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办案机关对卞玉叶本人的银行流水、房产、理财，连同其亲属账户，做了全面彻底的核查。
查完之后，没有找到任何一笔和这两笔房产交易相关的个人获利。指控贪污一千五百多万，实际一分钱未收。
张家港法院
2026年8月26-27日，张家港市法院开庭审理此案。辩护人王发旭指出，该案存在严重程序违法情形。
首先，案件涉嫌贪污金额巨大，且涉及地方金融系统、多家单位及重大职务犯罪事实，却由基层法院一审，其管辖层级与案件重大、复杂程度不相匹配。
其次，检察机关曾提前介入监委调查，审查起诉期间检察官又与监委办案人员保持案件沟通。辩护方据此申请相关检察官回避，但未获支持。
此外，辩方还对该案的公开审判、非法证据排除、证人出庭及关键证据调取程序提出异议。其称，卞玉叶在留置期间遭受长时间讯问、限制饮水、低温冻罚、疲劳审讯及以近亲属相威胁等情形，且部分讯问中途停止同步录音录像，但法院并未依法启动充分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多名关键证人的书面证言被指存在诱供、指供及相互矛盾，却未被通知出庭接受质证；辩方申请调取卞玉叶留置期间完整同步录音录像、12名证人询问录像、数次重要会议原始录音及其他关键材料，也大多被驳回。
辩方据此认为，从管辖、回避、公开审判，到非法证据排除、证人证言审查和关键证据调取，该案程序性争议并非孤立存在，而是贯穿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多个环节，已经实质影响卞玉叶的质证权、辩护权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
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指控，则与汉某集团有关。检方称，2020年9月至2021年12月，卞玉叶在明知汉某集团资金链紧张、部分贷款已被认定为不良的情况下，仍干预授信审批，授意下属拆分关联企业授信、规避集团统一授信管理，推动大丰农商行向两家关联公司发放三笔贷款，共计3500万元。截至案发，上述贷款尚未收回。
04集体决策还是个人犯罪？
对于两项指控，辩护律师均作无罪辩护。
首先，对卞玉叶是否具备贪污罪主体身份提出异议。大丰农商行并非国有控股企业，卞玉叶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并与银行签订劳动合同。律师认为，江苏省联社对其任职进行提名、备案，并不等同于刑法意义上的“委派”，因此其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本身即存在争议。
关于北京房产，辩方称，当时银行急需在北京购置房产用作经营网点。但受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客观限制，银行没办法直接出面买，经会议讨论后决定由个人先行代购，之后再由银行买回。
卞玉叶弟弟与刘某共同出资，代为买下了这套房子。这一点有银行会议记录和各项在案证据可以证实——确实是银行委托代买，不是卞玉叶个人预谋购房。后来政策发生变动，设立网点的计划被迫取消。银行按照原价把这套房产回购了回来，支付的回购款仅仅只是退还了当初投入的原始本金。
检方根据事后价格认定，认为回购时房产市场价值明显低于购入价。辩方则质疑：该价格认定所选参照物，与涉案房产在位置、楼层和物业形态上差异较大。辩方当庭称：“我这里有53页的材料质疑你的价格认定”。并且，明确有一份2023年的评估报告证明，回购时该房产估值远高于购入价。
辩方还提出多份证据证明所有决策均系行内集体决策。所有购房材料和档案均在大丰农商行存档，而非由个人保管。
银行是否实际遭受700余万元损失，存在巨大争议。
关于盐城伍佑支行房产。这套房子，是为大丰农商行在盐城新设异地支行准备的网点。当时房主坐地起价，银行工作人员前后谈了半年，始终谈不下来。而监管部门对新设网点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完不成就要错失设立资格。万般无奈之下，由他人出面对接完成了购房，最终成交价格高于正常市场行情。多出的这部分，以租金的名义拨付，经由他人账户全部转给了房主。没有人从中截留一分，卞玉叶同样没有从中获取任何好处。
辩护人当庭提出，这笔交易里真正拿到好处的，是银行和开发商：银行赶在监管要求时限之内落地了网点，拿到了宝贵的异地支行经营资质；同期有另外一家机构因为找不到合适房源，最终没能成功设立支行。溢价多出的收益，全部落入开发商手中。
卞玉叶在庭审中说，"伍佑支行设立至今，已为银行创造超过2.5亿元收益。"为什么当时大家要一次次开会，不管多少钱都要把它买下来？不就是为了拿到一张异地支行的金融牌照吗？"
张家港看守所
律师据此认为，即便两次房产交易存在程序或资金安排上的瑕疵，也应首先查明其究竟属于银行经营中的代购安排，属于集体获益，还是卞玉叶借机非法占有公共财产，不能仅凭价格差额直接认定贪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