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就是舒茶公社人，笔者的亲戚周其应是当年舒茶公社的秘书，退休后他多次到我家，我问他1958年你们给毛主席汇报的那些数据是怎么来的，他说：粮食产量我们是按3.5倍报的，猪的头数全公社只有2000头还不到，书记说就报32000头。汇报材料是我写的，现在想想真可笑，可那时谁不浮夸呢？
紧接着，10月16日至22日，党内二把手刘少奇视察安徽，先后视察了宿县、濉溪县、蚌埠、合肥、芜湖、马鞍山的农村、工厂、学校，对安徽的大跃进形势给予充分肯定，对省、地、市、县委书记们那些浮夸的汇报给予赞扬，肯定；赞扬人民公社是“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说“公共食堂、幼儿院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大力鼓吹组织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对夫妻分开、男女分开，组织的生产战斗队这种有违人伦的做法，也给予充分肯定。
除了中央主要领导，四位副总理也都先后到安徽给曾希圣撑腰打气。其中分管农业的谭震林副总理，尤为突出。他除了陪毛泽东视察外，早在6月5日至28日到安徽视察，时间最长，共25天；跑的路程最长，3200公里；跑的地方最多，视察了4个专区，35个县，49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那时公社还没有出现），四个工厂，向干部群众作了15场报告，鼓吹大跃进。在从合肥到安庆视察时，沿途经过肥西、舒城、桐城。汽车经过肥西时，公路两边没有看见多少社员在生产劳动。可是到了舒城县，只见公路两边红旗招展，标语无数，社员一边劳动，一边唱歌，一派大跃进的景象。原来是舒城县委接到通知后，将社员集中到公路两边劳动，那些旗帜、标语都是连夜突击制作的，我二哥是生产大队书记，亲自给我讲过这件事。谭震林对陪同的省领导说：舒城县大跃进形势大好，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县委领导得力；肥西县委主要领导人没有认真发动群众，大跃进搞得冷冷清清。就他这几句话，结果肥西县委书记被调换，另派人担任。接任的县委书记学习舒城县，在肥西县把五风刮得天昏地暗，结果肥西县三年饿死20多万人，逃荒20多万人，到1961年时，大量村庄房屋倒塌，无人居住，成了无人村。这也是曾希圣1961年初首先在肥西县山南搞责任田的缘由。
谭震林安徽之行，给安徽带来的不是福，而是祸。
所以，曾希圣在七千人大会上第二次检讨中抱怨说：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我们仍然不想揭盖子，事实表现在：A、……B、（我）认为（安徽）五风之所以行（刮）起来，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指的是谭震林）。虽然我讲的主要是要揭内在原因，但总想向同志们多说一说外在原因。并将×××（谭震林）同志的几个报告记录从合肥要来，作为讲话根据，又示意地市委同志多提×××（谭震林）的意见，这是想推卸自己的责任。还有另外一个情绪，是说他（谭震林）（在安徽）搞了那么多花样，接触面那么大，为何不做检讨，而只整人，不整自己。”
曾希圣说的是心里话，也是有道理的话。安徽问题，曾希圣要负很大责任，但是要他一个人来负，也是不公道的。大跃进政策的制定者要负总责；那些到安徽对大跃进煽风点火的中央领导，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本文作者：尹曙生，男，1937年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南港镇，曾任省政策法律研究室副主任。1983年起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兼任安徽省法学会、犯罪心理学会副会长
*注：我的父亲也曾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我在“我的蟹爪莲情怀”中写过：
原来爸爸在1959回过一次安徽老家，看到是饿莩遍野的悲惨景象，大跃进，浮夸风，高征购，共产风搞得农民一无所有，当年安徽，河南的许多农村开始了成批成片的大规模死亡。爸爸回到北京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反映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大炼钢铁，大办水利，高产卫星，公共食堂这一系列的疯狂蛮干，欺上瞒下，农民们深受其害，还不准逃荒，只能束手待毙。因为这封信，爸爸成了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据现在资料公布，59年庐山会议后，打成了300多万右倾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