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安人民医院的漆饼干筒活动在文革一开始的“扫四旧”运动中就自发地进行了。当时各地的老百姓都在凭自己的聪明才智去理解什么是文化大革命、什么是封、资、修的文化。他们的聪明就想到了每家每户都有的饼干筒上的图案应该属封资修的。当地老百姓所理解的文化大革命不过仅此而已。他们哪里想到是毛泽东为了要搞掉刘少奇！
在那个年头为了饼干防潮，需把饼干放在饼干筒里。好的饼干有用铁皮做的饼干筒装了卖的，可以防潮。不象今天只要把饼干或者鸡蛋卷放在密封的塑料袋里就可以了。那时人们的生活要比现在烦琐得多咧！因为中国那时还没有塑料食品袋。上海的大商店里会把一只透明的塑料袋装满了水吊在高处做装饰，让顾客们看了惊讶不已——居然那塑料袋会不漏！
那时的人穷，难得买整筒的饼干，因为那得花好多钱。往往买整筒的饼干仅仅是为了有一只好看的饼干筒。如果家里没有饼干筒，就只得买一只。不过也可以向有钱的朋友讨一只。人们利用饼干筒来储存食品，如店里零买回来的饼干和其他怕受潮的零食。那些买回来的饼干筒都漆得很好看，就像现在的屈奇饼干盒和巧克力糖的盒子那样。由于早年的贫穷，许多人家把它当作室内的装饰品。家里有几只美丽的饼干筒甚至是家境富裕的象征。解放后的生活是简朴的，一般老百姓家里难得有几样好看点的东西。因为饼干筒上的图案往往比较洋气，因此为人们所喜爱。何况要有钱的人家才会去买整筒的饼干，因此人们往往把饼干筒当作家境富裕的象征。人们从室内饼干筒的摆设中得到虚荣心的满足。
也不知道临安人民医院里的革命群众当时是怎么在考虑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们就把饼干筒上的图案当作了封资修的四旧了。把它们都砸了，哪家都舍不得，何况生活中实际上少不了饼干筒。因此文革一开始，在医院里就开展了一场漆饼干筒的自我革命运动。我不知道临安的其他单位是否也如此，用这种行动来显示反帝和反修的革命立场。于是在医院里家家户户大漆饼干筒。
毛主席也太忙了，忙不过来给大家说说清楚，他要反的封资修之类四旧其实并不包括饼干筒的意识形态。这样，曼那里原来有的我们家仅有的一只饼干筒，一只画了只大公鸡背景是放射出金色光芒正在升起的红太阳的金鸡饼干筒，也被当作封资修的代表不由分说地漆成了全红的。油漆是公家提供的。不过用得不多，因为那饼干筒原来也基本上是红的。漆得花里巴拉的实在难看。
在破四旧形势对曼来说最危急的那晚——她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被人们当作是异类，红卫兵可能对她抄家。她感到很紧张，何况她又是上海人，并且是右派分子的家属。上海人在小城镇里往往被人们看成是比较“洋”的。而洋是不好的——在文革开始时，在小地方，那在造反派看来无异于封资修、洋奴买办！她只得偷偷地把几本她喜欢的中学时的音乐教材（用五线谱印的歌谱）都撕来烧掉了，因为五线谱也是招祸的——解放后学校里不是就不教五线谱了么？
她并且主动向造反派上缴了几件西餐刀叉和调羹，因为那不仅是洋的而已，有的上面还有US的字样。那是早年抗战时期美军中卖出来的军队用旧了的生活用品。另外还有两只外国货的“洋碗”（捷克出产的搪瓷碗，捷克也算修字号的），洋在当时是必须回避的，因为人身上带有洋气就意味着崇洋媚外。造反派给了收据，表明他们是很认真对待的。那几件餐具到后来人们有点明白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是为了搞掉刘少奇和他的班底，医院的造反派才退还了回来。
因为我的关系，连累着曼在文革开始后的前几年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组织。而到了文革已经没有什么气焰了，她才拿到了红卫兵的红袖套。而那些早就参加了红卫兵组织的真正的（响当当的）造反派那时已经不大戴它了——不那么时兴了。那个时期杭州的年轻女造反派流行的是把短裤的裤脚边往上卷起一圈，让光腿暴露在外面多一寸光景。我不知道外地是否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