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家史和父母们的遭遇
我叫吴世跃，现年61岁，住在大邑县安仁镇吉祥街16号，距刘湘老公馆几步之遥。我母亲叫刘秀容，是刘湘大弟弟刘成章的女儿。
当年，我母亲嫁给了邛崃县冉义乡的吴家。冉义乡距安仁10公里，据说母亲出嫁时，送亲的队伍有三四里路长。
母亲嫁过去只有几年时间，就遇上了1949年的“解放”。本来，刘湘的夫人一再叫我母亲全家同她一起去台湾，但母亲放不下家里这份产业；再说，她对“共产党”和“解放”是咋回事完全搞不懂。
不到一年，“解放”就来了，镇压、搞土改、追金银、评地主……
吴家是当地的一个豪门大族，有田土上千亩，建有学校、粮站。我曾祖父吴天宇（音），外号“吴叫花子”，因为他爱跟穷人打交道，每当有叫花子（乞丐）上门乞讨，他都吩咐煮饭给他们吃。最特别的是，他还要把自己的饭端到门口同叫花子们一块吃，长期如此。“吴叫花子”的名声传得很远，周围几个县都知道，就是现在到冉义场上去都打听得到。
他的儿子，即我爷爷吴仁安，外号叫“吴欢喜”，他最喜欢去给人家调解纠纷，成天笑嘻嘻的，所以人们叫他“吴欢喜”。
我爸爸叫吴庆华，解放前是大学生，1949年时还没毕业。但是，我爷爷非要他回乡当乡长，爷爷把他的名字填上去，他还没正式去上任就“解放”了。
吴家的很多人都被抓来关起，其中有我爷爷、我爸爸、我妈妈、我幺爸吴纯一等等。
爷爷、爸爸、幺爸三个人是同一天被枪毙的，爸爸死得最惨。那是一个冬天，在冉义河坝开批斗大会，爸爸他们跪在地上。工作组的人事先给一个叫龚玉华（音）的人作了工作，叫他来批斗我爸爸。龚玉华来了，提了一个我们这儿叫“火提子”的烤火篼篼。批斗完后，准备枪毙人了。龚玉华把“火提子”上面的灰扒开，把里面的炭火吹得通红，然后一把将我爸爸的后领子扯开，把通红的炭火从他颈子倒下去。炭火把爸爸的后背烧得吱吱吱的，他痛得滚倒在地上。他们把他一把提起来又让他跪下，爸爸受不了，拼命挣扎，又翻滚在地，又被提起来，如此几次。有人看不过了，开了枪，点的心——打心脏，这样才结束了他的痛苦。
接下来打我幺爸，他是打的头。枪响后，头炸开了，骨头、脑水爆得到处都是。他妻子在场，看到这一幕，把围裙解下来，将幺爸的头骨、脑水包裹在一起。
政府出了点钱，叫当地一个疯子把我爸爸和幺爸从河坝拖到坡上埋了。这个疯子姓郑，还活着，前几年他带我去指了埋我爸爸和幺爸的那个坑坑，我这才开始上坟。
土改中，吴叫花子的后人共有11个被枪杀，他们是：吴泽芝、吴志诚、吴福田、吴三素、吴世昌、吴必成、吴炳生、吴作成、吴仁安、吴庆华、吴纯一
我七爸吴俊成的妻子吴杨氏土改时被关在乡公所，逼要金银财宝。看守她的人见七伯娘长得漂亮，就把她强奸了。七伯娘被放出来后，觉得没脸回去见人，跳井自杀了。
强奸她的人叫李清银（音），是冉义九大队六队的人。七爸吴俊成在饥荒年饿死。
我妈妈也被关押，同七伯娘关在一起。她被整整关了一年，天天逼要金银财宝。能交的都交了，还是逼，她交不出，又吊又打，受不尽的刑。她头发又脏又乱，身上长满虱子，一身臭气，像个乞丐。
一天下午，她突然回来了，对带我的保姆说，她是请假回来看娃儿的，还得再回去。当天晚上她并没有住在家里，她走了。走前她对保姆说，如果第二天早上她没回来，就请保姆把我带走，当自己的娃娃把我抚养成人。
