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贸易体系的第二个目标，应当是确保经济强劲增长——尤为关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让这种增长惠及全国，通过为绝大多数国民创造富有成就感且薪酬优渥的就业机会，从而实现利益的公平分配。流向劳动者的利益，其规模至少应当与流向资本的利益相当。此外，只要不危及其他既定目标，新型贸易体系还应优先致力于降低普通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最后，这一新体系必须在人们眼中显得公平正义。唯有当广大劳动者确信该体系能为自身带来实惠时，它才具备长久存续的生命力；它绝不能沦为固化少数特权精英阶层地位的工具。
建立一种能够实现上述目标的新贸易秩序，其途径在于立足于“贸易平衡”这一更广泛的原则。这并非意味着试图在每一对双边贸易关系中都强求平衡——在某些情况下，长期的双边贸易失衡对双方而言反而是有益的。然而，每一个国家都应当达成共识：即在整体国际贸易中维持一种宏观平衡。这种平衡不应以年度为单位进行考核（因为受特定情势所迫，某一年出现贸易逆差可能并无大碍），而应以一段相对较短的时期——例如三年——作为平均周期进行考量。
在这样一套拥有明确基准的体系之下，所有参与者都能最大限度地享受到贸易所带来的利益。各国将拥有充分的自由，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调整政策，以实现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凝聚力所必需的各项目标。但与此同时，它们将不被允许将其推行此类政策所产生的成本转嫁给外部。消除普遍存在的贸易失衡现象将带来全球性的福祉，并能确保全球资源得到更为高效的配置。这一体系将对那些具有掠夺性及扭曲市场性质的贸易行为予以惩罚——例如中国国内那种大规模的资源错配现象；这种错配行为已对其他国家的经济造成损害，致使这些国家难以对其自身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
参与国将共同确立一套客观的判定标准，用于官方核定彼此的进出口贸易额。对于那些已实现贸易平衡的国家，集团内的其他成员国将对其适用低关税制度。而对于那些违反协议、在一定时期内持续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其他成员国将对其征收更高的关税，直至其贸易状况回归正轨并实现平衡为止。至于最不发达国家，若其认定保持贸易逆差有助于满足其短期的发展需求，则可获准自由地维持逆差状态。而对于那些游离于这一新贸易体系之外的国家，则将面临远高于常规水平的关税壁垒。
原则上，这一新贸易体系将向所有国家敞开大门。那些历来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将面临抉择：要么同意将其贸易状况调整至平衡状态，要么接受更高的关税惩罚——而这些高关税最终同样会迫使其贸易顺差荡然无存。可以预见，绝大多数国家最终都会选择加入。然而，很难想象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会同意加入一个强制要求实现贸易平衡的体系。即便中国果真愿意加入，其他成员国仍需审慎权衡：接纳这样一个具有侵略性、奉行极权主义且信奉马列主义的国家入盟，究竟是符合自身的国家利益，抑或是会制造出某种令人无法容忍的战略脆弱性？举例而言，将本国至关重要的供应链命脉交由一个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所掌控，这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真的符合其国家利益吗？参与方将不得不面对类似的问题，即如何处理伊朗、朝鲜和俄罗斯的纳入问题。
新体系应当立足于“贸易平衡”这一原则。
除了关税之外，新体系至少还可以采用另外两种可能的执行机制。各国可以要求任何有意向本国出口商品或服务的企业，必须先从本国出口商手中购买一份等值的商品或服务凭证。包括巴菲特在内的许多人士，都曾建议采用这种体系作为实现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种体系可能会显得过于繁琐且充满官僚气息。另一种构想是，允许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对所有流入的投资征收一笔“市场准入费”，从而抵消外国贸易顺差所带来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此举将缓慢地导致逆差国的货币贬值，并最终实现贸易平衡。不过，这种由部分国会议员提出的方案不仅难以向公众解释清楚，且极易被误解为针对外来投资征收的一种税收，因此很可能难以获得民众的支持。相较于上述替代方案，关税机制显得更为灵活且易于执行；此外，各国现有的法律框架已完全具备实施关税的条件。毫无疑问，关税是所有机制中最为简便的一种。
在实际运作中，各成员方将继续维持其现行的基本贸易承诺。“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这两项核心理念仍将延续。这些理念——即确保各国在贸易往来中对所有贸易伙伴一视同仁，并确保外国企业享有与本国企业同等的待遇——构成了旧有贸易体系的基石；而在新体系中，这些理念对于所有参与方而言依然适用。此外，各参与方还必须严格遵守有关透明度与公平竞争的各项规则，例如强制公开相关法规条文、切实加强专利权保护等。至于现行体系中还有哪些具体的贸易承诺适用于新体系的框架之下，则有待后续的进一步谈判来加以确定。
建立一套基于“维持平衡”承诺的新型国际贸易体系，将有助于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实现更优化的资源配置，为参与国带来广泛共享的利益，并确保贸易环境的可预测性。在这一体系下，各国经济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发展将遵循供需法则；而在必要时，各国政府也可根据维护社会凝聚力的需要，适时采取必要的调整措施。这一体系将截断财富流向华盛顿的竞争对手，并对华盛顿盟友所奉行的那种“以邻为壑”式的产业政策施加压力。平衡的贸易关系将使各国政府能够推行旨在创造高薪就业岗位的政策措施，且无需强迫其他国家为此买单。
建立一套全新的国际体系向来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本案而言，贸易顺差国势必会予以抵制；而在贸易逆差国国内，某些企业或利益团体也可能会附和顺差国的论调。中国之所以会反对签署此类协议，不仅是因为它将对北京所奉行的那种掠夺性经济模式构成不利影响，更是因为它将有助于增强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内部的凝聚力。然而，中国对变革的抵触态度，绝不应成为我们固守现状的理由。事实上，建立一套全新的、基于合作的国际体系，将远胜于当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不仅包括美国，还涵盖墨西哥、欧盟及其他国家——为了削减贸易逆差并抵御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径而不得不采取的那些零散且权宜性的应对措施。
川普已将美国橱窗上的旧招牌彻底摘除。历史的车轮已无法倒转。通往未来的道路，如今已清晰可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