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位足球超级巨星的抵制，是中国隐蔽权力的最新例证。
作者：保罗·格拉德(Paul Glader)、杨建利（Jianli Yang）
法国足球超级巨星基利安·姆巴佩(Kylian Mbappé)曾突破世界上最严密的防线。但显然,他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遇到了对手,而这背后是国家权力、企业资金与民族主义愤怒的强大合力。
在一段流传的视频片段中，他似乎称毛泽东为“独裁者”，而中方反应迅速。据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停播了他的比赛，并撤下了他的广告。三家中国赞助商终止了合作。官方媒体对他口诛笔伐， 中共外交部则警告称，冒犯中国人民的言论将遭到集体抵制。姆巴佩道了歉，就连皇家马德里和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La Liga)也加入了道歉的行列。
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姆巴佩，而在于中国的威权统治、商业利益和被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如何相互强化，进而左右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敢说什么。企业不需要收到明确的政府命令，当政治权力决定了经商的风险，企业就学会了揣摩它的意愿。民族主义的愤怒又增添了压力，这种愤怒有时是自发的，有时则被官方媒体放大。三者合力，可以做到直接的审查在海外难以做到的事。
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手段很残酷。他发动的“大跃进”造成了导致数千万人死亡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大范围的迫害与破坏。然而，称他为独裁者，却可以被说成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把戏：把对统治者的批评变成对被统治者的攻击。毛泽东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按说那段历史属于他们，而不属于共产党。
中国在海外最有效的审查并不需要查禁书籍或逮捕记者，它可以通过金钱来运作。运动员失去赞助商，电影公司失去院线渠道，企业则可能失去客户。没有人需要证明毛泽东不是独裁者，他们只需要让说出这一点的代价高到足以让其他人学会沉默。
美国人以前就见过这样的戏码，而且不只是在好莱坞。
2019年，休斯顿火箭队总经理达里尔·莫雷(Daryl Morey)发推文说：“为自由而战，与香港站在一起。”中国的转播商和赞助商随即对NBA展开报复。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批评莫雷对情况不了解，联盟面临巨大的经济压力。
值得称道的是，NBA总裁亚当·萧华(Adam Silver)最终捍卫了莫雷的发言权，并拒绝了中方要求解雇他的要求。但这场风波暴露了一种令人不安的矛盾：一个球星们经常就美国社会议题发声的联盟，突然发现自己在盘算在中国表达自由的代价。
接着是约翰·塞纳(John Cena)。2021年，这位从摔跤手转型的电影明星在宣传《速度与激情9》时称台湾为一个国家，随后用普通话道歉。一个多年来在摔跤擂台上把对手摔来摔去的人，竟被一堂地缘政治词汇课逼得屈膝低头。
这种模式不限于体育界。好莱坞制片公司曾面临压力，为了能在中国发行而修改内容。2018年，万豪酒店因其社交媒体账号点赞了一条有关西藏的帖子而解雇了一名员工。行业不同，而盘算相似：冒犯中国的政治敏感点可能会损失金钱。
每有一位公开受到施压的名人，又有多少运动员、企业高管、电影人和年轻职场人士在私下里决定，有些话题还是不碰为好?有多少人避而不谈天安门、西藏、香港或对维吾尔人的迫害?又有多少人懂得了，有些历史真相就是对生意不利?
独裁统治的权力与商业激励就是这样结合起来扭曲历史记忆的。真相不一定是在辩论中被击败的，它是被逐渐挤出公共讨论的，因为付不起价钱。
重视自由企业的美国人应当认真对待这样一个教训：自由市场并不会自动造就自由的人。市场创造繁荣,但企业对激励做出反应。当进入威权市场的机会取决于政治上的服从，商业机构就可能沦为审查的工具。
答案既不是放弃自由企业，也不是要求每位名人都成为政治斗士。体育联盟、球员工会、娱乐公司、大学和专业协会应当建立保护合法言论的共同机制。当政治压力针对某一个人时，各机构不应为了保住自己的合同而将其抛弃。北京惩罚一个孤立的运动员，要比惩罚一个愿意团结一致的整个联盟容易得多。团结会改变经济上的算计。
透明度同样可以改变这种算计。当外国政府的要求影响到审查内容、解雇员工或修改公开声明的决定时，企业应当予以披露。国会应当考虑出台有针对性的透明度要求，同时保护公民的宪法权利。政治胁迫在身份不外露时效果才最好。
经济上的独立同样重要。美国企业应当使市场和收入来源多元化，与中国接触可以带来正当的好处，但过度依赖会造成脆弱。企业对任何单一威权市场的依赖越少，就越能保有独立决策的自由。
消费者和赞助商也有各自的角色。捍卫基本自由的运动员、艺术家和员工不应独自承担代价。球迷可以支持他们，企业可以聘用他们，组织可以表彰他们的正直。当社会给予勇气回报，而不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鼓掌喝彩时，勇气才更能持久。
教育或许是我们最持久的防线。年轻的美国人应当了解“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和天安门镇压期间发生了什么。他们还应当理解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区别。许多中共的最大受害者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也在今天它最勇敢的批评者之列。
最重要的是，要前后一致。言论自由不能成为党派的权宜之计。我们对运动员和好莱坞明星所要求的原则，也必须适用于政客、企业、捐赠人和我们所钦佩的组织。
我们不应期待每一位27岁的足球运动员都成为人权英雄。更大的责任在于那些从自由中获利、却有时让个人独自捍卫自由的机构。
对于下一代美国领导者来说，这个问题极其现实。有朝一日，你可能会经营一家公司、领导一个组织或担任公职。某个有权势的人可能会向你提出一笔交易：对某件真实的事保持沉默，你就能保住你的钱、职位或影响力。请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就决定好你会怎么做。更好的做法是建立这样的机构：在其中，做正确的事不需要成为殉道者。
中国的国家权力、金钱和民族主义可以给真相标价。但除非我们同意出卖，否则它们买不走我们的沉默。
保罗·格拉德(Paul Glader)是“推进美国自由”(Advancing American Freedom)领导力项目主任。
杨建利是国家利益中心(Center for the National Interest)的杰出访问研究员,也是《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的专栏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