当晚，妈妈去了一个叫金三跃（音）的家，金三跃全家都曾在我们家当过长工，工作队把金三跃提起来当了武装队长，还发了枪。妈妈当晚同他们摆了一阵龙门阵（聊天），半夜里，等他们睡沉了之后，她用背我的一根背带，吊死在金三跃的床栏上。
第二天一早金家的人发现后，赶紧把妈妈放下来，另找一根绳子，把妈妈吊到猪圈的茅厕上，然后去找村长苏吉武：“村长，村长，刘秀容吊死在我家的猪圈里了！”
村长来后，他跪在地上，对着尸体叩头作揖地说：“你吊死在我们家里，你来害我们哪！”
苏村长说：“死都死了，喊人来把她埋了就是了。”
我的父母就这样走了。据我们吴家的老人，80岁的吴继成（也是地主）说，我爸爸死时25岁，么爸只有22岁，我妈妈死时具体年龄不详，但肯定也只有20几岁。
二、我被收养和被遗弃的经历
保姆听说我妈妈吊死了，吓坏了。这个时候，吴家的人被枪杀的枪杀、关押的关押，长工们也早走了，她一个人，十分害怕，于是，她收拾起东西，甩下我，独自走了。
那时我还不会走路，饿得在家哭，哭得昏天黑地，没人理，不知过了多久，一天还是两天，我从屋里往外爬。是从后门爬出去的，记得翻过了一个门坎。
我在门外的路上爬了一阵，不知怎么就滚到路边的一个沟里去了，全身糊满了烂泥。
那天是赶场，瞿家有一个叫王素芳的女人赶场时从我家院子前路过，她听见有娃儿的哭声，伸头一看，看见了我。她说：“这娃儿滚得这么脏，可怜。”她把我抱起来。
王素芳正被培养当妇女主任，曾经到我家来看守过我们，因此她认得我是刘秀容的娃儿。
王素芳有个嫂嫂，结婚五六年了都没生娃娃，她把我抱起时就打算把我给她嫂嫂。她先把我抱回家，把我洗干净，然后给我吃饭。她先把吃剩的半碗肉端上来，我迫不及待伸手就抓，饭还没来我就把肉抓来吃完了，可想我饿到什么程度。
吃完饭，她把衣服给我穿得巴巴适适的，抱我去找她嫂嫂。
她嫂嫂听说我是地主的娃娃，爸爸又是遭枪毙了的，不敢要。怎么办呢？不能把我又丢掉，王素芳看我长得很乖，也舍不得。于是她去找村长苏吉武，问他怎么办。苏吉武说：“大人有罪娃娃没得罪。他才这么大点，也没享到什么福。这样吧，明天上午8点钟开大会，我在会上说说这事，你把娃儿抱来。”
第二天在会上，苏村长当众说：“王素芳抱了个娃儿，是吴庆华和刘秀容的儿子，现在吴庆华枪毙了，刘秀容自杀了，娃娃没了父母。王素芳有个女儿，没有儿子，干脆就把这个娃儿给她当儿子，同意的举手。”
所有的人都举了手。
王素芳好高兴，这么顺当就抱了个儿子。这时，她嫂嫂瞿杨氏后悔了，想要得很，但是王素芳不干了，她自己想要。
就这样，我成了瞿家的人（王素芳嫁给瞿家），我的名字改为瞿炳良。
王妈妈领养了我之后，接二连三地生孩子，我九岁多时，她又生了六个，加上以前的一个女儿和我，共有八个娃儿。这个时候遇到了“粮食关”（即三年大饥荒），家里吃饭困难，王妈妈拖不起了，决定把我送走。她对我说：“你有个姑姑嫁在冉义黄福联（音）家，你到她那儿去。”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姑姑，我小时候憨乎乎的，什么都不懂，没有任何人指点我。为什么呢？因为瞿家的人不愿意其他人同我说话，怕别人告诉我我的真实出身，吴家的人更是不敢接近我。所以，我只知道王素芳是我的亲妈妈，其它什么都不晓得。
那天我被带到姑姑家，姑姑独自一人躺在一间烂茅草房里；床是一块木板搭的，被盖都没有。姑姑已经病得起不了床，她拉着我的手哭着说：“我不晓得你还活着。”
王妈妈走后，姑姑说：“那个角落里有个小罐罐，装米的，你去看一下，里面还有没得米，有米的话就打点来煮饭。”
