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4日，在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规培的硕士生孙某某离开宿舍，后跳河身亡。近些年，此类事件并不少见。据公开信息，仅2024-2025年，至少有9位规培医生/护士或实习医生自杀。2024年2月，湖南省人民医院规培生曹丽萍用手术刀割开了自己的颈动脉，她留下的千余字遗书里，出现了10次“加班”、9次“请了假”、6次“事情做不完”、4次“猝死”和3次“不能休息”。社交网路上，常有医生分享一边发烧挂点滴、一边值夜班、补病历的日常。
在中国，要成为有医生，必须完成三年（33个月）的规范化培训，才能获得医师资格证。规培医生要同时完成科研和临床任务，孙某某曾向同学吐槽“任务很多，自己协调不过来”，在遗书中她写到自己被导师和带教双方“训斥责骂”，“很难继续工作”。
如果说“能独立下医嘱”是一个医生转正的标志，那么一个医学生从实习走向转正的时长将远远超过其他行业默认的三个月、六个月。毕业和完成规培是第一步，此后他们将成为住院医，博士生还要进行“专培”（专科医生规范化培训）。但在获得“主治医生”职称之前，他们都不具备决策权，需要服从更有经验的上级医生的管理与指导，后者也始终掌握着他们职业发展的机会。五年本科后，下一个阶段短则三年，长则八年。
这也是一个收入极低的阶段。2020年医疗行业论坛丁香园的调查显示，近三成规培生每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社交网络上，许多医生将医学生的劳动称为“奴隶制”，因为他们既没有自主性，也没有正式职工待遇。“谈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
正面连接访谈了七位处在这个阶段的年轻医生，他们平均年龄31岁，普遍经历连续的夜班、糟糕的身心状态、医患冲突、科研内卷和降薪。他们与离世的孙某某一样，难以平衡科研与临床，也感受到导师、带教管理方式的问题。
医疗是一个极度依赖经验的行业。主任比副主任优秀，资历老的好过刚毕业的，患者们大体都抱有这种信念。许多年来，医学生们也相信这套规则，并顺着这套职称体系晋升，成为更资深、更权威的人。然而随着个体意识的普遍觉醒，经验与权威逐渐变成了控制与剥削的近义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退出甚至反抗这类体系。
年轻医生的信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的七位受访者在以学生或住院医师身份进入临床之后，很快开始产生怀疑——
越资深越可靠？如果上级医生做出错误的医疗决策呢？
一个根据科研而不是临床能力决定医生是否晋升的体系是否有问题？
用职称来决定一个医生能操作的手术难度是合理的吗？
这些怀疑最终导向一个相同的问题：除了做医生，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选择？
除了年轻医生，我们还访谈了三位资深医生，他们是主任、副主任、主治医师，他们也是年轻医生的上级、带教。他们一方面感到现在的医学生“不如原来那么耐用了，至少不如自己当年好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规培制度、手术分级制度对年轻医生成长的限制。同时，他们自己也并没有感到被这个体系优待。
作为普通人、患者，即便从最利己的角度，我们也有理由关心医生的处境，因为我们的健康仰仗医生的决策，我们的性命有时就握在他们手中。
生病的医生
2024年4月，做了两年住院医的骆军得了重度抑郁。那时，她所在产科有三位一线医生有抑郁症。根据《2020年医务工作者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我国27.7%医务工作者可能存在抑郁倾向，其中医生抑郁得分最高，初级医务工作者显著高于高级医务工作者。
睡眠障碍是骆军抑郁的一条伏线——从硕士二年级起，她开始吃安眠药助眠。但睡眠越来越差，逐渐发展为严重睡眠障碍。确诊之前的半年里，即使不在值班的夜晚，她每天晚上也2、3点才能睡着，不到4个小时后就起床上班。
不止一位医生表达过睡眠障碍的情况——社交网络上，年轻医生普遍表示身边同学和同事有早醒、焦虑、浅睡眠的情况，并列举了自己储备的各种药物：文拉法辛、安非他酮、奥沙西泮。
除了工作压力，骆军也感受到了同情心对自己的负累。她发现这里有一种共识：不能“把情绪带入工作”，即使情绪是善意的共情。规培时，一位已经破水的产妇来到了科室，她没走正规流程，当即垫付了入院费用。带教批评了她，告诉她曾有同事垫付的钱打了水漂。
到了2024年过年，连续一周值完夜班后，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在看过年联欢晚会，骆军一人在房间里补觉，第二天早上醒来，又睡到中午11点。
年后，疲倦与焦虑变成了抑郁症。急诊值班结束后，她无法像往常一样，回到科里，处理等着自己的无穷尽的事情，而是坐在急诊室里发呆，直到夜里一两点。
