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以为陈情了仗就打完了，差点忘了还有条尾巴叫“证物处理”。没想到，反而是这个毫不起眼的程序上，当局的意图才真正原形毕露了。
证物处理本来是很普通的行政程序，审讯完了，出现在案件中的各种物品总得有个归宿。归还的归还，该存档的存档，该没收的没收。一般来说，如果判定罪成，和犯罪相关的物品自然不会还给“罪犯”，但其他与案无关的私人财物，总不能都“顺便”没收掉的。
就支联会案，定罪基础其实只关乎“结束一党专政”，法庭强调了悼念六四本身并不犯法。而且，犯罪行为只限于2020年七月之后的行为，之前30多年来的事情，只是背景，并不违法。
但控方这次的证物处理申请，却完全没尝试过去分辨哪些证物真的与控罪相关，只是有杀错、冇放过地全部要求没收。于是，控方的“没收清单”就包括了以下这些人畜无害，甚至相当正气的东西：
（1)大量书籍，包括：
A.六四相关书籍，例如：
《中国六四真相》、《人民不会忘记》、《Tiananmen Papers》、《六四小渡海》、
《漆黑将不再面对》、《从支援中创造》、《白色徬徨》、《我是记者－六四印记》、
《森林里的愿望－给弟弟妹妹的六四亲子版》、《天安门的反思（程翔）》、
《六四30（陈润芝）》等；
B.历史书籍、传记，例如：
《赵紫阳－改革历程》、《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岭南近代史论》、
《神舟巨变与台湾风云》；
C.其他政治人权相关书籍，例如：
《The Right to Demonstrate》、《连侬墙》、《大国沉沦》、《功成（华叔著）》、
《危城言论》、《中英时事词语》、《我要回家》；
D.诗集，例如：
《刘霞诗选》、《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教育诗篇二十五首（孟浪）》；
E.逾1000本没有列出名字的书籍。
（2)文物及逾期刊物，例如：
北京市公安局扣押李卓人款项的单据、基关窗杂志、脉搏（由1990至1995年）、
中国民运剪报（1989年4月16日至6月30日）、中大学生报八九民运特刊、
台湾人权学刊、港支联通讯（由1989年至2019年）等；
（3)六四和民运的影音记录，例如：
“六四受难者家属证辞”、“天安门母亲之路”、“坦克人（记录片）”、“民运歌曲专辑”、
“血路六.四”、“一套北京天安门照片”；
（4)各种杂物，例如：
一幅挂画（1989年六四坦克照）、
一只风筝，标明“平反六四，公义必胜”、
200多条印有“民主、人权、自由、法治、和平”的手提电话绳、
数千个印有“无忘六四，支持天安门母亲”的襟章、
印有刘霞诗句的水樽、
“Bring Them Back”及“12港人”姓名，大大小小的民主女神。
当然，还有最受关注的“国殇之柱”。
我真想请大家评评理，到底这些东西，和被法庭判定为“犯罪”的行为有什么关系，又有什么须被没收的危险性？相信这大量物件根本就没有作为证物正式出现过喺审讯之中（除了小部分港支联通讯，那就是和本案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只是警方在抄支联会家时，一并扫走的“战利品”而已。更别说“国殇之柱”根本就不是在查支联会案时收走的，按控方自己的说法，那是港大要求警方攞走的，那控方凭什么以本案的定罪做借口去没收它？法庭和控方都很着重说他们不是针对六四，那么没收大量有关六四的纪录、书籍、物品等的理据何在？还有很多只是普通的政治类书籍、诗集、甚至是无名书籍，总不能见到书就直接当成是危险品吧？至于连只是印有民主人权法治的挂饰都要没收……果然是崩口人忌崩口碗？最好笑是要收埋北京公安局开给人的收据——这是“把票据大概丢掉就不用还钱的意思吗？北京公安局是否该感谢香港国安帮他们‘销债’？”
这些东西没收了后都会有什么下场呢？
我不知道，大概不是焚化炉就是堆填区吧。单是想像那千多本书都得付诸一炬，想像那些绝版的孤本，血泪写成的证据都将消失，想像着民主女神像再一次被推倒轧碎，想像着“民主人权法治”被活埋的样子，就不由得感到内心一痛。
我早说过，这件案子就是借对个别口号的上纲上线来清洗记忆，特别是六四的记忆。现在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没收，不就是这一意图的最好证明吗？让支联会多年来收集的历史记录永远消失，大概比把我们几个人关起来更为重要。因此，判刑才不是主菜呢，如何“判处”那些不是证物的证物才是。
可惜，我在法律上已不再是支联会的负责人，没有身份去代其主张任何权利。此刻，控方要没收什么，基本上都不会遇上什么抵抗了。也就是说，如今的剧本，在政府决定强制解散支联会，让其守护的东西再无人能守护时，便已写好了。现在还有些少希望能救下的，或许就只剩不属于支联会的国殇之柱了。
然而，努力记住我们失去了什么，将来才有可能把它们找回来吧。那就让这张“没收清单”，成为新的、不能被消灭的历史记录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