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叙事”是个过于单一的叙事，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困境更加复杂，这会让问题一步步逼近吴国光老师所说的资本主义与民主制的脱嵌。
二、资本主义带来民主危机
1959年李普塞特写下题为《民主的若干社会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发表于《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这是该刊百年史上第七大被引用论文。命题很简单：经济发展程度高的国家更可能成为且维持稳定民主。他提出的指标非常具体：人均收入、教育水平、农业人口比例、城市化。这套话语在冷战时期成为西方对世界的默认期待——只要经济发展上去了，民主迟早会来，成为“捆绑叙事”另一侧的重要假设。
但这60年的实证研究让问题变得比这个困难，阿西莫格鲁、约翰逊、罗宾逊和雅瑞德2008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得出一个让李普塞特派震惊的结论：人均收入水平与”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性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这个研究得出一个修正版的说法：富裕民主国家比贫穷民主国家更不容易倒退为威权——经济发展可以维持民主，不会产生民主。
新加坡就是最好的反例，也不怪前几代领导人都希望向新加坡取经——一个经济高度发达，但不民主的国家。这个城邦从1959年至2025年，人民行动党连续执政16届。2025年5月大选，人民行动党拿下87/97席、65.6%普选票。新加坡的富裕和发达自不必言。但自由之家2025年评分仍是”半自由”48/100；经济学人民主指数评为”有缺陷民主”；无国界记者2025新闻自由排名第123。2021年，美国民主党拒绝邀请新加坡参加110国民主峰会。
新加坡的威权体制当然是专门设计的结果，是其选举制度和司法制度的结果。但在吴国光老师的视野下，我们要回答的问题还不是：中国经济发展为何不能带来民主。而是一个更深的问题在于——熊彼特1942年那个著名预言，他说：资本主义不会主要死于经济失败，而会死于自身成功。这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预言想法，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会死于其失败（剥削、资本积累过度、利润率下降，其实更像中国现在的情况），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崩塌，是因为它运转得太好，以致摧毁了它自己赖以存在的社会、心理、文化基础。
熊彼特的分析比马克思的高明不知多少，他认为资本主义失败的社会与制度因素是以下这些：
1、企业家精神被科层化吞噬
熊彼特说:“完全官僚化的大型工业单位不仅排挤小型或中型公司，’让其所有者站到一边’，而且最终也排挤企业家本身”。2010年代以后大型平台对初创的吸纳和打压，波音公司严重的大企业病印证了他的观点。
2、有产阶级失去政治能力
资本主义的核心是私产保护，但成功的资本主义——通过股份制、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养老金、共同基金——把”产权”分散到无数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中间人。熊彼特指出:“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它历史上的护城河——它身后的城堡在它学会保卫自己之前就已经倒塌”。
3、资本主义溶解了它的非资本主义保护层
熊彼特敏锐发现，资本主义在17–19世纪能存活，因为它寄生在前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装置上——君主、贵族、教会、家族、传统社区。这些装置给资本主义提供合法性、纪律、忠诚、长期视角。但资本主义的市场逻辑会逐步腐蚀这些装置——君主被议会取代、贵族被经济精英取代、教会权威被科学取代、家族被核心家庭取代。等到资本主义独自面对民主社会时，它已经没有”保护人”了。
4、核心家庭的衰退削弱长期投资动机
19世纪资本家为后代积累——为儿子，为家族，为名字。20世纪企业家更可能为自己一生的回报积累——退休、消费、声望。熊彼特认为这一转变会结构性削弱长期投资的心理动力，因为没有家族延续的视角，所有计算都缩到一代人的时间尺度。这是一个相当具体的预言:经济学层面会出现”短期化偏好”(short-termism)。这个概念在1990年代以后被金融市场理论重新发现，印证了熊彼特的预见。
5、知识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特殊敌人”
这是熊彼特命题最有名也最有争议的一个机制。熊彼特说，资本主义产生大量教育过度但权力不足的知识工作者——记者、教授、律师、咨询师、文化生产者（都被认为是民主社会的公民社会核心角色）。这个阶级赖以为生的物质基础是资本主义(出版业、大学、媒体、咨询业都是资本主义产物)，但它的职业本能是批判——批判权威、揭露虚伪、寻找矛盾、推动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