最严重时，休息日她都躺在床上。爸爸到医院旁的出租屋来照顾她。她没力气去家门口拿外卖，一天努力吃一顿，多吃了就会吐。也不再给两只猫做饭，只把干净的猫粮倒在家里最大号的饭盆中。粪便和结块的猫砂堆满猫砂盆。阳台的多肉也都枯死了。
她还在继续上班，2024年4月底确诊中度抑郁，6月底发展为重度抑郁。医生建议她住院，但她没办法停下来，科里人少，好心的同事们主动分担工作，但她不想给别人增添负担。只偶尔请假休息一两天。
不只骆军，受访者们普遍在医院落下一身毛病。博士三年期间，有人长出了4、5公分大的子宫肌瘤，有时还会心悸，躯体化。还有人一直有多囊卵巢，夜班或科研劳累时，月经便会不规律，有时两个月来一次，有时每天只有少量出血。
“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叫你”、“所有人都有权力管你”
挨“上级”骂、被所有人骂，是年轻医生遇到的常事。
谭璐在某一线城市就读临床医学博士，进入医院工作的第一天，还不会使用医嘱系统，她描述整个学习的过程就是：“干，干错，被骂，再改，再被骂。”
开医嘱的细节规则很多，很多无明文参照，比如要给病人开一天一片、一周七次的安眠药，不能只写剂量，还必须加上“领量一盒”，方便护士开药（安眠药为一盒七片）。许多年轻医生学会这个，就是被负责审核医嘱的护士骂出来的。如果谭璐的上级医生写错了什么，护士也是来骂她、让她解决。
我们所说的年轻医生包括规培生（一般是硕士）、临床医学博士（毕业后还需要再专培或规培）、全职住院医。这些医生的学历、资历或许不同，但相同的是在医院里作为年轻人、新手的处境。
王越卓是临床博士在读，在上海某医院重点科室“工作”。他的处境一度比谭璐更加严峻，因为他所在的治疗组有两位主任医师，却只有王越卓一个年轻医生。作为新人，他被安排了除做手术之外的所有工作：签字、查房、开医嘱、开药，“每天每个地方都有人叫你，低端的活充斥着整个生活”，他完全没有时间进手术室观摩学习，更别说上手练习。
回过头看这段经历，他发现自己处在人事链条的最底端，“所有人都有权力管你，但你并不知道影响你的到底是来自于系统的哪个环节，也没有人会对你负责。”
作为对照，也有受访者表示自己规培时遇到的带教医生对自己很照顾，会手把手教自己写病历，逐字修改，附上便签条，也有的上级会主动演示手术过程，带着规培生操作。有人还能在假期排班时得到照顾，走后门出去玩几天，身体不舒服时周末值班甚至能睡半天懒觉。但遇到什么样的上级似乎全凭运气，因为这种不确定性，受访者们形容这是一个“人治”的系统。
人治有其基础——每个科室都有个“核心组”。王越卓把它称为“法老团”。这个包括科主任、护士长和其他科室骨干成员的领导班子可以决定是否招入新员工、硕博士生要做多久临床工作（短至几个月长至三年）、年轻医生拿到多少绩效奖金（从几千到上万不等）。硕博士生的导师往往也是核心组成员。
年轻医生要完成许多医疗之外的任务。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他们要负责上级医生的几乎所有文书工作，录入医嘱、写病历、填写医保系统里的各种表格。
医师聚集地“丁香园”曾发布一项调查，有50%以上的住院医师，平均每天用于写病历的时间达四小时以上。
一份好的住院病历可以长达十几页，包括病人既往病史、入院记录、查房记录，各项同意书、通知书、麻醉记录和完整病程记录。病历格式要求严格，比如，每次输血需要写输血医嘱、输血前病程及输血后病程，十次输血就意味着年轻医生的二、三十次病历工作。
有时病人病情变化不大，但如果忙不过来的医生直接全文复制粘贴前一天一模一样的病情描述，被告上法庭时，也成为了质证的焦点。一位受访者见过这样的诉讼，病人拿着病历质问医生：怎么呆了这么久，病情一点变化都没有。现在这位受访者每次起码给病例写上7、8行。
此外，他们还要负责最基础的医疗处置，比如住院部里的：开药、插管、骨穿、透析；门诊里的：在深夜的急诊室里取出扎入患者脚底的几片碎玻璃，这项工作需要耐心与技术，只收费几十元，医生只能得到几块钱操作费。
他们也被称为“一线医生”，与患者距离最近，但我们很难知道他们的名字。医疗单据里的签名往往来自主治或更高级别的医生。在办公区，谭璐、王越卓和其他住院医都没有自己的固定工位，哪个电脑没人用，就坐在哪。在住院部管床时，患者的床头也不写医学生们的名字。
为了完成上述种种工作，年轻医生们不得不超时上班。我们的七位受访者，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12小时，最多会达到15小时。在医院第一年，谭璐基本每天晚上十点才能离开医院。一位受访者在产科工作，最多的一次曾连续工作36小时，这意味着上完白班，值夜班，继续上一整个白班，中间最长只休息了30分钟。他们很难按时吃饭，如果要进手术室，上厕所也变成奢侈的事情，往往一憋就是一两个小时。
长时间的消耗下，头脑发昏，心跳加快，是手术室与值班室的常态。许多第一年进入临床工作的规培医生都会晕台，即在手术台上感到头昏、视力模糊，丧失意识而摔倒，平均一两个月就有一次。对此，有经验的医生见怪不怪，会叫他们在旁边坐着歇一会儿，或者打电话叫个人顶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