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我曾是“红小兵”，伴着红色生，随着红色长。上二年级时，“史无前例”大革文化命的“文革”开始了。
记得1966年的一天清晨，照例在父亲的催促下，我与哥起床和小伙伴们准备跑步到不远处的公园锻炼玩耍，从体育路刚上建设大道，竟发现一夜之间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大小标语，觉得新鲜好奇，我们呼啦一下转而去街上看热闹了。看见一幅“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标语，再往前，什么“造反有理，革命无罪”“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揪出走资派”等好多标语，中心广场更是成了标语的海洋。
年幼的我们对“造反”二字虽不懂，但可能是曾听过些古代草莽英雄故事，从大人口气中感觉这二字似乎有些“大逆不道”的反叛味，所以觉得有些惊讶和不解：共产党的天下怎么还造反？谁造谁的反呢？面对这突如其来的“造反”“革命”的变故，幼小又胆小的我感觉有些害怕，同时也有些许的激动。
一个炎热的正午，我听到窗外体育路上有敲锣的声音，以为是杂耍的来了，闻声下楼去，只见被晒得出油的柏油路上，一群穿戴着小丑般绫罗花袄和瓜皮小帽等三四十年代有钱人装束、剃着“阴阳头”、挂着黑牌或戴着纸做的高帽、敲着破锣或破盆并赤着脚的男女“黑五类”。他们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用皮带与棍棒喝斥着殴打着押来，汗流浃背蹒跚而痛苦地走着，原来是游街（这是1920年代农运斗“土豪劣坤”之重演）。看着那被晒得滚油的路面和鲜血赤脚走在其上的“黑五类”，许多大人小孩都是抱着看稀奇热闹的心理淡然视之，甚至还叫好：谁叫你们当年欺压剥削人民，谁叫你们反对毛主席和共产党？
胆小的我很有些惊诧、震撼和害怕，看着那双双鲜血蹒跚一拐一拐的赤脚，那一路的血迹，以及那张张被痛苦扭曲且大多两鬓花白的脸，我设身处地想象着他们身心的极度痛苦，不忍看也不敢看，幼小的心很是有些害怕地想：如此的可怕，这难道就是革命？但看见红卫兵造反派那对敌仇恨的态度以及那众多大小看客般的“革命群众”淡漠甚至解气叫好的表情，我有些怀疑自己的想法和立场，后来便也习以为常地当看客了。
不久，“红司令”发表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并戴着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广场连续八次检阅全国千百万红卫兵以示对红卫兵造反的全力支持，同时向红卫兵、造反派以及全国人民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此后，红卫兵全国各地大串连，大煽“红色之火”，他们衣食住行不要钱，又似免费全国旅游，弄得全国铁路公路差点瘫痪，衣食住业招架不住，这更进一步推动“红色”狂飚广泛深入持久的发展。
也就是从此开始，“根正苗红”、虔诚忠于领袖的我，为响应“四个伟大”（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号召，真正开始积极关心关注和投入运动了。我开始爱听父亲与大人们谈论时政，也学着看报纸听广播关心起时政来，并经常上街看大小字报听大人们宣传演说和辩论，而且还有了政治倾向。
因为我热爱并坚信毛主席伟大决心跟随其革命，于是心里坚定地站在毛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一边并为他们的造反行动叫好，更打心里十分敬佩和羡慕他们，特别羡慕他们光荣神圣的绿军装和臂上的红袖章，并后悔未能早出生几年，否则也可当红卫兵。
有两次我还曾壮胆地加入“革命”，随一些胆大的同学离开课堂，去近处的铁路机械学校看热闹并支持造反，看两派吵架辩论，并向属于“造反”的红卫兵哥哥们表示声援支持，而当两派由辩论吵架发展到拳脚武斗时，我们小孩子吓得飞也似地跑了。
随后情势的发展，人们被煽动得是越来越激动亢奋，形势更是越来越“热闹”。毛泽东语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喊得震天响，毛语录的“红宝书”和“语录歌”一下红遍了全中国。“造反”“红色”“革命”等词十分的时髦，甚至还流行一首带“国骂”的“文革歌”《谁不革命滚他妈的蛋》。
在“革命”名义和“造反”旗帜下，全国各地大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及社会上各种“造反派”组织风起林立，到处是异地串联和宣传发动，到处是破“四旧”（旧思想、旧道德、旧风俗、旧习惯）、砸“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批斗“黑五类”、“走资派”的打、砸、抄、斗的“暴力革命”，当时最为流行的“领袖语录”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是暴动……是暴烈的行动”，甚至有“红色恐怖万岁”的标语。名为“文化大革命”，实则彻头彻尾暴力血腥的“武化革命”。
面对革命造反的一切变故，不懂事的我感觉新鲜好玩并有些激动，每天到处有热闹看，可以不上课不读书不做作业了，因全国各类学校已停课闹革命而大乱，特别是不懂事的中小学生没有了约束，而且还有领袖支持革命造反，为打砸抢抄杀叫好，其结果与恐怖可想而知。据后来披露，“红八月”中，北京红卫兵的暴力恐怖举世震惊，不到一月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竟残忍地活活打死校长、老师及“黑五类”千余人。