我去把米全部挖出来，只有半碗。我把米煮稀饭，煮好后有三碗多。当天就吃了这点稀饭。
第二天，一点米都没有了，早上我去地里找了点牛皮菜回来，煮来吃了，就再没办法了。姑姑病得重，我看这儿呆不下去，独自一人离家出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我姑姑。好多年后，我才弄清楚，姑姑是我爸爸的妹妹，叫吴素华，排行第四。土改时她也被划成地主，关押起来受了很多刑罚。搞土改的人把她捆绑在树上，逼要金银财宝。他们算账说姑姑有多少田，请了多少长工，剥削了多少年，该交出多少金银。土改工作组的人发动农民去斗打。他们把姑姑衣服脱了，用猪背上的鬃毛穿入她的乳头。有人还从茅坑里舀来屎尿，撬开她的嘴，硬给她灌下去。
姑姑当年是嫁给冉义黄家的，姑父在土改后不久就死了，姑姑没有小孩，无依无靠。我流浪几年回来后，王妈妈告诉我，我走后姑姑被送到人民公社办的“幸福院”，在那儿姑姑只住了两三天就死了。姑姑的全部家产就是那两间烂草房，她死后队上把它拆了作柴烧。
三、外出乞讨，九死一生
我从姑姑家跑出来后，不晓得往哪儿走，心想，沿着大路走，也许找得到吃的。
一路上我饿得心慌，只捡到一点萝卜根根吃。我走到高桥场，到饭馆门前去守，果然守到别人吃剩的一点菜汤汤。我去端来喝，唉呀！那个味道我从来没吃过，安逸！
从此，我开始了舔盘子的乞讨生活。
我在高桥讨了几天饭，饭馆的服务员赶我走，不准我在那儿要饭。我只得又走，往邛崃县城走。
邛崃城里也不准我要饭，我只得又走，沿着大路往雅安走。
流浪路上，我吃水沟里的水葱子、路边的马边草、芫须草。听人说，一种叫猪鼻拱（即“折耳根”）的草草可以吃，我挖来吃。咦，清香清香的，还好吃。一路上，我只要听说哪种植物可以吃我就挖来吃。水沟里的水葱子、田里的乌瓜子、路边的野草草、山上的野果子野花花、水苔藓，还有树皮，我都剥来吃过。
到了雅安，咦，不错，这儿饭馆多，也不赶我走，我在雅安呆了一段时间。
我东混西混，晚上怎么办？夏天，我跑到挞了谷子的谷草堆里去睡，蚊子咬不到。冬天，我钻到别人烧灰窑的窑子里。有时在别人屋檐下的草堆里过夜，但这种时候不多，因为主人发现了要打，把我当小偷（我第二次出来流浪时还把我当特务抓来关起）。
下雨的日子最苦，没找到过夜的地方只有顶着淋。后来我发现了一个避难处，就是坟墓。川西荒弃的坟一头有一个敞口，可以钻进去睡。有一段时间，大概有三个多月吧，我天天钻到坟墓里睡。我要等天黑了，往往是等群众睡了才摸到坟地里去，因为让群众发现了的话会把我当盗贼打。我永远记得第一次钻进去的情景。我躺下后，四周漆黑，我想看点光亮，心里安稳些。我伸手乱摸，抓到一块石头，我把石头垫到后脑，这样，头高一点，可以从敞口看到外面的一点光。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把垫到后脑的石头搬过来，一看，“石头”原来是一个死人的头骨！我那时小，才十来岁，也不晓得害怕，第二天晚上照样爬进去。只是，这次我先用草草把坟里面的块块渣渣扫出来了之后再睡下去。
在流浪讨饭的那几年里，我好多次昏死过去。有时是饿昏了，有时是淋了雨感冒发烧，有时是又饿又病。有一次我昏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迷迷糊糊听见有人说：“这个叫花子要死了，已经在这儿睡了两三天了。”嘿，我没死，几天之后我又慢慢醒过来。我爬到沟沟边，喝了点水，有了点精神，又爬到田边扯草草吃。那时田里麦子正在灌浆，我爬过去扯下一把麦穗，用手搓，吹一吹，一口吃下去。那个浆浆清香清香的，好吃！
