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5日，美国左翼政治评论员哈桑‧皮克尔（Hasan Piker）身着毛式中山装，出席了在加州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举办的2026《名利场》奥斯卡派对（2026 Vanity Fair Oscar Party）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Liana Graham撰文／信宇编译）美国极左政治网红哈桑‧皮克尔（Hasan Piker）最近在一个讽刺性的网络节目中受到连番犀利的拷问——而由此产生的片段堪称经典。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你住着价值270万美元的房子。”主持人说道，“那么为什么你的需求比其他90%的加州人更重要呢？”
皮克尔回答时显得很不自在——但这并不是因为他穿着一身毛式中山装。
简单来说，一边自豪地穿着夺走约8,000万普通人生命的（中共）政权的制服，一边享受着价值270万美元的豪宅和奥斯卡派对的邀请，这实在是很不体面的事。
而在皮克尔赞赏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欧洲的前南斯拉夫可以说名列前茅。他曾发布过一段名为“南斯拉夫真棒！”（"Yugoslavia Was Awesome!"）的视频，赞扬了这个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方方面面，包括其生活水平。
对于像克罗地亚著名政论记者斯拉文卡‧德拉库利奇（Slavenka Drakulic，1949—2026年）这样的幸存者来说，这种想法可能听起来很可笑——字面意义上的可笑。
1992年，她出版了《我们如何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幸存并欢笑》（How We Survived Communism and Even Laughed）一书，讲述了东欧共产主义统治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皮克或许对教科书上共产主义造成死亡人数的数据不以为意，但对于共产主义的那些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影响之一，他可能就不那么熟悉了：那就是人类尊严、希望与个人责任感被悄悄侵蚀。
德拉库利奇的这本书以放大镜般的细致笔触审视这些故事，开篇是她对朋友塔妮娅（Tanja）一生的叙述。在爱人去世，以及因为温和批评国有化而使自己的新闻职业声誉遭到摧毁之后，塔妮娅选择了自杀。
对于生活在社会主义统治下的人们来说，对未来缺乏信心是生活的一大特征。德拉库利奇周围的人似乎都认为共产主义国家会永远存在下去。
“共产主义灌输给我们的，恰恰就是这种停滞不前。没有未来，没有梦想，也无法想像我们的生活可以有所不同。”她在书中写道。
对于塔妮娅来说，失去希望最终酿成了悲剧。
奥地利犹太裔神经学家、二战德国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他著名的著作《活出生命的意义》（Man’s Search for Meaning）中也写到了类似的现象。
弗兰克尔从他在集中营的经历中得出结论：那些能够坚持下来的人，都坚守着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个要素——希望。即使在野蛮的环境下，希望也使囚犯们能够保持尊严和求生意志。
社会主义政权的重压之下，普通民众的生活——不仅仅是政治异见人士——都受到了摧残。
“他们不是伟大的英雄，也不是政治犯或异见人士，而是那些再也无法忍受现状的人。”德拉库利奇写道。
在国家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里，公民逐渐失去自己对塑造未来也有一份参与权的感觉，这不仅对希望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也对个人责任感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因此，垃圾随处可见，问题成堆。德拉库利奇写道，公民失去了自主能动感之后，行为就好像“公共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
“如果你无法摧毁整个体制，你当然可以摧毁电话亭、售票机或公园里的花草。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输家是我们的城市。”她继续说道。
对制度的不满，表现在各种不经心、不作为的小事上。城市景观的实体衰败，正是一个从内部被掏空的人群的镜像。
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的失败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但更为深远的，是它在精神上付出的代价。强迫人们生活在贫困的环境中，又时刻恐惧国家无所不在的监视，会侵蚀信任、自由和创造力；也会腐蚀人的灵魂。我们必须重视德拉库利奇的警告：集体主义付出的代价不只是经济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正如她在1990年代曾说过的，“我们或许熬过了共产主义，却并没有摆脱它。”这是因为共产主义远不止是一种经济意识形态——它会渗透到被迫生活在其统治下的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深处。
本文由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旗下出版物《每日信号报》（The Daily Signal）授权转载。
作者简介：
莉安娜‧格雷厄姆（Liana Graham）是美国知名智库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简称THF，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国内政策研究助理。
原文：Socialism Isn’t Just Deadly—It’s Soul-Crushing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