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扩大对中国民众境外投资及收入征税。示意图
11月6日，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全文公布，公开征求意见。1992年制定的《税收征收管理法》曾于2001年全面修订，仍问题多多；带病运行25年后再次大修，各界高度关注。本文仅讨论一个问题：税款滞纳金应该怎么收？
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纳税人未按照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这条非常不合理。
存在严重的立法问题
第一，该法中的“滞纳金”概念含混，在国际上罕见。欧美等成熟税制国家，通常采用“利息+罚款”的双轨制，将国家税款被占用的时间成本（利息）与违法惩罚（罚款）完全剥离，各自独立计算。
第二，“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属于“小过重罚”。
现实中，一旦企业因非恶意原因或税法理解偏差导致长期欠税，滞纳金往往在几年内就会滚雪球般超过税款本金，直接拖垮企业经济。
国际通行做法是：纯粹的资金利息不封顶，但利率贴近市场；惩罚性的罚款低比例封顶，通常25%左右，也就是“低息+低上限罚款”。这里细谈两点。
（1）每日万分之五的加收标准，折合年化利率高达18.25%，畸形的高。
比较而言，当今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为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四倍，按照中共央行授权公布的1年期LPR（3.0%）计算，超过12%的利息、违约金及各类费用均不受法律保护。
凭什么滞纳金高达18.25%？这算不算税收部门的巧取豪夺？
（2）“按每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没有封顶限制，跟现行《行政强制法》相冲突。
《行政强制法》规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加处滞纳金，但加处滞纳金的数额“不得超出金钱给付义务的数额”（即1倍本金）。
由于存在这个冲突，各地税务机关的做法各不相同，有税收滞纳金超过税款本金的，有税收滞纳金上限不超过税款本金的；各地法院裁判也分歧仍然较大（如南京一法院认为税收滞纳金属于《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滞纳金，最终数额不能超出税款本金，驳回了南京市某税务局的请求）。
第三，缺乏对“主观过错”的精细区分。无论是恶意拖欠、资金链断裂暂时无力缴税，还是因税法理解分歧、稽查溯及调整导致的补税，一律适用同等的每日万分之五高额滞纳金，违背了“过罚相当”的法理。
修改稿有所让步但不解决问题
然而，这些严重的立法问题，在本次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中，并没得到彻底解决，只是在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上，新增了“税款滞纳金不得超出税款本数的二倍。”
的确，当局做了一点让步，即税款滞纳金可以有上限，但上限不能是税款本金，而是税款本金的2倍。但是问题并未解决。
（1）“税款滞纳金”仍然将“资金占用成本（利息）”与“行政惩戒（罚款）”两者捆绑在一个口袋里，导致法律性质模糊——如果它是利息，年化18.25%远超市场红线；如果它是罚款，又与逃税罚款形成双重惩罚。
（2）封顶比例与利率依然畸高。封顶比例设定为税款本数的二倍，按照滞纳金年利率18.25%换算，大概相当于11年的税款。
横向对比，台湾滞纳金封顶10%（加年息约1.6%），香港最高附加费15.5%，美国逾期付款罚款封顶25%（加浮动年息约6%—7%）。
相比之下，征求意见稿的200%（2倍）封顶以及18.25%的固定年化利率，惩罚力度仍是周边及欧美法域的8倍至20倍。
当前，中国大陆整体贷款利率与个人住房贷款利率均已降至3%左右的历史低位。当局仍要保持18.25%的固定年化利率，也不愿去纠正在封顶问题上《税收征收管理法》与《行政强制法》的冲突，延续对长期欠税的综合资金惩罚畸高力度。
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中的更多问题
除了税款滞纳金外，还有不少被诟病的问题。举例而言。
（1）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纳税人如果对税务机关的征税决定不服，必须先缴纳税款及滞纳金（虽规定也可提供相应担保，但这难以操作），然后才能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才能向法院起诉。
现实中，一些企业无法跨过“先交钱”的门槛，因此直接丧失了复议和诉讼的救济权利。修订草案第九十二条虽明确取消了行政复议的清税前置要求，但诉讼阶段仍保留。也就是说，只要税务局的补税金额超过企业的承受极限，企业连进法院喊冤的机会都没有。
而国际通行惯例，无论是否交税、是否提供担保，纳税人均有权直接向独立税务法庭或法院提起诉讼，绝不以“交钱或担保”作为受理案件的前提。
（2）对“偷税、抗税、骗税”的无限期追征权。民法有诉讼时效，刑法有追诉时效，但税法对偷税行为却没有任何时间限制。
实践中，部分企业因几十年前的账目不清、凭证遗失被认定为偷税并要求无限期补税，企业往往因无法举证而陷入被动。修订草案保留了无限期追征权，只是增设了一个的程序限制——“经设区的市级以上税务机关批准”。这个限制，能起多大作用？
结语
本次修订草案，当局虽做了一些让步，但也释放了强烈的“收紧”信号。例如，关联交易调整和一般反避税规则的适用主体，从企业扩大到自然人（如个人与关联企业间的资金往来、家庭成员间的低价资产转让均纳入审查），同时明确可对欠税数额巨大的个人实施强制执行。
又如，赋予税务机关向公安、金融、海关等部门常态化共享查询信息的权力，明确互联网平台必须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收入数据，并可直接检查非银行支付账户（如微信、支付宝）及企业电子会计系统。
无论是税款滞纳金，还是“偷税、抗税、骗税”的无限期追征权，以及自然人全面纳入反避税与强制执行和全链条数据穿透，都表明一点：中共绝不在乎税法的公正、公平、公义，只是把它当作巧取豪夺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