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初，我在武汉读大学四年级。虽然本科读的是数学，但三年多下来，已经学过测度论、泛函分析、拓扑、高等概率和随机过程等课程，其中不少使用英文原版教材。身边一起学习的同学，后来有人走上了数学研究道路，我却开始考虑转行。
那时，研究生招生规模很小，管理类专业的名额更少。我在学校教务处平房外墙贴出的招生简章中，找到了浙江大学工业工程管理专业。考试科目除英语、政治外，还有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和《资本论》。
此前我甚至不知道《资本论》究竟讲些什么。学校实行学分制后，我通过考试免修了不少课程，正好有半年左右可以自由安排。我想，既然那些高度抽象的数学原版书都能读懂，花几个月时间，总不至于读不懂《资本论》。
为了买齐三卷《资本论》，我整整一个月没有吃荤菜。书买回来后，最初几个星期读得十分吃力。后来，我试着用数学的方法整理马克思的论述，把每一部分的前提、假设和推理顺序分别列出，逐渐理清了资本、劳动力商品和剩余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再往后，读起来便顺畅多了。
可是，理论越清楚，我的疑问反而越多。书中讲的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并占有剩余价值，而我身边的工厂属于国家，土地属于集体，厂长是干部，不是股东，工人由国家分配工作，也没有通过市场讨价还价形成工资。既然现实中看不到资本家，那么书中所说的剥削究竟发生在哪里？这类问题当时没有地方可以讨论，考试也并不要求考生提出疑问，只要求掌握规定的概念和答案。我只能继续做笔记，把这些困惑暂时放在一旁。
初试结束后，我收到了浙江大学的面试通知。两门数学考得比较顺利，英语和政治大概也能过关，但我对面试毫无概念。我不知道老师会考管理知识，还是继续问《资本论》。更现实的问题，是怎样凑足去杭州的路费。
我到武汉关码头和武昌火车站分别打听票价，算下来，往返交通、住宿和吃饭至少需要五十元。那时我每月只有十三元助学金，勉强够吃饭，手中只有三元多现金。父母在农村，一家六口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家里唯一值些钱的财产是一头瘦猪。那头猪关系着弟妹的衣服、学费和一家人的生活，我不可能让父母卖猪供我去面试。
我能想到的，只有在武汉国营制药厂做清洁工的小姨。小姨只比我大六岁，每月工资十六元，生活同样拮据。她原本住在农村，后来因为当兵的小舅在煤矿事故中去世，才用抚恤和安置换得武汉户口，进了工厂。她长期营养不良，已经有了胃病。
一天傍晚，我坐车来到她工作的制药厂。她刚上夜班，穿着工装从厂里出来。我低着头告诉她，自己急需借五十元钱。她十分吃惊，说我上大学几年从未开口要过钱，怎么一开口就是这么大一笔。那时，五十元差不多相当于她三个多月的工资。
我没有告诉她自己已经通过研究生初试，只说这笔钱非常重要。小姨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你从来不开口，既然开口了，肯定有你的道理。明天再来，我想办法。”
第二天，我再次来到工厂。小姨把我带进一间狭小的休息室，里面坐着三位同样穿着工装的女工。她向大家介绍：“这是我外甥，大学生。”
桌上放着一堆零散的钱，有皱巴巴的纸币，也有许多硬币。小姨把它们收拢起来，全部倒进我合拢的双手里，说：“这是姐妹们帮你凑的。你好好读书，以后有机会再谢她们。”
五十元钱，需要我用两只手捧着。
我看着那些硬币和纸钞，一时说不出话，只能低声道谢。旁边一位女工见我流泪，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说：“还是个爱哭的孩子。”
几天后，我带着一个小尼龙袋，从武汉关码头登上开往上海的江轮。袋子里只有牙膏、牙刷和几个煮鸡蛋，连替换的衣服也没有。武汉到上海的三等舱船票十二元八角，从上海到杭州的火车票三元多。乘船要走三天两夜，比火车慢得多，但有铺位，可以保存体力，也免去长时间站票和多次转车。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武汉独自远行。客轮里挤满旅客，甲板和舱室还放着鸡笼，角落里甚至有小猪，空气十分混浊。我找到自己的上铺后，拿出在码头买的《光明日报》。报上有一篇介绍日本“反求工程”的文章，讲日本怎样通过分析、仿制和改进外国技术推动工业现代化。我反复读了几遍，觉得这种从已有技术倒推其结构和原理的方法，或许正是科技管理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
轮船一路停靠。每到一个码头，我都下船看看。此前二十年，我的活动范围不过是家乡和武汉之间几十公里的距离，沿江不同城市的街道、方言、服装和食物，对我来说都十分新奇。
到达上海后，我从码头赶往火车站。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方便的城市地图，我一路向人问路。有人不会说普通话，有人说得太快，我只能把几个人的说法综合起来，选择听上去最可靠的路线。好不容易找到火车站，又被问“去哪一个火车站”，才知道上海不止一处车站。几经周折，我终于坐上了去杭州的火车。
抵达杭州时已经是傍晚。我转乘最后一班公交车来到浙江大学，系办公室早已下班，只能到校门口的招待所住宿。工作人员反复检查介绍信、面试通知书和学生证，又询问来处、目的和住几天，最后收下一元五角房费，并把介绍信押在柜台里。那个年代，一个人在外住宿，个人身份和信用都要依靠单位开出的那张纸来证明。
房间里摆着四张床，其余三个住客已经睡下。被褥陈旧，鼾声不断，我一夜几乎没有合眼。第二天清早，我买了几个茶叶蛋，便提着尼龙袋进了校园。
管理系办公室通知我，面试安排在下午。到了时间，一位中年女教师把我带进空教室，另有一位年轻教师陪同。女教师问我对管理的认识，我便讲起江轮上读到的“反求工程”，谈如何通过技术引进、分析和改进提高生产效率，也谈科技进步与国家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那时中国仍处于计划经济时期，我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对管理学本身也了解不多，只能从数学、技术和生产组织的角度回答。
面试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女教师不时点头，那位年轻教师则问了几道数学问题。数学是我最熟悉的领域，回答起来并不困难。结束时，我问女教师自己有没有希望，她只是笑着说：“不错，挺不错的。”后来，她成了我的研究生导师。
离开前，我又去问系主任，面试的目的是什么，录取标准又是什么。主任没有正面回答，只告诉我：“你的总分第一。”
这个结果让我十分意外。后来入学后我才知道，近两百名考生中，我的初试总分确实排名第一，但《资本论》只考了七十九分。浙江大学本校考生使用的是学校编写的一本不到二百页的政治经济学讲义，有同学考前集中看了一周，便考了九十七分。
我花了四个月读完三卷《资本论》，用数学逻辑分析其中的前提和推论，却没有取得最高分。那时我才明白，考试要求的并不一定是对原著理解得多深，而是能否准确掌握命题者所使用的教材和标准答案。我读的是马克思的原著，他们准备的是考试。
那年，浙江大学这个专业原计划录取八人，后来扩大到十三人。我最终被录取。此后，我根据自己阅读《资本论》时形成的一些想法写成论文，发表后获得了一百元稿费。我首先拿出其中五十元，偿还小姨和几位女工当初为我凑出的路费。
多年以后，关于那次考试和面试，许多问题已经记不清了。最难忘的，仍是制药厂休息室里那一堆皱巴巴的纸币和硬币。正是那些每月工资只有十几元的女工，凑出了我第一次远行的路费，也帮助我走进了浙江大学。
资料来源：汪翔《浙大研究生面试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