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志新⑥、李九莲⑦、史云峰⑧、钟海源⑨等案件中，关于割喉、穿舌、缝嘴、活摘器官等极端残酷情节，长期有大量回忆、报道和民间资料流传。据相关资料和回忆称，被处决前，张志新被割断喉管；李九莲的下颚、舌头被一根竹签刺穿成一体；史云峰的嘴被塞满纱布并缝住；钟海源的嘴被塞入了东西，行刑者只在其后背上不致命处打了一枪，随即将她带走，开刀剖腹。她被活摘器官后才极端痛苦地死亡。这真是惨无人道！即使个别细节仍需进一步档案核实，政治犯因思想和言论遭到严酷迫害乃至处决，被杀害前先被封口，则是明确的历史事实。
毛泽东对口号的重视，也可从“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的形成看出⑩。毛泽东秘书李锐等人曾披露，1950年“五一”口号中“毛主席万岁”是毛泽东本人加上去的。朱德秘书陈友群也在相关会议中谈到这件事，1950年“五一”口号起草人胡乔木也没有否认。无论细节如何，毛时代口号政治的核心，就是用“万岁”、“伟大领袖”、“最高指示”等话语制造个人崇拜。正因为毛泽东深知口号的动员力，他才格外恐惧相反方向的口号，例如“打倒毛泽东”、“毛泽东是暴君”、“毛泽东罪该万死”等。毛泽东既要享受皇帝式个人崇拜，又要维持“人民领袖”、“革命导师”的道德包装。因此，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公开揭穿其独裁者本质。杀人前先封口，自然成为毛式极权政治的重要手段。
没有直接档案证明毛泽东曾下达过“处决政治犯时绝不允许其临刑呼喊口号”的书面密令，但口授密令或非正式指令当然可能存在。在毛泽东个人权威绝对化的政治环境中，全国性、持续性的刑场封口做法，不可能长期违背独裁者的政治意志而存在。即使没有发现具体命令，这种做法也完全符合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内在逻辑。杀人前先封口显然不能标榜为“伟光正”，而是凸显毛共的野蛮、残暴和心虚，所以中共不敢公布内情。
文革中，主持辽宁党政军全面工作的毛远新（毛泽东侄儿）等人，批准了对反革命犯施行枪决前予以割喉这一“新生事物”。第一个遭此处置的是沈阳皇姑区克俭小学青年教师贾承厚。至一九七五年处死张志新时，辽宁省已有三十多人在行刑前被割喉管。
除了割喉，毛共还采用了堵嘴、压舌、勒喉、缝嘴等多种限制受刑者发声的血腥措施。据相关资料记载，原南京高等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在被执行死刑前，刚准备申辩，便被执行人员勒紧套在脖子上的绳索，使其无法发声，随后被押赴刑场枪决。海南岛白沙县医务人员官明华被处决前，据称曾被竹筒塞入口中，穿上铁丝，固定于脑后。宁夏银川市枪决“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反革命集团成员”吴述森、鲁志立、吴述樟前，用板子压住舌头，不让他们发声。贵阳市建筑公司女技术员马绵珍被处决前已经绝食两个多月，虚弱得站不起来，当局还是怕她呼喊反动口号，在她嘴里塞进压舌物，外面再扣上口罩。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前，喉管被割断。
在文革中，批评毛泽东和林彪，被称作“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公安机关内部还将之简称为“恶攻”。“恶攻”是当时最大的罪之一，可以马上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是前所未有的酷法。判决不正常，死刑执行更不正常。杀人之前先封口，极端残暴。执行死刑后，毛共当局还要向死者家属索取枪决死者的子弹费。在伤口上撒盐，毛共之恶，略见一斑。
这些案例说明，在毛泽东时代，政治处决不仅是对肉体的消灭，也包含对声音的消灭。受刑者不仅失去生命，而且失去最后公开表达意见、申诉冤屈和维护尊严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并非毛时代所独有。
纳粹德国也曾出现过类似情况。为了防止政治犯在临刑前发表反纳粹声明、揭露真相或鼓舞他人，部分处决会采取口塞、头套、秘密执行以及快速行刑等措施。但目前公开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所有政治处决必须统一封口的制度性规定。是否采取相关措施，往往取决于执行机构、处决地点、被处决者的政治影响力以及具体安全考虑。
例如白玫瑰组织成员索菲·朔尔（Sophie Scholl）和汉斯·朔尔（Hans Scholl）虽然受到严密控制，但仍然留下了著名遗言。汉斯·朔尔临刑前高呼“自由万岁！”（Es lebe die Freiheit!），索菲·朔尔也留下了关于自由与良知的著名言论。