我还在田里扯“乌瓜子”剥米米吃。嫩的就直接吃，老的就扯草草来烧起吃，这样要香一些。
野草草野果子吃多了，经常拉肚子，粪水从肛门流出来，我一点知觉都没有，裤子打湿后，觉得冷，才发觉。我的肠胃病、风湿病就是流浪生活落下的。
那些日子，我瘦得皮包骨，衣服破破烂烂，一身又脏又臭，过路的人看见我，远远地捂着鼻子绕开走。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太脏，于是，有河，或者有水沟的地方，我就脱了洗。衣服洗后晒在地上，我光着身子找个地方躲起来，直到衣服晒干。
有一次我看到河里有人扑通扑通游得很欢快，我不会游泳，但憨乎乎地跟着跳下去，结果一下子就沉了下去。旁边的人见我半天不起来，晓得出了事，一个人钻下水把我捞起来，扛到岸上压我肚子，我吐了好多水才活过来。
这次流浪，到底是几年我记不清了，大概有五六年吧。但我记得流浪的路线：邛崃—百丈—铭山—雅安—天全—泸定—康定—炉霍。当时，我不知道我刘家的身份，更不知道刘文辉有个儿子就在炉霍县，而且是供销社的主任，否则，我一定要去找他，人生的命运也许就是另一回事了。
后来外面不准流浪了，要遣返，我便回到生产队。
四、地主子女，生存这么艰难
我回到生产队劳动时，大约十五六岁。那时，一切靠工分吃饭，一天的满分是10分。同我一样年岁的人，贫下中农子弟评8分，我是地主子女，只评4分，最多5 分。我干的活比他们（贫下中农子弟）重，比他们多。为啥呢？因为地主子女不敢有丝毫的偷懒，更不敢讲价钱，重活累活我都得去干，否则就要挨批斗。
每年冬月间或腊月间年终结算，算工分，我一年到头干得比他们多，但工分少一半。工分少，分粮就少，根本不够吃。每年都是如此。我一分了粮就计算，多少斤谷子，一年有多少天，一天可以吃几两，一顿又吃多少。算下来，一顿只能吃一两多谷子。因此回到生产队干活，仍然挨饿，我干活时，常常饿得虚汗直流。这样干了几年，实在拖不下去，于是我第二次出去流浪。
我仍然沿着上次的路线走。翻越二郎山时，我钻到山洞里过夜，一天夜里，一个黑乎乎的东西朝洞口走来，我听见呼哧呼哧的气息声。我想可能是条熊，闻到我的气味了。我吓得跳起来，一把抓住洞口的一根树枝，拼命地上下左右乱舞！
那黑乎乎的东西退走了，我还在乱舞，根本没看清是不是熊。那一夜我不敢睡，紧紧握着树枝，睁大眼睛一直坐到天亮。
我这次流浪时间不长，只有一年多，原因是我被抓了。
那一天我流浪到泸定，饿慌了，我身上还有讨口时别人给的一点钱。我找到一户人家，对他们说，能不能给点吃的，玉米馍馍、稀饭羹羹都行，我可以付点钱。
他们给了我吃的，我坐下来享用。
正吃着，几个民兵突然冲进来把我捆绑起来。原来，这户人家认为我是伪装成叫花子的特务，他们在给我饭吃时就向公社汇报了。
我被押到公社，又押到泸定县城，他们让我老实交待，我如实说了，但他们高低不相信，认定我是伪装了的特务。我被押到雅安专区，雅安打电话到邛崃，最后落实了我的身份——一个没有家的、无人照管的孤儿。
雅安把我放了，我没有马上回来。雅安是个要饭的好地方，饭馆多，剩的菜菜汤汤也多，我吃了这家吃那家，甚至抱着潲水桶一阵猛喝；潲水桶里有油水，味道也不错，回想起来比现在的肉还好吃。这样，回生产队之前，我吃得脸上还长了点肉。
