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不完全统计，短短1953年到1956年的3年时间，中共对私营工商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迫使超过12万多家私人企业实行“公私合营”，随后在1966年将这些企业全部据为“国有”。所谓的赎买，公私合营私股的核定是由政府单方面来核定的，多少由政府说了算，企业家对自己的企业的价值根本没有话语权，中共说多少就是多少。同时，对于企业的无形财产，如商标、品牌、技术秘密等都忽略不计。举例说，茅台酒厂的前身是“荣和烧房”，“成义烧房”和“恒兴烧房”。1952年，“荣和烧房”第四代经营者王秉干以所谓私藏枪械被中共枪毙，“荣和烧房”资产只象征性补偿500元就被没收。中共再以1.5万元强制拿走“成义烧房”，以2.5万元强制拿走“恒兴烧房”，中共就这样把这三家私营企业合并成了贵州省国营茅台酒厂，现在成了价值超过1.5万亿人民币的全球最大白酒企业。
1966年9月，十年定息年限期满，公私合营企业最后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政府按照原定的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年限已满，决定不再支付定息，公私合营的企业就变成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按现时的概念，即一夜之间股民股票归公，房奴房产归公。未经任何合法手续，私营股份被没收为国有，公私合营企业全部变成了国营企业。
1966年开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把这些付息的钱和私人企业家的家底又几乎全部以“抄家”的形式抄走。文化大革命中，原先的资本家不仅在经济上被彻底剥夺，还遭受了系统性的肉体摧残与人格侮辱。他们被划定为“阶级敌人”。红卫兵对资本家家庭进行残酷抄家，掠夺其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及现金。许多资本家家庭被扫地出门，赶往条件恶劣的农村或边远地区接受劳动改造。在批斗大会上，资本家被迫戴高帽、挂黑牌、下跪、“坐喷气式飞机”（反剪双臂），遭受广泛的殴打、剃阴阳头和侮辱，甚至发生大量非正常死亡事件。迫害不仅针对资本家本人，其子女在升学、就业和婚姻等方面也受到严格限制，被剥夺社会上升通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爆发，以红卫兵为绝对主力的“破四旧”运动，是指“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为名义的打砸抢抄家行为。据不完统计，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被抄家。据统计，仅1966年8月的一个月内，北京市被抄家的达11万多户，被赶回原籍的有8万多人。上海市从8月份，红卫兵抄家就达8万多户。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人民币，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被抄走的资产据说价值达到2,500亿到3,000亿人民币。红卫兵抄家时，还私自批斗、抓人，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死。因为多年兵荒马乱，中国人凡家中有点积蓄的都存些金子，防备动乱年月衣食之需。但在红卫兵看来，金子是资本家、地主或反动派的象征，许多人在抄家时因被抄出金银首饰而被活活打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公私合营的政策，在1979年1月，中共中央出台的《党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问题》规定：公私合营时股票股息发放到1966年9月结束，现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求领取在此前应领未领股息是可以的。但国家财政部又在当年下发文件，确定不再清退私股股金。
1983年2月，中共统战部和国务院商业部联合发文规定：国家已按年息五厘发给定息，发至1966年3季度，公私合营资产（包括核定投资房屋）已属国家所有，不应退还本人。此后全国发生多例私股定息或股权的诉讼，皆因上述政策文件的原因而败诉。有学者对这一不应退还政策提出了质疑。既然向私股股东支付定息，就说明公家承认私股股东对于合营财产的所有权。自1966年9月之后不再支付定息，并不说明一夜之间这些财产就转归国有。
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结束后，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召开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将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历史新时期。经过二十多年错误政策的动乱后，面对千疮百孔的经济和摇摇欲坠的政权，中共对私营企业及私营主采取了新的放松管制的新的赎卖政策，在笔者另外一篇文章《中国的私营企业主生存状态日益边缘化》有提及这一段历史。关于中共建政初期通过公私合营剥夺私营企业资产的历史就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