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牙山五壮士”从造假到立法看护
“狼牙山五壮士”七十年来，始终招致非议，近年被人公开发文指责“除了时间外，其它元素都有虚假成分”。如跳崖地点、带头跳崖六班班长的名字、六班的人数、跳崖的目的和方式等等，都有不同的版本。下面收录几点对官方造假的质疑。
一、官方称“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地点是棋盘坨顶峰。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当地百姓提出是小莲花峰。2014年中共国务院颁布的文件就使用了小莲花峰。
二、官方称“狼牙山五壮士”的作战目的是为了掩护部队和群众撤退，阻击敌人到中午12时，所以故意将日伪军引向狼牙山棋盘陀峰顶的绝路。而有关档案明示，日伪军当日行动的主要目标就是占领棋盘坨，并在中午12时就已占领棋盘坨，可见日军不是被“引”到那里的。六班战士是“退路被敌截断”，无路可走，即被追杀。
据大陆媒体1985年报导，有人向龙王庄当年的老游击组长冉元同了解情况，冉元同称，那五人是因不知道狼牙山是条绝路就跑了上去，再想往回跑已无路可走，就与鬼子拼起了刺刀，边拼边退，只顾前不顾后，拼不过敌人不小心倒退摔下了悬崖而非故意跳下。
三、官方称“五壮士”都纵身一跳，跳下悬崖。但《羊城晚报》据知情人提供消息称，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是“跳”，而葛振林、宋学义是挨着崖壁“溜”、“滑”下去，所以幸免遇难。葛振林后来承认跳的地点不完全一样，牺牲的三人或许是跳悬崖，他俩是“溜、滚”下去的。
四、官方称“五壮士”相继跳崖时，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壮烈豪迈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据冉元同说，当时并没有来得及喊什么口号。
2005年葛振林去世后，《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从小学课本开始淡出。
2013年9月9日，财经网发表了洪振快先生的文章《小学课本《狼牙山五壮士》有多处不实》。不久，《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其相关文章。
2015年8月17日，“五壮士”幸存者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分别在北京西城法院起诉洪振快侵犯名誉权、荣誉权。2016年一、二审法院都判裁洪振快败诉。
10月19日最高法将这两起案件公布为人民法院依法保护“狼牙山五壮士”等英雄人物人格权益典型案例。2018年12月19日，葛长生诉洪振快名誉权、荣誉权纠纷案被选入最高法院第19批指导性案例。最高法院称，此案推动了《英雄烈士保护法》立法。
可见，“狼牙山五壮士”已经被捧到神坛上不许人碰，不惜立法看护。这表明，中共非常需要“狼牙山五壮士”这样的“抗日英雄群体”形象为自己涂脂抹粉，以掩盖中共不抗日的丑恶历史。
美国档案里没有“上甘岭”
电影《上甘岭》让中国人以为，抗美援朝有一场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上甘岭战役。可惜，让美军“闻风丧胆”的上甘岭战役是中共自吹自擂的又一个谎言。在美军的史料和美国人的回忆录里，找不到有关“上甘岭”的描述。
据大陆网易军事栏目2015年1月的一篇文章披露，2014年12月，中共国防大学教授乔良撰文称，在北韩停战协议签字几十年后，美国西点军校研究人员，试图用计算器仿真再现直接导致板门店停火协议的上甘岭战役，但却怎么也搞不明白。
事实真相是：在美军的战史中，关于上甘岭战役及“金化攻势”等名词完全没有，只在中国战史数据中出现，而且对于所谓“金化攻势”的目标、范围都模糊带过，所使用的兵力也语焉不详。中共所推崇的上甘岭战役，不过是“白马山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用书面语或可这样表述：战术性出击或反击中的大型高强度战斗。此外，在美军公开的档案里，能够和上甘岭战役的时间相对应的，仅仅是一次代号“摊牌作战（1952年10月14日—24日）”的记录。
对于这样一场美国档案都没有给出名称的战役，西点军校当然不可能将其列入教科书。近年来，中共重新注释了“上甘岭”战役，自说自话，自吹自擂，借此煽动爱国情绪。
四、四大“恶霸地主”的谎言
中共为在全国抢土地、杀地主，煽动消灭“剥削阶级”，用艺术手段捏造地主形象。一提起地主，人们想到的一定是周扒皮、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这四大“恶霸地主”都编进了教科书。
没有半夜鸡叫哪来的周扒皮
《半夜鸡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被编进了大陆小学语文课本，直至2010年前后才取消。
《半夜鸡叫》出自《高玉宝》自传。书出版后，作者高玉宝便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家。他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多次接见。