回到生产队后，生活仍然十分艰难。这时，我听人家说，在成都，鸡蛋可以换粮票和布票。我决定试一试。第一次我身上只有10多元钱，我买了点鸡蛋到成都去，果然换到了粮票、布票。我把粮票拿回来卖，嘿，还挣了几个小钱。我来了劲，开始学做生意。后来，我花20多元钱，买了一辆旧自行车，这样就更方便了。我开始挣了一些钱。可惜，一次在路上，我被工商所的人抓住了，所有的钱和东西全部被收缴。他们说，想要回钱和东西，必须开来三级证明。“三级证明”指的是生产队、大队和公社的证明。我怎么敢去开？我出身又不好。所以，我第一次“下海”就输得精光。
没法，我又出去流浪，这是我第三次流浪。这次时间更短，没多久就被国家抓起来关押在成都多宝寺。我被关押了近三个月，放出来时我头发长得很，一身肮脏。
从多宝寺释放回到生产队后，人们不敢同我说话。我在生产队抬不起头，只得去跟一个木匠师傅学手艺，主要是拉锯子改木板。我干了一年多，只吃饭，没有工钱。后来，国家不准五匠人员（木匠、铁匠、泥瓦匠等）“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又被清理回来。
还是得做生意才能生存，我又买了辆自行车。
我白天劳动，晚上悄悄去买一些蔬菜，等别人睡了再把菜托回来，天不亮就赶到雅安去卖，同时把雅安的烟酒带回来卖，比如8分钱的经济烟、4角钱的芒果烟、2 角4分一包的飞燕、5角钱一包的大前门。买烟要排队，一次只能买5包，我就一次一次地排队买。烟买回来后我不敢公开卖，只能打给贩子，价格可以翻一倍。
在偷偷摸摸做生意的过程中，在眉山、雅安、彭山的路上，我前前后后被工商所收缴了四辆自行车和好几千元钱，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财产转眼就没有了。不过，人还没有被抓、被打，真正把我整伤心的还是生产队。
“文革”中“一打三反”运动时，大队书记龚年笙和生产队长王良清说我投机倒把，把我抓去“学习班”批斗。同时，他们抄了我的家，把我的几十斤麦子、一百多斤谷子和一辆新自行车全部抄走了（自行车从此成了大队干部的公车）。
我被捆绑起来批斗。那天晚上，斗争会结束后，他们用一个拌桶把我盖起来，关在保管室。我双手反捆在身后，闷在拌桶里，夜里，屎尿都拉在裤裆里。第二天，保管员瞿留生来掀开拌桶，把我放出来。
我又一次一无所有，家里连一粒粮食都没有。我跑到一户姓冷的夫妇家，他们给我煮了饭吃，看我实在没法，两口子商量后又给了我一升米。多年来，我一直对他们心怀感激。
我把那升米吃完后，没办法了，不得不又一次外出流浪。
地主子女，生存得好艰难！
五、捆绑吊打，逼我走上绝路
1976年，是我终身难忘的一年。
一天，几个公安人员突然把我抓起来，铐到安仁镇付安乡一幢房子里。这幢房子是当年刘湘手下一个叫刘麻子的连长修的私宅，现在还在。
在那儿，我遭受了我一生中最惨痛的吊打！天天皮鞭暴打，还用扁担砍，一身打得稀烂。
他们为什么下狠劲打？因为我不承认偷了供销社的布。
在付安街上有一个供销社，1976年7月28日，供销社的布被偷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是我偷的，因为我曾到处流浪，又是地主子女。那个年代，地主子女，人人都可以欺负。
