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全国开始“革命大串联”。红卫兵和学生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轮船，各地设立接待站，提供住宿和伙食。许多年轻人借此走出家乡，第一次见到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
那一年我年纪小，没有赶上。
1967年初，大串联逐渐停止，各地接待站开始撤销。听着高年级同学讲述旅途见闻，我十分羡慕，总觉得错过了一次免费出门的机会。
没想到几个月后，我又找到了去北京的理由。
当时，无为县的群众组织已经分成两派。一派以县直机关干部和部分工人为主，设在县政府大楼；另一派主要由几所中学和师范学校的师生、县医院职工及少数机关干部组成，设在县工商联办公室，后来迁到无为中学。
我也和几个人组织了一个“战斗队”，平时印传单、贴标语，游行时扛着旗跟在队伍后面。
两派相比，我们这一边人数较少。县直机关干部和工人游行时队伍浩浩荡荡，而学生平时分散在各自家中，临时很难召集起来。拖拉机站和汽车队的工人又都有生产任务，不能随时参加活动。
为了寻找支持，1967年5月，我们几十人乘坐县汽车队的客车前往合肥。
省政府接待站先把我们安排在安徽工学院，后来又转到合肥工业大学教学楼住宿。那时接待任务很多，我们等了几天，也没有得到明确答复。
等待期间，我第一次见到了标准游泳池。一个同学兴奋地跳进水里，因为水浅，肚子重重拍在水面上，疼得半天直不起腰。
省里没有结果，有人提出，既然地方解决不了，不如直接到北京“向中央请示汇报”。
这句话正合我意。上一年的大串联我没有赶上，这一次终于有机会去北京了。
我们一共七个人，来自县卫生防疫站、水产公司、无为师范和几所中学。有人把我们带进合肥火车站，送上开往蚌埠的列车。
到蚌埠后，怎样继续北上成了问题。
我先和其他人分开，趁列车员不注意，上了一列开往徐州的火车。到达徐州时已是夜晚，我在车站外买了些吃的，一边等同伴，一边寻找继续北上的办法。
那天夜里，我遇到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北京学生。他衣服整齐，却独自坐在车站外。他告诉我，父母受到批斗并被关押，他只好离开北京，到南方寻找亲戚，却不知道究竟能投奔谁。
我们在屋檐下聊了一阵。后来各自靠着墙睡去。
五月底的徐州，前半夜还很热，后半夜却冷了下来。我只穿着一件春秋衫，冻得牙齿直打颤。天刚亮，我在车站外吃了一碗小米粥和几根油条。那是我第一次吃小米粥，觉得格外香。
其他六个人后来也赶到了徐州。他们买的是蚌埠附近一站的短途票，却一直坐到了终点。当时车上很少查票，这种“买短坐长”的办法并不少见。
我们继续分头找车。
我和水产公司的老吕上了一列开往济南的火车。到达济南后，车站广播通知去北京的旅客上车，我们十分高兴，立即跟着人流登车。
列车最终只开到天津西站。
老吕下车另找办法，我则留在车上。途中我认识了几个河南开封的学生，他们手里有北京市中学生返京证明。我跟着他们，准备设法混上进京列车。
空车后来调到天津北站。几个学生翻过围墙，到附近水塘游泳，我只能留在车厢里等他们。傍晚列车又开到天津站，他们说，车可能要到第二天凌晨才出发。
晚上九点多，我走出车站，独自在天津街头转了一圈。
劝业场的大钟已经接近十一点，海河大桥和街边霓虹灯仍然亮着。商店大多关门，街道上行人很少。因为担心错过火车，我没有走得太远，很快又回到车站，在原来的车厢里打瞌睡。
半夜，我忽然听到站台上传来熟悉的家乡口音。原来另外几个人也到了天津，正为怎样进北京发愁。
我告诉他们，开封学生有返京证明，可以跟着一起上车。
第二天凌晨，列车员先把所有人赶下车重新检票。开封学生的证明上有十来个人的名字，我们便一个接一个跟着上车。人数显然多了，但同行的邢庭华站在车门口一边帮着数人，一边同列车员纠缠，最后竟把大家都拉了上去。
火车驶离天津，沿途只停了廊坊一站。
1967年6月6日清晨五点，我们到达北京站。东边太阳刚刚升起，远处就是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来到北京，我们都十分兴奋。
首都接待站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附近。工作人员把我们安排到东直门外左家庄住宿。那里是一片刚建成不久的住宅，接待站发给每个人草席、毯子和二十多天的餐券。
据说要等二十多天，才轮得到我们接受接待。
住宿和吃饭解决后，我便开始在北京四处游览。
我身上带着一张北京交通图，是二哥上一年参加大串联时买回来的。每天吃完早饭，我揣上一个馒头便出门，有时乘公共汽车，有时步行，晚上再回到左家庄。
我先去了天安门广场。
当时广场上除了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像，东西两侧还竖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南面靠近前门处竖着孙中山画像。人民英雄纪念碑以南还有一大片没有铺地砖的黄土地，零星栽着几棵小松树。
我还去了人民大会堂、革命历史博物馆、前门和东交民巷。
故宫当时没有开放，颐和园、天坛和北海公园可以游览。我没有去长城，因为听人说路远，也没有什么可看的。后来大家一起去颐和园，在那里留下了一张合影。
北京街头到处可以看到文革留下的痕迹。
在南池子附近的英国驻华代办处外，悬挂着一个纸扎的外国人像，头上戴着高帽。院内有人隔着窗户向外看。后来不久，那里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
苏联大使馆附近的道路上，地面用油漆写着很大的“反修路”三个字。使馆门外站着中国军人，院子里也不时有人向外张望。
我绕着故宫走了一圈，看见中南海附近一处住宅门前贴满大字报，地上散落着许多纸张。有人说那里是刘少奇的住处。门外还挂着几双高跟鞋，作为批判王光美“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展品。
那时北京正在修建地铁，大片古城墙和城门被拆除。东直门城楼尚未完全拆掉，许多解放军战士正在工地施工。我站在一旁看了很久，心里觉得十分可惜，甚至想，如果能把这些砖瓦木料运回无为，重新建起一座城楼，该有多好。
当时的北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样整洁。六月风沙很大，东直门大街虽然宽阔，两边建筑却显得灰暗，行道树也不多。市民穿着大多朴素，街上很少看到鲜艳颜色。
同行几个人除了去过一次天安门，大多数时间留在接待站研究怎样汇报。我则天天早出晚归，几乎把能够到达的地方都走了一遍。
二十多天后，终于轮到我们接受接待。
水产公司的汪开科说，所有人都去，行李无人看管，便让我这个年龄最小的留下。
结果，他们去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得到什么答复，我后来都不知道。我名义上是到北京“请示汇报”的，最后却连汇报会都没有参加。
接待结束后，中央接待站发给我们返程车票，还发了一些毛主席像章和宣传材料。我们收拾行李，乘火车返回安徽。
离开北京前，我到王府井买了一双塑料凉鞋和一个军用水壶。回程在蚌埠换车时，装凉鞋和宣传材料的袋子被人偷走。那些沿途收集的大字报、传单和油印小报，也一并丢失了。
1967年6月这次赴京，名义上是“向中央请示汇报”。对当时的我来说，却更像是抓住了革命大串联的尾巴，完成了一次不用购买车票、也不用承担食宿费用的北京旅行。
资料来源：谢同裕《文革中的赴京请示汇报是一次免费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