《高玉宝》出版前，前13章经郭永江大手笔改编，“半夜鸡叫”是改编后的第9章。关于这一章节的内容，按后来高玉宝的说法，根本没有“半夜鸡叫”这回事，完全是艺术创作。也就是说“半夜鸡叫”是郭永江帮高玉宝编造的，周扒皮是虚构的。
《半夜鸡叫》内容多处违背生活常识，属于胡编乱造。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一眼就能看出破绽。学鸡叫没有趴到鸡笼子旁边的，更不可打开鸡笼子去看。再说，黑天里把长工赶到地里干活，即使有人干，也干不了……这些细节明显是瞎编滥造的。
另外，地主为了自家田亩的收成，一般会善待长工。像周扒皮做“半夜鸡叫”这种既缺德又缺心眼的傻事，显然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周扒皮虽然是虚构的人物，但也有原型。他的原型是作家高玉宝的同村农民周春富，而周春富的同村人对他的评语是：“不是恶人，不霸道。”正是因为高玉宝的这本书，周富春在第一次土改中被划为“富农”、“恶霸”后被打死。
此地没有南霸天有个地主是善人
1961年，故事片《红色娘子军》上映。官媒报，全国8亿人有6亿人观看。这是一部煽动仇恨和宣传红色暴力的电影。之后的芭蕾舞“红剧”在海外上演了三千多场。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红色娘子军》的原型女子武装特务连。中共党史记载，1930年8月，中共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和娘子军特务连正式成立。女子特务连有一百余人，连长为庞琼花。“娘子军”在成立了五百多天后，19人死亡和部分人员失散。
这些红军女战士，大部分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她们接受完全军事化的武装训练后便投入战斗，个个“拿起枪来，和男子并肩作战”。琼崖红军杀人放火什么都干，女子特务连“女子不让须眉”，照样也什么都干。
荧幕舞台上的南霸天，据《海南窗口》报导，其原型是海南陵水县当地一个叫张鸿猷的地主，张鸿猷的亲孙子张国梅说，《娘子军》很多内容是虚构的，在他爷爷死后4年，红色娘子军才组建。当时，拍电影的人说他家房子气派，又是大地主，选在这里选在这里拍电影真实。
张鸿猷堂兄张鸿德的孙子张国强也表示，他是目前唯一健在见过张鸿猷的人，张鸿猷是个善人，他没有欺压百姓，家里也没家丁、枪支、碉堡。
“娘子军”的指导员王时香回忆说，吴琼花并不是南霸天家的丫鬟，也没有南霸天这个人。陵水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称，张鸿猷没有血债，他家只是教师世家。
黄世仁和白毛女都是艺术创作
作为中共最早的红色经典《白毛女》，无论是电影、歌剧、舞剧、京剧，还是小人书、连环画，中国人从小看到大。恶霸地主黄世仁欺压杨白劳和喜儿父女的故事，让人流泪和愤怒，更让人对“万恶”的地主阶级痛恨不已。由前《世界周刊》和《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披露出，它完全是由中共根据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
《白毛女》的题材来源于晋察冀民间一个关于“白毛仙姑”的传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周扬看到了这个剧本，决定由“鲁艺”创作演出一部以“白毛仙姑”为题材的舞台剧。但舞台剧的演出本，在周扬的授意下，主题已经不是民间传说中的行侠仗义，而是反映阶级斗争了，地主黄世仁是如何剥削欺压喜儿和杨白劳父女的。
试排后，周扬还是不满意。他提出：新歌剧《白毛女》要赋予新的主题，要体现出人民的反抗意识。
于是，新歌剧剧本确立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新主题。这十六个字极具煽动性，契合了当时民间充斥着含混不清的对“旧”的憎恨和对“新”的期盼。
1945年在中共七大召开前一天，《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举行了首场演出后。刘少奇派人来传达他的意见，说黄世仁罪大恶极应该枪毙。于是，在以后的演出中，黄世仁、穆仁智就被当场枪毙了。
刘文彩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善人
在中共塑造的四大“恶霸地主”中，唯一真实的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其他三个都是中共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无中生有杜撰出的。
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真实的刘文彩在当地口碑很好，称他是大善人。刘文彩的罪证“水牢”、“收租院”也都是因阶级斗争的需要而编纂创作出来的。
水牢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有座“水牢”。冷月英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称：“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刘文彩的亲侄儿）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