大量关于苏联斯大林时期、东欧共产党政权以及其它极权体制的研究同样表明，统治者往往担心被处决者在最后时刻向公众传递政治信息，因此会采取各种方式限制其发声。
从这一角度看，问题的关键已经不仅是“杀人”，而是“谁拥有解释死亡的权力”。极权政治不仅希望消灭人的身体，也希望控制人死后的历史形象。它不能容忍一个即将被枪决的人仍然站直、说话、抗议、申辩，因为那样会破坏官方预先设计好的政治叙事。如果一个政治犯在刑场上高喊“我无罪”，或者公开批评统治者，那么原本被包装成“人民审判敌人”的政治仪式，便可能被公众理解为国家暴力对异见者的镇压。这正是极权政权最担心发生的事情。
因此，封口不仅是一种技术措施，更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反映的不是统治者的自信，而是统治者对于公开质疑的恐惧。越是依赖个人崇拜和意识形态神话维持统治的政权，往往越难容忍来自刑场、广场和民间的不同声音。
从富田事变到延安农民事件，再到毛时代政治处决中的封口现象，可以看到一个持续存在的逻辑：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系高度重视口号、语言和思想控制。正因为口号具有动员力量，真话具有穿透力量，统治者才会对其格外敏感。
对于一个依赖恐惧维持秩序的体制而言，一个临死前仍然敢于说“不”的人，比一个沉默的尸体危险得多。
三、传统专制与现代极权：最后发声权的差异
中国传统专制社会当然并不符合现代法治和人权标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死刑执行问题上，历代王朝并未普遍采取“临刑封口”的原则，相反，允许死囚在行刑前进行最后陈述、申诉冤情、交代后事乃至留下遗言，在很长时期内都是司法实践和社会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具有制度性特征的“临刑遗言制度”。以宋代为例，根据《天圣令》《元丰令》等法律规定以及相关研究资料，死囚在执行死刑前享有一系列保障：官府须给予酒食，允许与亲属诀别，当众宣读罪状和法律依据（不得秘密处决）；执行过程中“不得掩塞其口（允许死囚说话）”；如果犯人临刑翻供喊冤，或者家属提出重大冤情，监斩官必须暂停执行并上报复核。对于无亲属认领的死囚，官府甚至负有提供棺木和体面安葬的责任。当然，最后发声权并非绝对存在。对于谋反、大逆、重大政治案件或者统治者特别忌惮的人物，历代王朝也会采取塞口、秘密处决等措施，以防其在刑场煽动民众或传播政治主张。但总体而言，这些做法属于例外，而不是常态。
这些规定背后固然有防范冤狱、维持伦理秩序以及传统鬼神观念等因素，但它们同时说明一个事实：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死囚临刑前保留最后发声权，被视为司法程序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临刑遗言”制度，通常确实存在。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留下绝命诗、绝命词、临终陈述和遗书的文化传统。因此，文天祥、方孝孺、夏完淳、谭嗣同、秋瑾等人的遗言、绝命诗和最后陈述能够流传后世⑪，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建立在一种长期存在的司法和文化传统之上。正因为有这些遗言和文字，后人才能看到那些被杀者的精神、人格和历史位置。
特别是谭嗣同以身殉道的两段绝笔，堪称中国近代史上最著名、最具感召力的临刑绝唱。一是《狱中题壁》：“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二是临刑前的《菜市口遗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谭嗣同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的信念。他的牺牲不仅成为戊戌变法失败的象征，也使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获得了新的精神资源。其遗言和诗作长期广为流传，激励了无数后来者。如果借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谭嗣同之死甚至可以被视为一种“谭嗣同效应”：统治者通过处决试图消灭一种思想，借助恐怖将民众训导成懦夫，却反而使这种思想获得更广泛传播，熏陶出更多的勇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