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安徽省委采取各种措施封锁消息，不让中央知道安徽真实情况。但是百密一疏，还是有一些人民来信不断送到中央领导人手中。就在邓小平一行人来安徽视察前后，周恩来总理收到一封人民来信，反映安徽和县、无为县群众被饿死。周恩来总理将人民来信转给曾希圣，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
希圣同志：转上一信，请阅后派人前往两县一查，也许确有此事，也许夸大其辞，但这类个别现象各省都有，尤其是去年遭灾省份更值得注意。主席在批转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的文件上，也曾着重指出这一点。请查后复我一信。
周恩来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无为县在1959年因为饿死人，省委书记处书记张凯帆去调查处理，果断解散食堂，调拨救济粮，制止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再刮。为此被曾希圣告上一状，受到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点名批判，为此张凯帆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被牵连的有几十万人，一时间，安徽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把左倾冒险主义推向极致。1962年2月9日，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检讨时说，“1959年6月（张凯帆到无为纠正五风的日子），安徽农村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如果无为县盖子早揭开，从中吸取教训，安徽的问题就不会那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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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与反调查、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
到安徽视察的中央领导没有发现安徽问题，但是中央监委不断收到人民来信，反映安徽饿死人的问题很严重，于是决定派人调查。一场调查与反调查、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在中监委与安徽省委之间开展起来了。1960年4月，中监委第一次派出审查处处长刘力生和信访科长张珉到安徽省潜山县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8月派出张珉、曹思恒到饿死人比较多的宿县、萧县、全椒了解群众生产、生活情况；11月派李海到阜阳地区临泉县了解人口外流情况。由于在省委的统一部署下，各地、市、县委严密封锁，他们只能了解到局部不完全的情况，和人民群众在来信中反映的情况差距很大，中监委感到必须派出强有力的调查组到安徽调查，才能彻底弄清真相。尤其是一封署名“石求明”的人民来信引起中监委的高度重视。这封信这样写道：
中央并主席：
我打消了个人得失的念头，确立以党和人民的得失为重，才决心反映凤阳县去冬今春人口大量死亡的情况，据我所知的三个公社的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相当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在死人最严重的时候，有的村子一天死5至6人，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跑的跑，死的死。我亲眼看到，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收容）起来的被人丢弃的儿童约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左右。石求明1960年端阳于临淮1960年端阳节是阳历5月29日。石求明真名叫张少柏，当时为凤阳县委办公室主任，是一位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厚感情、忠诚的共产党员。当时在安徽写这样的人民来信，被发现都作为反革命信件查处，写信者是要冒坐班房风险的。他为了不被查出，在书写时，不按笔画顺序，而从下往上倒着写，一共写了两封，一封派一个小公务员拿到蚌埠发出，给他几斤粮票、几块钱作为报酬。一封自己投入临淮关邮局。从蚌埠发的那封信，被公安局扣留，从临淮关邮局发的信顺利发出。省委得悉蚌埠扣留的信的内容后，曾庆梅指示公安厅派人到蚌埠领导破案。公安厅指派三处处长带领2名笔迹鉴定专家赴蚌埠，省、地（那时蚌埠市、宿县、滁县归蚌埠专区）、县三级公安机关抽调30多名干警破案。由于书写者隐蔽得好，而没有被发现。专案组也多次怀疑是张少柏作案，但关键是笔迹鉴定不符，为此，由省公安厅技侦人员对张少柏住处、办公室进行了秘密搜查，没有发现其它线索，只好作罢。
张少柏的这封人民来信，促使中监委派出庞大的调查组到安徽调查饿死人情况。领队的是中监委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王维纲，还有中央组织部、中央政策研究室、共青团中央、农业部派出的得力干部共20多人，于11月23日到达合肥。先听省委汇报，然后参加地、市、县委书记会议，会议结束后，分几个组，分别到蚌埠、阜阳、芜湖、安庆调查。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省监委书记曾庆梅、蚌埠地委书记单敬之参加。王维纲在张少柏的陪同下重点检查凤阳县。张少柏向王维纲私下坦陈署名“石求明”的信是他写的，并积极配合王老了解到凤阳县骇人听闻的大量饿死人的真实案例。而曾庆梅、单敬之却处处封锁，设障碍，警告干部不得“胡说八道”。眼看盖子捂不住了，采取恶人先告状的办法，企图阻止中央调查组的深入调查。曾庆梅向中央写告状信，标题是：《王维纲到凤阳县调查非正常死亡》，送给主持安徽省委工作的常务书记桂林栖（曾希圣到山东兼任省委第一书记）审阅，桂林栖将告状信的内容报告了曾希圣，得到同意后，把标题改为《王维纲到凤阳县调查非正常死亡，居心何在？》，报中央书记处和中监委。由于安徽省委强力反弹，中监委召回调查组，听取汇报。
1960年12月23日王维纲一行回到北京。12月26日，由中监委副书记、中纪委副书记书王从吾，中央监察部、内务部部长钱瑛主持召开汇报会，由王维纲等人汇报到安徽调查的情况，曾庆梅、单敬之参加，张少柏特邀参加。原来打算让张少柏和曾庆梅、单敬之当面对质，后来取消了。在张少柏抵达北京和离开北京时，王维纲亲自到火车站接送，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对为民请命干部的重视与关怀。直到这时，曾庆梅、单敬之仍然认为，调查组反映的情况有片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