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彼特说，资本主义无法压制知识阶级，因为压制本身违反资本主义自己的言论自由原则;它也无法收买知识阶级，因为知识阶级的合法性恰好建立在”独立批判”之上。结果是资本主义产生了一个永远批判它自己的群体，而这个群体通过塑造公众舆论、教育下一代、影响政党议程，慢慢溶解资本主义的合法性。
熊彼特发现，资本主义会自动产生民主化、社会化的政治压力。这是波考克命题的反面，波考克论证资本主义削弱民主，熊彼特论证20世纪民主社会削弱资本主义。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意外。资本主义早就学会了把利润、生产和反对者拆到不同的地理空间。利润可以登记在低税辖区，生产可以分布在全球价值链，反对者则留在本国选举政治里发声，来解决熊彼特提出的上述困境，中国就是这个解决方案的重要一环。甚至成为了今天国际政治故事的起点。
三、不存在单一的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形态
我们现在至少知道，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有巨大张力。而中国是这个问题的一个畸形答案。不存在自由市场与专制国家的二元对立。最终吴国光老师和我们探索的终点描摹一个形状，21世纪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与政治制度的对立和脱嵌，以及他们与中国结合的形状。
这是一个形态学问题，每个国家都会产生一个属于各自国家社会政治的“稳态”，即便不是永恒的。世界并不是由“多党竞争+福利主义+民主+工会”的欧美模式作为终点的，且不同国家之间差异极大。
智利已经在第一节讲过。最后的稳态是“有限民主+市场化宪法”，当然智利刚刚上台极右翼政府，现在的“稳态”遭遇挑战。
韩台展示的不是李普塞特线性版的”经济发展自动带来民主”。朴正熙、全斗焕、蒋经国并不是主动设计民主化——他们的发展型工业化”无意中”创造了城市化、教育扩张、产业升级和劳工集中区，这些是民主化的基础。但以台湾为例，民主化主要还是依靠精英集团分裂，以外省本省人为轴线的精英分裂，国民党对本省精英不可避免的再吸收过程，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而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反而与地方政治势力深度结合，成为政治权力地方分肥的基础结构，更是基本主导了台湾的地方政治。
拉美三国比较进一步展示了这种政治和经济结合的多元性。——决定遗产的不是”威权是否市场化”。智利、阿根廷、巴西在1980年代都退出军政府，经济上都市场化了，但留下的民主资本主义差异巨大。阿根廷军方在1982年马岛战败和人权危机中合法性崩溃，阿方辛在1983年12月文人政府上台，但经济体系依然强烈依赖贝隆主义，工会工团权力极大，成为民粹主义政治的根基，长期在贝隆主义、反贝隆主义见摇摆。但米莱上台后剧烈摆向经典哈耶克模式，自称“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显示阿根廷几十年的民主适配了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巴西实现的是完全不同的纯粹民主模式，1988年修宪完成了大量权利文化清单，是世界上社会权利清单最长的宪法之一，也完善了公投全民公决等直接民主机制，还强化了司法独立，也进行了联邦主义的地方权力扩张，可以说是最经典的第三波民主国家，也是现在三国中最稳定的。
巴西与智利的宪政是完全不同的工程，一个用来保护市场与资本主义，一个用来保护社会权利。
日本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例子。自民党自1955年11月成立以来，在70年中仅下台两次1990年裴庞培在《不寻常的民主国家》中把瑞典、意大利、以色列、西德、日本归为”一党优势民主”；35年过去，这一组里只剩日本。维持这种稳态格局的具体机制是：自民党-官僚-财界-农村的四角结构，甚至在经济失败的30年中依然挺立，令人惊讶。
以上国家的例子共同说明，市场化与民主化的关系取决于国家能力、阶级结构、精英联盟和外部环境的具体组合。从来不是”市场自然产生民主”的单一公式。
但我们提到的那种”市场+福利+民主+工会”的稳定组合，当真没有普适性吗？用这个做资本主义民主制的总结，可能遇到什么问题？
四、“捆绑叙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而是展开一个新的问题
1944年是个值得停下来想一想的年份。这一年波兰尼出版了《大转型》，哈耶克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两本书相隔几个月，在两个几乎同时发出的诊断中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哈耶克担心国家计划经济通向纳粹和法西斯；波兰尼担心自我调节市场——它强行把土地、劳动、货币当作商品——必然摧毁社会基础，而摧毁的反弹本身可以走向法西斯、社会主义、社民、威权，任何一条都有可能。波兰尼创造性地反驳哈耶克，”自由放任是被规划出来的”。19世纪的”自由市场”不是”国家撤退”的结果，而是国家用大量法律、警察、税收、关税、货币政策主动创造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