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64：37周年之际的历史回望
对于日本，他们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
对于俄国，他们说“纠结历史毫无意义”；
对于本国，他们说“了解历史等于犯罪”；
这是中国网民对中共邪恶嘴脸的嘲讽！
一、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矛盾与希望
要理解“六四”，就必须把镜头拉回到上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看似充满希望、却暗潮汹涌的时代。
中共政权倡导的全民互斗互杀的文革结束了，中国正处于100%的国有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轨期。这种半吊子的经济改革依然释放了社会活力，民众上街摆个摊开个餐馆不会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一时间整个社会弥漫着积极向上的活力。
然而，随后的通货膨胀、官倒腐败、机会不均等社会问题深深的刺痛了中国人的内心。通货膨胀让城市普通家庭生活压力变大，腐败和“官倒”成了街头巷尾人人痛骂的词汇。官员借权力之便倒买倒卖紧缺物资，轻轻松松就能赚到百姓几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比如以邓小平大儿子邓朴方为首的中共高官子弟，仅凭手中的批文倒卖钢铁、电视机、香烟等，就赚足了数十亿甚至上百亿人民币。县城里的县级干部或者家人倒卖百吨钢材，就可以轻松获利一二十万元。
与此同时，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知识信息流动，社会对民主、自由与人权、法治的呼声而日渐高涨。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成为这场民主自由运动的导火索。
胡耀邦是改革派的象征，他曾极力主张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并行，他极力推动从党内民主向全社会民主转变。主播曾在高中时期参加过一次当时中学选举人大代表的投票活动。而然这一切都是昙花一现。社会上经常有人说中国人就是得拿着皮鞭教育教训的贱货，民主自由不适合中国人。
胡耀邦当时被中共党内陈云薄一波等反人类派系赶下台，但在知识分子和学生心中，他代表着言论自由空间与政治体制改革。
于是，学生悼念胡耀邦的自发集会，迅速转化为学生群体运动和全社会的一种政治诉求：要反官倒反腐败，要新闻言论自由，要社会公正，要官员问责与民主参与。
二、从校园到广场的民主诉求
北京的高校学生是这场运动的主角。他们一开始只是悼念胡耀邦，很快就走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前，再走向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一度聚集约10万名学生。
他们组织了游行，喊出口号：“打倒官倒！反对腐败！要新闻自由，要依法治国，希望在宪法框架内争取到文明的政治协商方式。”
他们写下大字报，把对未来的期待贴在广场的围栏上。
他们成立了临时学生联合会，推举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封从德等代表人物。
5月中旬，学生们发动了绝食。饥饿的身体，换来的是整个社会的震动。新闻镜头下，年轻人躺在广场上，脸色苍白，身边是吊瓶。北京的医院、社会各界纷纷送来药品和食品。那一刻，学生不再只是学生，他们成了整个社会对“公义”的象征。
三、市民的愤怒与同情汇成汹涌人潮
这不是一场只属于学生的运动。5月下旬，北京的工人、职员、出租车司机、环卫工人，都走上街头。市民们给学生送水、送粥，甚至用身体挡在军车前面。
长安街变成了人民的长城。有人搬来公共汽车拦路，有人用自行车搭起路障。整个北京城仿佛自发运转起来，一种难以置信的秩序感在混乱中诞生。
北京市民其实并没有宏大的政治理念，他们只是愤怒于腐败、愤怒于官员的特权，也有对学生勇敢无畏的牺牲心怀同情。正是这种“民心”的加入，把运动从校园推向了城市，推向了社会。
中国的民主自由运动从大学生蔓延到整个社会。中国呈现出自1949年后少见的公民自发秩序与互助。
北京市民的参加，这让中共高层相当害怕与愤怒。这也导致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中共党魁最后下定决心动用党卫军对学生痛下杀手。
四、中共高层的分歧与博弈
面对这场学生运动有发展到市民运动的态势，中共党内高层并非铁板一块。赵紫阳主张扩大对话、避免武力，认为学生诉求中有合理成分，必须用政治与制度性改革回应社会诉求。李鹏等强硬派则将运动定性为“动乱”，主张果断平息，铁腕镇压。当时邓小平作为中共幕后党魁、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他最终下定决心动用中共党卫军对学生痛下杀手。
档案显示，1989年上半年党内确有显著分歧与博弈：中共的安全系统与军队系统内部亦非完全同调，有人反对流血，有人担心权力结构被挑战。
5月20日，北京宣布戒严。数万解放军进入北京。但第一次进城时，中共党卫军被市民堵住。人群中有人躺在军车前，有人拿起话筒劝士兵不要开枪。最初的戒严部队进城受市民阻拦，那一刻，仿佛历史还有转圜的余地。
6月初，中共作出军事清场决定，赵紫阳随即在政治上被边缘化并最终遭清洗，终生被软禁在北京富强胡同的院子里。
五、1989年6月3日至4日
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大批党卫军与装甲部队从多个方向进入市区，枪声在北京响起。
在木樨地，成千上万的市民堵在路上，试图阻拦军车。解放军直接开火，人群倒下，血流满地。
在长安街，装甲车碾过路障，也碾过无辜的人群。
在天安门广场，坦克装甲部队包围了学生，枪声、哭喊声、惨叫声响彻夜空。
清晨，党卫军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完成合围并暴力占领整个天安门广场，镇压结束。
一个青年，身穿白衬衫，手提购物袋，孤身勇敢的挡在坦克车前，成为全世界记忆，他被人们称为“坦克人”。
蒋捷连：北京师范大学学生，5月20日凌晨在西长安街被装甲车碾死，年仅17岁。
邓明立：工人，6月3日晚在木樨地中弹身亡，他的遗体被家人抬回家时，全身血肉模糊。
王楠：北京景山中学高一学生，6月4日清晨在天安门广场西侧中弹，当场身亡，年仅17岁。
黄晓东：北京医学院学生，参与救护伤员时被流弹击中牺牲。
这些名字被“天安门母亲”记录在案。他们不是抽象数字，而是鲜活的生命：他们是有理想的青年学生，他们是普通工人，他们是夜晚外出路过的市民。
几十万党卫军进入北京城暴力清场，在坦克与机枪的轰鸣声里，时代的政治理想被彻底击碎。
这是1949年以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政治流血事件。
随后大量逮捕、通缉与媒体封锁启动。学生运动领袖与积极分子纷纷被捕入狱，少数人经由国际救援途径流亡海外。
64学生运动起初发起是冲着“反官倒、反特权、反腐败”，明显是冲着中共权贵而来。后期才加入言论自由、民主选举等诉求。
江泽民能火箭升迁，就是他看到学运是冲着邓小平等权贵家族而来。他给邓小平写信陈述了这一判断：要求邓不计任何代价火速扑灭学运，否则邓小平及家族安全不保。
结果，邓小平等中共权贵为了自身家族利益，无视民众诉求，动用党卫军扼杀了社会进步。
中国的诗人都出现在80年代（以后再无诗人问世），中国人经历文革后进入全民反思：
社会舆论宽松允许各种反思下的思潮。西方社科类著作纷纷翻译后进入中国，包括康德黑格尔等。伤痕文学反思文革苦难，就是全民反思的体现，也出了不少代表人物，比如史铁生王安忆贾平凹莫言等。莫言能获诺贝尔奖也是得益于社会舆论宽松下的全民反思，总体上来说整个国家人味在回归……
可惜，64之后中国人的脊梁再次被打断，只剩下不择手段的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