术需由相应资质医师操作。
赵阳提到，他读书时，这套制度尚未建成，年轻医生会有更多机会来尝试更难的技术。他记得，当年外科做胸腔镜手术，年轻院总（刚入职的总住院医生）和主治就可以主刀，主任医师在一旁细致观看、指导。但现在的年轻医生因为制度的限制，很难再有这样的机会。医学论坛“丁香医生”上，一位年轻医生自述工作了五年，升到主治，但也只能做阑尾炎、胆囊炎等中低风险手术。
赵阳说，带教的责任首先是完成本阶段的教学培训任务，“我本人非常愿意带你做一些高级别的操作，但这些并不在大纲的要求里面。（还有）伦理的基础，不能给患者带来额外伤害，要求难度越高的操作，对术者经验就越高。”他认同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带教不想承担额外责任，年轻医生就无法在带教的手术中实践高级别操作。
可以看出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年轻医生如果想提升临床能力，做更高级别的手术，首先必须在科研上花费大量时间，才可能晋升为更高级别的医生，进而获得做高级别手术的资格。但人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一位受访者曾听到上海某主任医师感慨：院里一大批顶尖八年制博士特别会写论文，但就是不会看病。这句话或许有些武断，但也正反映了年轻医生面临的困境。
越来越忙，越来越穷
2024年以来，医生的处境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截至2024年12月，中国已开展至第十批国家“集采”，即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国家医保局以医院用量为筹码，直接向企业“团购”，挤出药品和耗材的“价格水分”，这些国产药显著降价了，也减少了医院的盈利空间。国家“集采”政策始于2019年。
接着是2024年全国铺开的DRG/DIP改革，国家医保基金开始根据病组和病种分数来“打包付费”：患者的病情越不平稳，被分入分值更高的组别，那么医院考核的分数就越高，科室奖金、医生绩效也能更好。
为了提高考核分数，在一位被访者的科室里，上级会从抢救室“捞”来病情最重的病人。但这也可能造成亏损。这是因为来大三甲医院的病人往往病情复杂，需要做大量检查，当检查的金额超过医保报销上限，亏损就由科室和医院来承担。一位科室主任发现，收进来高血压病人，全部都亏。所以一些医院不得不收入更多病人，干更多活，来维持原先的收入。
在考核与病人增加的双重背景下，病床周转率越来越快，无论一线还是二线医生，都感到越来越忙了。一位受访者记得2013-2014年间，科室里一个月可能只收治十几个病人，而现在收进来的病人能有四五十个。
也是在2024年起，医院降薪成为全国现象。年底开始，骆军的绩效减少了一半。原来每个月工资到手12000、13000元，现在只有7、8000元，还不到当地的城镇平均工资。
风波从2022年就开始，在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妇产科，主治医生的到手工资下降了三分之一，副主任、主任医师也受到波及。
倒查和罚款也随着2024年以来的DRG/DIP改革变多，各科室多了一项工作：针对DRG罚款进行申诉和学习。
骆军就时常收到医保科发下的单子，告诉她前两个月要扣多少钱：增加的医保特殊项目要不断记下来，有时候检查做了，会判定为重复筛查，不查，可能通过不了检查，还要扣罚。
李江发现，低年资医生往往是医保倒查扣款的直接责任人，因为医嘱上写的是他们的名字。虽然治疗组一同承担扣费，但“人治”之下，遇到上级不认帐，还得是年轻医生被罚款。
各年资被访者均表示，他们不会为了省钱，而降低给病人提供的医疗水平。“我们也要努力省钱，但是不花钱，自己也没有价值了。”李江说。
比如一套质量更好的脑脊液引流系统要2、3000元，但出于集采的要求和医保控费的压力，医生现在会选几百元的。管子可能脱落，导致感染，给病人带来痛苦。医生只能更谨慎小心地做手术。
现在这位副主任医生的工资降了四成，此外最多时一个月能有3000元的医保倒扣罚款。
原来我还可以不做医生！
博士最后一年，谭璐经历了一场医闹。一位去世患者的儿子带着约10个男性家属在病区摔东西、骂人。一整天里，谭璐和其他几位医生躲在护士台里——整个病区只有那里有监控。谭璐记得自己在电脑上补病历，男家属就在她旁边挥舞拳头。她没有喝一口水、上一次厕所。期间，另一位医生问谭璐：还想做医生吗？她突然意识到，原来我还可以不做医生！
经过深思熟虑，谭璐终于决定离开她热爱的临床工作。
2023年底，骆军第一次提出自己不想干了，但身边人都反对她离开这份稳定的工作，尤其是父母。她又坚持了一年，抑郁加重，父母不再反对。降薪是最后那根稻草。2025年初，骆军提出离职，开始投简历，一个月后获得了面试机会。
改变需要勇气，在好医院，有编制，有“虚名”。更重要的是，医生的成长曲线漫长，也意味着离开的沉没成本极大。要成为一名医生，从本科开始，最短的要8年——本科五年，硕士（并轨全科医生规培）三年，毕业后拿到医师资格证，也就是去世的孙同学的路径。最长超过十一年——医学本科五年，临床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有人可能还要读博士后——王越卓就走了最长的这条路。毕业后相当于已在医院工作了四五年。在这之后，还要进行“专培”（专业医师规范化培训），有各类考核，逐渐升任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
但不少医生们还是选择离开。2025年12月，丁香园《2024年医疗机构最佳雇主洞察报告》显示，三成医务人员都有明确离职想法，七成倾向转向非医疗行业，离职人群集中于急诊、重症等高压科室，以及1-3年工作年限、初中级职称群体。
“辞职是一种传染病”，2024年4月，一位坐标浙江的医生在“丁香医生”论坛评论道。另一位医生跟帖：我们这里一个1月辞职，一个3月辞职，还有2个没找到下家。
另一位已经在妇科工作的受访者已经离职，她提到，曾经与她共事的另两位住院医都已经离职去了医药公司。如今，100多个本科同学聚会，四分之一转去了社区医院，或者从常规科室转去辅助科室——没有急诊，周末双休，虽然钱少，但更有性价比。前述在骨科工作的受访者说，医院曾有个两百人的新职工大群，如今，一半都离职了。
还有人在更早的时候就决定离开这个行业。比如八年制博士生毕业后直接转行，这意味着失去规培机会，拿不到医师资格证，再也无法回到公立医院。甚至有人本科阶段就去药企实习、准备考研考公。
离职后，那位在妇科工作的受访者把自己从规培开始一直购买的定期寿险停了。因为现在不用担心猝死了。
医生工作的理想主义外壳已被完全剥去。“我付出我的劳动，获得我的报酬，差不多了。”前面这位年轻骨科医生表示，身边人最希望的只是按时下班，陪陪家人。“解除人类之病痛，”他引用了一句希波克拉底医师誓言里的内容，表示无奈。“没有人愿意24小时就在医院里陪患者的。”
许多离职年轻医生在社交网络分享离开医院那一刻的快乐。有人终于给媳妇做了一顿饭，有人在办公桌收拾出一整屉请同事开给自己的睡眠药。有人发出收藏已久的家养小精灵多比的表情包。许多人都是裸辞，却等不及要拥抱医院门口的阳光。
骆军进入一家医疗企业工作。她在社交网络上分享了自己的离职经历，获得了热烈回应。她说，帖子流量最高的时间都是深夜，很多医学生发来私信，“那可能是他们在值夜班，很崩溃的时候。”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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