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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替我们守住一个家的胖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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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我们一家从北京搬到上海。搬进新居的第一天,我第一次见到胖阿姨。她四十来岁,矮胖,圆脸,笑起来像弥勒佛,走路却快得很,力气也大。卡车上卸下来的箱子,她往肩上一扛,另一只手再拎一个旅行袋,几步就上了楼。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抱着一卷铺盖跟在后面,反倒气喘吁吁。

胖阿姨姓曾,扬州人,十五岁就到上海当保姆。她不识多少字,却会烧菜、洗衣、缝补、带孩子、安排票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几乎都在她手里。

我们搬到上海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此后几年,家里的人不断进进出出:父亲被批斗、被关押,母亲下放劳动,我们兄妹有人串联,有人下乡。谁都可能离开,胖阿姨却一直在。现在回头看,那些年真正维持这个家日常运转的,常常就是她。

她烧菜很好。走油肉、糖醋大排、蒜香扁鱼,我后来自己也学着做,却总觉得不是那个味道。父亲被关以后,工资被冻结,家里的菜钱受到严格限制。二两肉,她能切成细丝、剁成肉末,散在一大盘蔬菜里;海鲜就买便宜的小带鱼、螺蛳、小海蟹。钱少了,饭桌却没有完全垮下来。

那还是凭票供应的年代。粮、油、肉、蛋、鱼、豆制品、糖,样样都有票。我们兄妹五个,后来又有配偶和孩子,谁回上海,谁外出,都牵涉粮票和油票。胖阿姨不识字,却把这些票证管得很清楚。什么快用完了,什么可以跟别人交换,什么应该留到月底,她心里都有数。

过年买菜更是一场大仗。凌晨四点,我们就得跟她去菜场排队。肉、鱼、鸡、豆腐、青菜各排各的队。胖阿姨手里拎着几个旧篮子,到处找那些同样做保姆的熟人,把篮子分别放到不同队伍里占位置。哪一队快轮到,她就赶过去买。我们这些孩子站一会儿就冻得受不了,等她让我先把一篮东西送回家,我往往回去倒头就睡。再醒来,她已经在杀鸡、洗鱼,准备年夜饭。

1967年前后,造反派几次进我们家。父母不在,兄妹几个也常常在外,家里只剩胖阿姨。她知道怎么应付,烧水、倒茶,说自己贫农出身,十五岁就出来讨生活。她早年给日本人家做过工,这段经历却从不主动提。人来了一拨又一拨,家里最终没有出更大的乱子。

后来,上海的保姆也组织起所谓“劳动大姐造反兵团”。胖阿姨参加了,还当了一个小分队长。她们戴红袖章、开会、领文件,可很多人不识字,文件还得让我帮她们念。

有一阵,上面号召保姆“造东家的反”,不再给所谓走资派和剥削阶级家庭做工。有些家庭听到风声,干脆提前把保姆辞退。劳动大姐们这下反而急了。胖阿姨到处联络,让我帮她写大字报:如果不让她们继续做保姆,就应该给她们安排正式工作,还要同工同酬。

折腾一番以后,大家最终还是回到了原来的东家。

胖阿姨在我家从没“造过反”。

父亲在外面挨斗的时候,连我都曾为了表示自己的“革命立场”,故意不理他,不给他盛饭。胖阿姨却骂我没良心。她照样给父亲热饭热菜,让他多吃一点,还四处打听谁被抓了、谁放出来了。

后来父亲还是被投入监狱。

我闲在家里的那段时间,学校停课,书也没多少可看,索性跟胖阿姨学织毛衣、踩缝纫机、纳鞋底、缝被子、包馄饨、擀饺子皮。她不识字,给家里写信也找我。她每月挣三十元,寄二十元回乡下。汇款单上只剩一点空白,她也舍不得另花八分钱寄信,总让我把能写的话全塞进去。

1968年,我决定去青海插队。离开上海那天,姐姐和胖阿姨送我到火车站。火车快开时,我还笑嘻嘻地跟她们告别,胖阿姨却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一边擦眼泪,一边说:“你这个小鬼头,这下要吃苦头了。受不了就赶快回来,不要逞强。”

两年后,我第一次从青海回上海探亲。一路坐毛驴车、长途汽车,再坐三天三夜火车,身上还带着羊毛、羊皮和一路尘土。

我刚进家门,胖阿姨先把我挡在外面。她嫌我一身羊膻味,把旅行袋扔到后院,让我脱掉外衣和棉鞋才许进门。她跑去老虎灶挑来两大桶开水,让我好好洗澡,又用开水烫我的内衣,把衣缝里的虱子一只只烫出来。

洗完澡,一碗热腾腾的排骨面已经放在桌上。

我一边吃,一边问母亲什么时候下班。胖阿姨沉默了一会儿,才告诉我,母亲和姐姐已经去了北京,因为父亲在关押期间得了重病。

后来父亲被转到上海第二结核病院继续关押治疗。政治气氛稍微松动以后,家里可以给他送烧好的菜。胖阿姨一下又忙起来。鱼、肉、小炒、鸡汤分格装好,再一遍遍交代我哪个菜要隔水蒸,哪个可以小火热,哪个当天吃。每次我从医院回来,她都要问父亲吃了多少,人胖了没有,气色好不好。

父亲特别喜欢她做的丝棉棉袄和棉裤。我们家从父母到孩子,几代人都穿过她做的中式棉衣。

我大学毕业后又去了青海。几年后回上海时,胖阿姨已经因为眩晕等问题回了乡下。她走以后,家里又换过几个保姆,没有一个像她。母亲常说,请了人反而更累。全家人这才越来越觉得,胖阿姨一走,这个家都不像从前那样转得动了。

多年以后,她有一次突然出现在我住在曹杨新村的小屋,手里还提着一篮活螃蟹。我高兴得不得了,拉着她坐下来,两个人不停地互相打听这些年的事。后来我还带她到自己工作的医院做了一次检查。

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再以后,我读研究生、带孩子、出国,和她彻底失去了联系。后来听说她在乡下过得并不顺,又回到上海替别人带孩子,但这些我都没有亲眼见到。

我只知道,她十五岁来到上海,在别人家里做了大半辈子保姆。自己的丈夫、孩子和乡下的家,一直靠她挣钱供养;而她真正生活得最久的,却是一个又一个别人的家庭。

她在我家十几年,正好经历了我们家最动荡的一段日子。父亲坐牢,母亲下放,我们兄妹上山下乡、外出读书,家里的人不断离开,又不断回来。只有她守着厨房、粮票、菜篮、缝纫机和孩子,把日子一天天维持下去。

几十年过去,很多人的面貌已经模糊。

胖阿姨却一直很清楚。

资料来源:霄云《胖阿姨》;本文据原文整理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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