在北京“红八月”革命的示范下，全国到处“破四旧”，打砸抄烧“封、资、修”，打砸抢抄烧打斗，成了最时髦的“革命行动”，学校揭批清算“十七年封资修反动教育路线”，批斗校长和老师，连教室、桌椅、玻璃窗等都被砸得百孔千疮，我所在的学校——学堂冲完小（文革改“红色”“革命”名热时，被改为“向阳小学”，即现今体育路中学）到处被砸得破破烂烂，全校教室没有一块好的玻璃窗，我班教室黑板处的墙还被砸了个内外通透的洞，我曾最喜欢去的学校图书馆更在其列，书不是被烧就是被学生偷抢，为此我曾很有些心痛，而校长老师们被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资修”“臭老九”都在遭批挨斗。
想上课不想上课随自己，我怕父母骂，倒是坚持上课的，因为父母严格教育我们要坚持到校上课哪怕是坐在那也行，决不能离开课堂去闹“革命”，但与几个胆小怕事常坐在教室的同学一样，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老师自身难保，也只是无奈应付地坚守岗位，对教室里几个十几个孩子“上课”，而且时不时还有室外学生从讲台前那个内外通透的洞叫着“打倒张毛狗”（因我们班主任老师姓张）。
不久后，一支北方中学红卫兵来到我校发展红卫兵的后备力量——“红小兵”，至今仍记得其名称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第四野战军红小兵”（“四野”曾是南征北战为解放大半个中国战功卓著的林彪部队名），得知此讯，我与同学们很兴奋立即去校门窗口踮起脚喊报名，一位红卫兵哥哥给我报了名，说是等一星期便有红袖章发，我真是兴奋极了，想着即将戴上神气的红小兵袖章就激动万分，当夜都没睡着，天天盼着戴红袖章。结果苦盼了近一月却杳无音讯，再后来听人说那支“四野”红卫兵是什么“保皇派”，被造反派砸了赶走了，我好失望伤感。
但，别看我们是尚未在编的“红小兵”，真正革命起来也天不怕地不怕——竟敢向“天之娇子”的红卫兵造反，还贴过他们的小字报咧！我家旁的自来水公司曾驻过一支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曾很羡慕地“拜访”并与他们玩过，可有几天早晚见这些哥哥姐姐们竟拿着食堂免费供给的馒头在马路上打仗玩，深受革命传统教育的我们怎么也不相信这是“最革命”的红卫兵的行为。于是我们用歪歪扭扭的字写了张小字报：“红卫兵哥哥姐姐们：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请你们不要再用馒头在路上打仗玩了”。趁着夜晚他们都出去“革命”时，我们将它贴在了他们的住处门口，结果直到他们走“馒头仗”也再没发生过。
当时，我的确很红色很革命，很想象大人和红卫兵哥哥姐姐那样积极投入文革，但我们“革命”得真有些幼稚可笑。有次我与哥及几个小伙伴在公园玩，见公园望江亭附近照像馆建筑上有一排象纳粹标志的装饰隔栏（长大后得知其实是中国传统的象征万福的图案）。我们几个“红小兵”决定也来个“破四旧砸封资修”，用石头去砸。因是钢筋水泥物根本砸不掉，无奈，我们只好用笔在门上写了几个字的大字报，“勒令”（当时最流行语）公园当局清除此标志。此后不久我们又去玩时查看是否清除，却发现在我们大字报旁被人批了二个字“放屁”，气得我们去找公园当局。岂知那时哪还有什么领导当局，在全国一片“打倒走资派”“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革命”中，都被砸烂批倒了，我们“破四旧”的“革命造反”行动便不了了之。
大破“四旧”批黑五类之后，运动发展到大规模揪斗“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专家学者”等，暴力“革命”更烈，二派争斗也加剧。各种“革命造反”的群众组织多如牛毛，本省本市最大的群众组织有“湘江风雷”和“高司”、“红色政权保卫军”（简称“红保军”），都声称是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造反派”，因前者成员大多是大胆敢言敢干或曾受压的人群，后者大多则是老实守矩跟党和领导走的人群。因观点不同，特别是在“谁是走资派”“应打倒谁保护谁”的问题上出现严重分歧，先由言语辩论发展到拳脚相加，后演变成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地方官员支持后者，而中央文革首先也支持后者打压前者。
1967年2月5日清晨，天上突然有隆隆的飞机声，我们小孩最爱看飞机，全部兴奋奔出家，看见在仅几层楼高的低空盘旋着一架，只见窗口有两只黄军装的手在不断向下散传单，散得全城到处都是，捡起一看，原来是中央关于湖南文革的“2.4批示”：称“湘江风雷”为“反动组织”，大小头头全部要抓云云。结果那天早上到处在捆人抓人，听说全市抓了几百。
我父亲也差点被抓。父亲是公司业务主管干部，因公道正直红色，历来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看不惯，常爱直言提些意见建议，文革一开始便观点倾左，同情左派，是最早的“红色亮相干部”，在派车派人派物等方面给左派许多支持，虽没加入组织，却被人称为公司湘江风雷“顾问”。那天我家正在早餐，一群“红保军”凶气地冲进我家要带父亲去军分区，我们吓坏了，父亲却说没事等下就会回也不申辩起身就走，我妈问那伙人吃完再走行么？不被允许强行推走。事情的结果真如父亲所称，二个多小时后他回来了，因没有证据证明其加入了组织哪来“顾问”一职，最多只是观点同情。（父亲文革初少受冲击，但后来还是被打成“没有触及灵魂的走资派”被批斗，后被下放装卸队劳改一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