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1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供应链博览会（CISCE）上，人们从苹果公司及其供应商的展位前走过。(Illustration by The Epoch Times, Getty Images)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Stu Cvrk撰文／信宇编译）
北京无需将一家外国企业国有化，也能使其为己所用。它只需将企业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利用制造基地或获得资本的机会，与其配合态度挂钩，然后剩下的工作便可交由企业常规的逐利动机来完成。
跨国公司的董事会未必需要直接向中共政权负责，也能表现得仿佛受其管辖一般。它们只需反复且理性地得出结论：坚持原则所付出的代价高于顺从妥协。这种权衡，经过十年或更长时间里反复进行，便是所谓“被俘获”（capture）的常见体现。这并非源于某道戏剧性的指令，而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自我审查、数据本地化、对人权问题保持沉默，以及优待具有官方背景的合作伙伴，逐渐变成了阻力最小的行事路径。
本文将考察来自消费电子、酒店服务及银行金融业的三家跨国公司，分析它们如何适应中共在经济、治理、技术和政治层面的各项指标。分析重点在于那些仅凭常规商业逻辑难以解释的行为模式，以及北京方面为促成此类行为而采取的“胡萝卜加大棒”（carrots and sticks）策略。
这些公司的反应完全符合共产党的意图。
苹果公司——消费电子行业
缘起：苹果公司（Apple）面临的风险敞口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制造高度集中——约80%的iPhone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二是2017年实施的中国《网络安全法》（Chinese cybersecurity law），该法律迫使企业必须在“数据本地化”（data localization）与“退出市场”（market exit）之间做出抉择，而苹果选择了前者。
胡萝卜：进入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并获得无与伦比的制造规模、熟练劳动力及基础设施支持。仅大中华区就为苹果2024财年贡献了约669亿美元的营收。美国科技媒体《信息报》（The Information，总部位于加州旧金山）于2021年12月披露了一份2016年的备忘录，其中显示时任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承诺在五年内投入约2,750亿美元，用于投资、技术合作及供应商协议；这是此类“以投资与合作换取监管宽容”的交易被明确记录的最典型例证。
证据：
证据1：
自2018年2月至7月起，苹果公司将中国用户的iCloud账户数据，以及至关重要的加密密钥，存储在由国有企业运营的服务器上——最初是“云上贵州大数据产业发展有限公司”（Guizhou-Cloud Big Data），随后是中国电信（China Telecom）旗下的国有“天翼云”（Tianyi cloud）部门。此举将原本受美国法律程序管辖的密钥置于了中共法院的司法管辖之下。
证据2：
苹果商店（App Store）下架App应用的情况呈现出一种反复出现的模式，其时机几乎完全与中共政权的政治敏感点相吻合：例如《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App程序（2017年1月，应“政府要求”下架）；数十款VPN应用程序（2017年7月，理由是新实施的《网络安全法》）；追踪香港抗议活动的地图应用HKmap.live和新闻应用Quartz（2019年10月），此前《人民日报》（ People’s Daily）指责苹果为“暴徒”（rioters）提供便利；面向香港/澳门用户的键盘中“台湾旗帜”（Taiwan flag）表情符号消失（2019年10月）；以及WhatsApp、Threads和Signal等（2024年4月，因国家安全指令下架）。
证据3：
苹果操作系统iOS16.1.1版本（2022年11月）悄然限制了中国地区设备隔空投送（AirDrop）“所有人”（Everyone）接收模式的持续时间，将其缩短为10分钟；而就在几周后，该功能被用于在“白纸运动”（Blank Paper）期间传播反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及反对“病毒清零”（zero-COVID）政策的传单。这个限制措施直到两个月后才推广至全球。
证据4：
据报导，苹果公司曾游说削弱美国《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Uyghur Forced Labor Prevention Act，简称UFLPA）中关于禁止进口的条款；该法案最终于2021年获得通过，且核心内容基本未受影响。
证据5：
独立的供应链研究表明，多家苹果供应商与涉及维吾尔族强迫劳动的劳动力转移项目存在关联。
战略协同：每一次妥协——无论是密钥迁移、App程序下架，还是“隔空投送”（AirDrop）功能调整的时机——都并非出于常规的商业审慎考量，而是分别对应了中共政权特定的政治或安全优先事项（例如在香港及新疆周边动荡期间的信息管控，以及国内监控能力的强化等）。
万豪国际集团——酒店服务业
缘起：
2018年1月，一家第三方供应商开展的常规客户满意度调查中，其下拉菜单将西藏、台湾、香港和澳门列为独立的“国家”（countries）。这个举动引发了北京方面全面的监管与政治回应。
胡萝卜：
中国当时是、且至今仍然是万豪（Marriott）新开酒店增长最快的市场之一。该公司此前已深化其在华发展战略，于2017年与阿里巴巴（Alibaba）旗下的旅游平台成立合资企业，旨在直接触达中国旅客。
对于万豪而言，此次事件真正的启示并非其中国区网站被关闭一周，而是当万豪按照北京要求做出道歉并提交整改方案后，其全面市场准入权得以迅速恢复；这表明，在中国市场的持续增长取决于其是否表现出合规姿态，不配合的话就会受阻。
证据：
证据1：
2018年1月9日至10日：该调查引起中共政权关注。1月11日，上海市网信办责令万豪关闭其中国区网站及应用程序，为期一周。
证据2：
万豪在微博上发表致歉声明：“万豪国际集团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任何导致误解的行为，我们深表歉意。”