之后有一大批以水牢和冷月英为素材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后来水牢还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成为了刘文彩抹不去的“罪恶”。
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文革十年，冷月英全国巡讲，讲了一千多场，听众上百万。
但据1999年陕西师大出版的笑蜀先生《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七十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覆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后有记者找到冷月英问她水牢的真相。冷月英没有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泥塑收租院
1965年在以刘文彩故居改造的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由四川美术学院师生用泥巴塑造了一组49年前农民向地主刘文彩交租的群雕《收租院》。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所塑人物如真人大小，形象逼真，且情节连贯，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意图表现刘文彩当年“残酷剥削压榨农民的种种罪恶”。
为进一步表现地主刘文彩的残暴，馆内还用石膏做成数十台布景箱，名曰《百罪图》——“高租重押”、“吊打农民”，“割耳”、“强奸”、“杀人”等100种罪行，后制作了用木桩搭身，蜡制头像、手脚，穿真人衣服的模型。
“改造”后的庄园，令这个“阶级教育的大课堂”异常繁忙。庄园陈列馆每天接待几万人，夜晚用探照灯照明供人们连续参观，更有外宾慕名而至。
不久，部分复制的泥塑在北京中国美术院展出。中央电视台以此题材为蓝本，赴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拍摄了纪录片《收租院》，解说词被选入小学语文课本。
此后，《收租院》漂洋过海，68年到阿尔巴尼亚展出，其复制品又先后送到越南、日本、加拿大等国展出。刘文彩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反派明星，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恶霸地主代表。
真正的刘文彩不仅在镇上修街道，修铺面，收取微薄租金，提供给无房住的乡邻，而且还出资修建文采中学（安仁中学的前身）。学校建好后，他花重金聘请最好的老师，减免贫困生的学费，并绝不干涉学校的教学活动，刘家子孙也不得占有校产。
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2010年向海外媒体披露，在安仁民间方圆几十里，刘文彩是有口皆碑的大善人。当地的碑文称刘文彩慷慨好义，有燕赵豪侠风。刘文彩当年的长工谷能山儿子对刘小飞讲过当年父辈的事，他父亲说过：“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结语
中共把学校教育当作阶级斗争和专政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为了吹捧中共的“伟、光、正”，灌输中共的斗争意识形态和党文化，让人们“听党的话，跟党走”。为此中共不惜造假，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或有一说十、无限拔高，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炮制了各种“高大全”的假英模，并以此给自己脸上贴金，并诱惑更多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学习这些假英模，追随中共走邪路。
同时为了煽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中共制造各种反面典型，手段与树立“英雄模范”人物类似，或栽赃抹黑，极尽丑化之能事，或无中生有，凭空捏造。这些编造的故事，从必须就学的小孩子下手，从幼小的心灵开始，再传播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那些人成年后又会继续传给他们的下一代和其他人。
对中共缺乏了解的人，很难相信中共竟会在常被奉为“权威”的教科书中公然造假，处处充斥着弥天大谎。在官方的消息封锁和高压下，大多数中国人难以通过独立渠道了解历史真相，那些谎言对他们的人格、行为与思维造成了巨大扭曲。这也是中共能通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对民众施暴逞凶、能奴役残害中国人百年的重要原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极其令人哀痛的一页。还原历史的真相，看清中共的各种谎言，是我们民族和国家走向新生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