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天子遇上托孤重臣，往往不是佳话的开始，而是宫廷斗争的序幕。诸葛亮与张居正都曾辅佐幼主，总揽朝政，也都承担过近乎“相父”的角色。然而诸葛亮去世后，刘禅为之发哀，维护其名誉，继续任用其所举荐的人；张居正去世不久，万历便追夺官爵、查抄家产，祸及子孙。二人的结局相差如此之大，不能只用刘禅宽厚、万历刻薄解释。
章武三年，刘备病重于永安，召诸葛亮托付后事。《三国志》记载，刘备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随后又敕令刘禅：“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事之如父”不是刘禅私人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刘备为蜀汉设计的权力秩序。夷陵战败以后，蜀汉元气大伤，刘禅年少，朝廷内部又有荆州旧部、益州本地士族与刘璋旧臣。此时若由幼主直接掌权，国家未必能够维持。刘备以托孤遗命赋予诸葛亮最高权威，同时又以父子伦理约束君臣双方。
刘禅即位时十六岁。诸葛亮任丞相、领益州牧、开府治事，后来又率军驻扎汉中。《三国志》说，当时“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从权力规模来看，诸葛亮远在张居正之上，不仅掌握行政，还控制军队，长期独立率领主力北伐。
但诸葛亮拥有权力，却没有把权力变成家产。他曾向刘禅上表，说明自己家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足以供给子弟衣食；在外任职所得俸禄，随时用于公事，不另经营产业。诸葛亮去世后，家中果然没有多余财产。他的儿子诸葛瞻后来尚公主、袭爵任官，却没有在诸葛亮生前形成盘踞朝廷的家族集团。
更重要的是，诸葛亮并未在宫廷中时时管束刘禅。早年他坐镇成都，后来多年驻军汉中，君臣在空间上有所分离。刘禅保留皇帝的祭祀与名义权威，诸葛亮负责处理政务和战争。双方虽然不是平等合作，却各有位置，不必每天争夺同一张桌子上的权力。
建兴十二年，诸葛亮病逝五丈原。《华阳国志》记载，刘禅“素服发哀三日”。官员李邈上书，把诸葛亮比作可能威胁君主的权臣，声称其死亡值得庆幸。刘禅大怒，将李邈下狱诛杀。这至少说明，刘禅不允许臣下借诸葛亮之死发动政治清算。
不过，刘禅也不是毫无皇权意识。诸葛亮死后，他没有再任命丞相，而是让蒋琬、费祎等人分别承担行政、军事责任。蜀中百姓要求为诸葛亮立庙，朝廷最初以不合礼制为由拒绝，直到景耀六年才在沔阳立庙。刘禅一面维护诸葛亮的名誉，一面温和地收回最高权力。这不是软弱，而是一种相当稳妥的政治处理。
张居正面对的却是另一套制度。
隆庆六年，十岁的万历即位。张居正依靠李太后和司礼监太监冯保，成为内阁首辅。他推行考成法，整顿官僚，清查土地，改革赋役，使明朝财政有所恢复。但明代内阁并非法定宰相机构。首辅权力再大，名义上仍只是替皇帝起草意见的臣子。因此，张居正的实际权力越大，与皇权名义之间的冲突就越明显。
张居正又兼任万历的老师，严格约束少年皇帝的读书、赏赐和娱乐。万历表面敬称“张先生”，背后却必须面对一个现实：自己虽然是皇帝，生活与政务却同时受到张居正、李太后和冯保管束。诸葛亮替刘禅治理一个濒临危亡的国家，张居正则直接进入万历的日常生活。前者容易被理解为救国，后者更容易被感受为压制。
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次年冯保失势，反对张居正的官员纷纷上疏。张居正长期推行考成法，又在父亲去世后接受“夺情”，拒绝离职守丧，早已得罪大批官僚。过去被权势压住的政治账，此时一并翻出。《明史》在肯定其功业的同时，也记载他晚年“益偏恣”，用人黜陟有时出于爱憎，身边用事者亦有受贿行为。
查抄张家所得财产，又使政治清算披上了惩治贪腐的外衣。万历追夺张居正官爵，削去谥号，查抄家产，其长子张敬修在刑讯压力下自缢，家属多人遭难。清算固然带有万历摆脱旧日管束、重新确立皇权的个人情绪，但也由失势宦官、受压官僚和地方利益集团共同推动，不只是一个少年长大后的赌气。
诸葛亮与张居正的差别，因此不只在两位皇帝。诸葛亮的权力来自先帝公开托孤，张居正的权力来自随时可能瓦解的宫廷联盟；诸葛亮清廉自守，没有留下庞大家产和家族势力，张居正则给政敌留下了足以攻击的材料；刘禅若否定诸葛亮，便等于动摇蜀汉自身的开国神话，万历否定张居正，却正好可以宣告皇帝已经亲政。
刘禅的宽厚与诸葛亮的自制，当然难得；万历的怨恨与张居正的强势，也确实影响了结局。但历史上的君臣关系，从来不只是两个人的性格相撞。刘备留下的是一套彼此约束的托孤秩序，明代留下的却是一个不允许权臣长期分享最高权力的皇权制度。
同样近似“相父”，一个是先帝交给幼主的护国人，一个是少年皇帝长大后必须摆脱的代行者。身后荣辱的差别，早已埋藏在他们各自获得权力的第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