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发明了一种“资本主义”，或者说在全球化之中，资本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形态和体制，以及新的意识形态，而学界目瞪口呆，不置一词，因为依靠过去的经典知识和理论，已经解释不了，导致人文知识发生严重危机。当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制度”崩解之际，解释其失败似乎轻而易举，可是面对这个新的怪胎，大家只是给出一堆新名词：“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极权社会”等等，一向剖析资本主义的显学“自由主义”学派，也集体失声，大家心安理得地躺在帕克、托克维尔、伯林、哈耶克等经典大师的理论体系上睡大觉。
国内学界亦蜂起解释“崛起”，所谓“盛世学”成时髦，其实也可视为对一场“新洋务”的评估。有所谓“新左派”，以“独立自主”来解释中共与西方、国际社会、WTO等的不合作部分——国家超控，此即“未崩溃”的奥秘，但不诚实地只字不提这块自留地里的“一党天下”；也有人批判“人为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而要寻求六十年的“一种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那大概就是“前三十年极权”与“后三十年买办”的整体性而已。总之，揭示邓小平这次“新洋务”的根基，应追溯到将他打成“最大走资派”的毛泽东那里，方为一条完整的“中国道路”，这却是一个超越左右两派的新范式，还没有被人发现呢。
但是中国的“新洋务”显示，西方的资本输出，成为后起国家极权体制的帮凶，也加深了那里传统的奴役观念，由此而验证的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海外市场，惟有配套专制，才最符合利润原则；而专制掌控下的市场经济一旦成立，便明显优势并有效于自由制度下的西方市场，特别是廉价劳力的拼比（“抢烂市”）加剧西方的失业，令其更依赖进口廉价产品，以喂养中产阶级，所以利润原则最终解构到西方自己身上。这些，都要等到三十年后，西方才会恍然大悟。
三、“全球化”阉掉了“民主化”
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且在一个马列政党的封闭控制下高速增长，便预示了全球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尚未出现过的一个新种。这是资本主义或曰市场经济，与权力、廉价、贪渎等等的一次可耻的媾合。这次运作的操作者，应以西方财团（助以西方民选政府）为主，而附以穷途末路的中共体制，由此制造了一次牺牲中国所有资源的高增长，也以低价劣质产品以及沃尔玛（Walmart）方式，喂养了西方普罗大众，并连同喂养了他们封闭自私的全球意识，这无疑是西方旧有消费文化的又一次沉沦，日用消耗的“海外制造”依赖，消解了六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民权价值观的普世性，而牺牲全球消费者的利益，也戕害市场本身，只是肥了国际跨国公司，这个新种，就叫“全球化”。明眼人一望而知，“全球化”的本质，或者简略版，其实就是美国加中国而已。
世界暴力在1990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暴跌至历史最低点。蓬勃的发展和繁荣已蔓延到发展中国家。中国离弃“苏联模式”后，经济每八年翻一番；印度则依然在混乱、效率低下的民主制中，也同样繁荣昌盛，并将维持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40年。过去五百年全球有两次权力大转变，第一次是西方世界的兴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现在第三次大转变来临，就是“群雄崛起”，一个“后美国世界”出现了——这是“全球化”的经典定义，来自法理德•札卡瑞亚（Fareed Zakaria），CNN节目主持人、《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国际知名政论家，其新作《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称，世界新的组织原则是反美主义或泛美主义；对美国而言，随着伊拉克的混乱和中国的崛起，后冷战时代的更大故事是：我们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世界越来越非美国。在这个非美国的世界里，恢复美国的领导地位可能为时已晚。这是个最坏的年代，也是最好的年代。
一位长年身居上海的美籍华裔律师，预言中共必将步苏联老大哥之后尘，分裂成十几个共和国，因为中国太多少数民族，而少数民族对中共不服，宗教信仰者对中共的不满，使中国难以避免分裂。章家敦坚信“中共必亡”的理由，有十一端：
1、失业问题空前严重。整个中国至少有七千万至一亿三千万流民；
2、共产主义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二十年改革共产党领导无方；
3、中共道德真空，领导人腐化传染病，已成全国疾疫，无药可救；
4、国营企业严重失血，势将拖垮整个中国；
5、中国没有金融人才，金融业千疮百孔；
6、中共经改受益只在沿海城市，广大农民仍生活在贫穷线下，难以翻身；
7、法轮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其他宗教力量都将弱化中共的领导根基；
8、互联网使中共面临巨大的新挑战，民心思想再难控制；
9、中共领导人鼠目寸光，失去许多改革机会；
10、台独、藏独和疆独都让中共一筹莫展；
11、赌毒妓三大社会疾病日益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