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9月9日,南京,冷欣中将代表将日本降书献给中国战区统帅蒋中正、白崇禧将军(前排右侧内三)。八年抗战胜利,中国已经国困民贫。(翻摄:钟元/大纪元)
九月三日又到了。
这个日子在中国大陆的日程表上从不缺席。逢十的年份办大典,不逢十的年份照样献花、座谈、组织观影写心得。
去年那场八十周年阅兵,最耐人寻味的不是装备方队,是城楼上的座次。习近平居中,普京和金正恩分列两侧。一万余名官兵通过天安门,广场上坐满五万多名观礼者,二十几国首脑到场,礼炮响过,整套仪式做得极其精密。那不是胜利者的合影,是今天的威权者借昨天的死者为自己的权力背书。
而八十一年前那场受降,究竟是谁坐在席上,反倒成了这一天最不便提起的事。
那张受降席
九月三日这个日子怎么来的,值得从头说一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上午,东京湾密苏里号甲板上,日本签署投降书。代表中国签字的是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徐永昌,签字身份写得清清楚楚,中华民国代表。一九四六年四月,国民政府正式明定每年九月三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又过六天,九月九日上午九时,南京中央军校大礼堂。受降主官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冈村宁次进来,代表中国战区一百二十八万余名日军签字盖章,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双手将降书呈上。整个仪式二十分钟。美方留下的那几分钟无声影像,今天仍存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从东京湾到南京,签字的人、受降的人、旗上的国号,都属于中华民国。中共代表,一个也没有。
这不是谁把它挤出去了。在当时的国际法和军事建制里,它根本没有位置。它不是国家,不是战区,不是任何一份盟国文件的签署方。
二〇一四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把九月三日设立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次年,天安门前第一次为这个日子举行阅兵。
这个动作说白了不复杂:把别人的毕业合影拿过来,裁掉原来那张脸,贴上自己的头像,然后每年对着这张照片举行仪式。
一份自己写的账本
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常德、衡阳,一场场往下数,主战场上流血的是谁的部队,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从来不是个问题。
卢沟桥枪声响起整整三周之后,佟麟阁战死北平南苑,赵登禹在率部向大红门转移的途中牺牲。一九四〇年五月,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死在湖北宜城南瓜店,殉国后追晋陆军上将,是整场战争中中国军队阵亡的最高级别将领。他们的番号、他们的部队、他们的上级,都不属于中共。
中共宣传里反复举出的代表性战例,是平型关的伏击和一九四〇年的百团大战。这两场仗值得记住。问题是无论从规模、伤亡还是战略承担来看,它们都撑不起“中流砥柱”这四个字。
关于中共在那八年里究竟得到了什么,最坦白的说法恰恰来自毛泽东本人。
一九六四年七月,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率团访华。佐佐木为侵略战争道歉,说给你们带来很大损害,我们感到非常抱歉。毛泽东回答: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
据相关收录的同次会谈记录,他随后把这笔账算得更具体:皇军来了,我们才又跟蒋介石合作,两万五千人的军队,八年打下来发展到一百二十万,一亿人口的根据地,你说该不该感谢。记录里还注了一句,众笑,会场活跃。
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打了多少仗、歼灭了多少敌人。这不是战报,是一份投入产出表。大规模会战压在国民政府军的战线上,中共武装在敌后迅速扩张根据地和兵力,八年下来本金翻了近五十倍。
一个人在客人面前把帐算得这么坦白,几十年后他的继承者却要在同一片广场上放礼炮,宣布自己是中流砥柱。这中间的厚度,确实需要一点材料学的想像力。
抹除是有工艺的
为什么非抢不可。
因为抗战是这个政权合法性叙事里最重要的一笔历史资产。内战可以包装成革命,却很难变成全民族共同的道义记忆。抗战不一样,它天然占据道德高地。所以这一笔必须独占,必须年年刷漆。
抢功劳本身不难,难的是让十几亿人配合。这需要一整套工艺,大致三道工序。
放大自己的。一场伏击可以撑起半部抗战史,一次破袭战配得上交响乐和十集纪录片。
压低别人的。国民政府军承担的正面战场并没有被完全抹掉,它是被压缩、被降格,变成敌后抗战叙事的陪衬。几百万官兵的伤亡,成了背景里模糊的一片灰。
移植别人的。国民政府定下的纪念日拿过来自己用,抄了日期,还要再立一道法。
这套工艺成熟到什么程度。二〇一七年初,教育部要求全国教材把“八年抗战”统一改为“十四年抗战”。从九一八算起这种分期本身不是没有依据,问题也不在这个数字。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历史的口径可以由一纸行政通知在一个学期之内完成全国统一,而这件事从头到尾没有经过任何公开讨论。谁有权替整个社会给历史定稿,这个问题比争抢功劳本身更让人后背发凉。
争的从来不是功劳
它争的从来不只是抗战功劳,而是定义什么算历史、什么算证据、谁有资格被记住的权力。
如果一段有降书、有影像、有数百万亲历者的历史都能这样重新排版,那些没有影像、当事人被封口的事情,会被处理成什么样子。
饿死几千万人的那三年,官方名称叫“自然灾害”。一九八九年六月的北京,在今天的中学课本里根本不存在,很多年轻人第一次看到那张照片,还以为是外国的事。
尾声
一个政权可以为八十一年前的胜利放礼炮,同时不允许它的公民为三十七年前的六月点一支蜡烛。
真正的纪念是记住,而仪式恰恰是用来代替记住的。年年阅兵,年年献花,年年组织观影写心得,这套动作做得越满,需要被压在下面的东西就越多。
很多人心里其实清楚。被单位组织去看纪录片的人,坐在礼堂后排刷手机的人,回家凑字数写观后感的人,未必真的相信过。历史上每一次清算结束,都会有一个问题落到每个人头上,那时候你站在哪一边。这个问题不问你喊过什么口号,只问你有没有在心里跟那台机器划清界限。
据纽约的全球退出中共服务中心公布的记录,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累计声明已超过四亿六千万份,声明者来自中国大陆和海外,许多人用的是化名。它未必立刻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那意味着一个人不再把自己的名字借给那台机器。
八十一年前,中国人是靠着几百万条命,才把侵略者送上南京那张签字桌的。这份功劳属于谁,本来清清楚楚。抢得走的只是奖状,抢不走的是死者的名字。
而那些今天还关在里面的人,名字也总有一天会被念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