证据3：
2018年1月17日至19日：万豪采取了“八项整改措施”，包括员工再培训、全面改革内容审核机制、设立专门针对中国客户的投诉渠道，以及明确承诺加强与“中国政府部门的沟通机制”。
证据4：
一名位于美国的万豪社交媒体员工因“点赞”（liking）了一条提及该事件的“藏独”（Tibetan-independence）组织推文而被解雇；时任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佛罗里达州，现任美国国务卿）曾援引此事为例，称其体现了“中国（中共）的长臂管辖——他们竟然能让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本土解雇一名美国员工。”
战略协同：
整改计划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明确承诺与中共政府部门加强协调，而不仅仅是修复软件层面的“错误”（error）。这被视为一种以维持市场准入为交换条件的姿态——即承诺建立长期的政治合规机制，而非仅仅进行一次性修补。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银行金融业
缘起：
汇丰（HSBC）作为一家银行业务起源于19世纪的香港，其集团约三分之二的利润来自亚洲，且绝大部分来自香港和中国内地。随着2019年后香港政治地位引发争议，这种业务依赖演变成了一种既定的政治顺应模式。
胡萝卜：
继续维持全球盈利能力最强的银行业务之一的主导地位。随着香港经济与内地进一步融合，北京方面通过给予其大湾区财富管理及跨境投资计划的优先准入权，积极维护并扩大汇丰的业务优势。2022年，汇丰最大股东之一、具有国资背景的中国平安保险（Ping An Insurance）曾推动分拆方案，试图将汇丰利润丰厚的亚洲业务与其西方业务彻底剥离；这个举动凸显了汇丰目前有相当大一部分企业价值，取决于能否继续获得北京当局的青睐与支持。
证据：
证据1：
2020年6月3日，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Peter Wong）公开表态支持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Hong Kong National Security Law，2020），称此举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并表示：“制裁不仅会损害香港，也会损害美国。”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批评汇丰此举是对北京的“企业式叩头”（corporate kowtow）。
证据2：
汇丰冻结了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智峯（Ted Hui）在内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账户（2020年12月），许智峯称此举是“屈服于政治压力”的表现。
证据3：
2023年至2024年间，汇丰（与宏利金融/ Manulife一道）阻止了约14.45万名通过英国“英国国民（海外）”（British National(Overseas)，简称BNO）签证计划移居海外的香港人提取其强制性公积金（Mandatory Provident Fund，简称MPF）养老金，涉及金额约27亿美元。
此事引发了英国议会跨党派小组（UK All-Party Parliamentary Group）的调查，调查结论认为汇丰在香港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充当了“共谋者”（complicit）的角色。
证据4：
据报导，汇丰和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曾游说英国政府，希望避免将中国列入新国家安全及外国影响力相关立法中最严格的监管类别，理由是此举会“阻碍商业活动”（impede business）。
战略协同：
支持中共《国安法》、冻结活动人士账户以及拒绝发放养老金，这些举措各自独立地呼应了北京在压制香港反对派运动及其海外群体方面的特定优先事项；且这些行动发生的时间点，恰好是汇丰作为其利润增长引擎的亚洲业务、以及其与某家具有政府背景的主要股东之间的关系最为敏感或受关注的时期。
结语
中共政权刻意构建了一套体系，将市场准入、经营许可和资本作为外企合作的回报；一旦企业停止合作，这些既得利益便会面临风险。“胡萝卜”与“大棒”并用，因为回报往往是更有效的施压手段。威胁或许能引发一时的舆论关注，但获批续期的合资经营许可，或是历经十年基础设施建设而开拓出的市场，则能形成一种持续的激励，促使企业保持顺从。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知名智库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针对中共经济治国术（economic statecraft）的研究得出结论，北京将“经济激励”（economic inducements，如市场准入、投资、合同、许可证及优惠监管待遇等）视为“施加影响力的强有力且积极的手段”——这种操作模式建立在明确的附带条件上，也就是将某项经济利益与北京所希望达成的结果——而非仅仅是企业恰好追求的背景性商业机会——挂钩。
换而言之，只要有助于推进战略目标（如政治上的噤声、获取数据、技术转让、配合特定舆论叙事等），对中共而言，金钱本身可以被灵活运用。如果一家企业已经在“持续合作”这个明示或暗示的条件下获得了资金、许可或发展空间，那么即便未受直接威胁，它也可能已被纳入中共的掌控之中。
本文所分析的三家被中共“俘获”的跨国公司，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作者简介：
斯图‧克沃尔克（Stu Cvrk），曾在美国海军服役30年，担任过各种现役和预备役职务，在中东和西太平洋等地区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毕业于位于马里兰州的美国海军学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义教育，具有海洋学家和系统分析员的教育和经验，这些为他此后的政治评论奠定了重要基础。
原文：How the CCP Captures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