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党魁看得最远
“六四”屠杀和接踵而来的苏联东欧巨变，也许是一个巧合，却对北京政权的合法性，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邓小平当即提出两个方针﹕“韬光养晦”和“绝不当头”，前者应对西方制裁；后者应对苏联解体所引起的“社会主义阵营”坍塌局面，邓小平的话叫做“我们不抗大旗，谁愿扛谁扛去。”两者的基本策略，都是避开锋芒，不当“出头鸟”，以争取喘息的机会。稍微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会由此联系起类似越王句践“卧薪尝胆”、韩信“胯下之辱”的历史典故，甚至几年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韬晦之计”，也是一种“古为今用”。可惜对渊源流长的这种中国“光棍”传统，西方现代政治学很缺乏研究，而这段颇有研究价值的中国外交史课题，至今空白。
九〇年代初中共的重大战略变更，并未引起西方的注意。基本上，中共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较量，从冷战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经济竞争的形态，尝试极权制度以市场经济改革而存活下去的途径，他们正是通过西方的经济学观点，看到了相当大的可能性﹕经济生活的国际化、区域集团化（西欧、北美、东亚三个“经济圈”的出现）使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矛盾丛生；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和贸易的控制，是超制度超国界的，其利润第一的本质决定了中国巨大市场在国际事务中的举足轻重；全世界居民不分国籍都更喜欢泊来品，使劳动力低廉的中国对西方具有长期的竞争优势，等等。因此，他们认为﹕
——世界经济处于低潮，发达国家在衰退和滑坡，“我们所处的东亚地区，又经济最活跃，发展最快”，“我们可以利用矛盾，趋利避害”，“尽快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国际上资金短缺将会长期存在，但我们周边的日本和四小龙却有剩余资金提供”，“我们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只要不断大力改善投资环境，特别是加快体制改革，我们在引进外资上仍有较大活动余地”；
——世界军备竞赛下降，各国都在调整战略，九〇年代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经济转型时期，“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机会”，“可利用他们转型的时机，引进设备，填补空缺”……
总之，1992年前后中国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有利性，并且强调“危机感和紧迫感，决不再丧失这次有利时机了”。邓小平的基本思路，是在国际间决不取代前苏联挑头与美国抗衡，而是偃旗息鼓，开放市场，养精蓄锐（增强综合国力），待以时日。不错，中共的确是在走进国际市场和国际“大家庭”，但是它不是来当“乖孩子”的。
1993年夏天﹐邓小平突然说了一句“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其指苏联垮掉了，中国解除北方威胁，可以走向太平洋了，当时出现很多说法：“太平洋时代”、“中华经济圈”、“天时地利对我们有利”、“走向大洋练兵”、组建远洋海军，向俄国买航空母舰，等等。这个改弦更张，令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诠释邓的判断，对国际形势作重新评估﹕
——两极格局崩溃，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苏联瓦解解除了来自北方的威胁；
——东西方的矛盾已经转化为西方内部的矛盾，美国已明确把德国和日本定为主要对手，而不可能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
——欧洲依然是美国的对外战略重点（外贸的三分之一和国外投资的二分之一），亚太地区在相当长时期不会取代欧洲，美国不可能挥师东向；
——亚太出现真空，要由中国来填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