我们问我7月28日在哪儿，在干什么。我想不起了。我一辈子没读过一天书，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某天某日真是记不起。
说不出来，又不承认，几天几夜连续吊，暴打！打得我屎尿失禁，拉在裤子里，右膀和右手腕也被吊脱臼了（后来是赤脚医生给我接好的）。下手最狠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史国强，我永远记得。
六七天后，他们突然说：“地震那天晚上你在哪儿？”
这一下我猛然想起了，1976年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那天我印象深，当时我正住在雅安车站后面的一个招待所，地震发生时，那门格吱格吱地响。
我赶紧把“不在现场”的证据告诉他们。第二天他们去调查了，我所说的是事实。
但是，他们仍然不放我，仍然把我铐起，只是没有再吊打了。
那天中午送饭时，他们把我手铐打开一只，另一只仍然铐在楼梯的栏杆上。吃饭时我发现地上有颗铁钉子，我悄悄把它捡起来。当天夜里，我用钉子挖砖缝的石灰，然后取下一块砖。接着又挖，总共挖下六七块砖，人可以钻出去了。
但一只手还铐着。为了活命，我拼命往外拉，手磨得鲜血直流，我还拿钉子戳，最后终于挣脱了手铐，但手上留下了终身的伤痕。
我逃出去之后，不知往哪儿走，绝望得很，我萌生了死的念头。
我回到家，买了20多粒“敌百虫”，晚上关上门，一口气全部吞下去。
我们瞿家有个嫂嫂，她每次到民安村时都要来找我摆摆龙门阵。也是我命不该绝，第二天她刚好来了。她看快中午了我门里面还是关着的，她从门缝看，看见铺盖好象裹着人。她拍门，又喊，都没应答。她估计出事了，赶紧去把大队赤脚医生吴世龙叫来。吴世龙来把门砸开，见我牙齿咬得紧紧的，于是撬开我的嘴，灌水。不知又灌了什么药，半天后，我又活过来。
六、艰辛的寻亲之路
在我走投无路时，有人告诉我，我有一个哥哥，在峨边茶厂工作。我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去投奔他。
我没钱乘车，但我知道青龙场有火车，以前我在那儿卖过菜。我到青龙场爬上一列火车，是货车。到乐山附近时，我被车站派出所发现了，又被关起来。几天之后，落实了我的身份，要遣返。我不干，说我的哥哥叫吴世伦，在峨边茶厂工作，我要去找他。派出所的果然又查到了我哥哥，但是不准我去找他。为啥？因为他正在峨边劳教，是个劳教分子！
派出所给我买张车票，非要我回来。
我上了车后又溜下来，爬上开往峨边的车。
这次是列客车，查票查得紧，第一次我在厕所里躲过了，第二次躲不过，眼看又要被抓、被关，押回去又要被当成小偷、扒手。那种绝望的感觉又涌上来，不活了！跳车，摔死就算了！
我从车窗跳了下去。
嘿，不知过了多久，我又醒过来，身上除了脚上的伤（伤痕至今还在），其它都完好。
但是，去找哥哥的梦破灭了，我不得不又回到了家乡。
回来后仍然没法，这时，又有人给我说，安仁镇是我家婆的老家，王玉清是我家婆的亲戚。
王玉清！她的名字响得很哪，刘文彩的五姨太，到处都在批斗她，她还是我的亲戚？！
我反正无路可走，去找找她。我从冉场步行，一路走一路问，最后打听到王玉清在蔡场5大队3队。
王玉清住在一间矮小房子里，虽然贫穷，但打扫得干干净净。我们见面，彼此都不认识。我把我的情况说给她听，但是，那时我对我妈妈家的情况也不太清楚。我告诉她，我只听说刘湘是我的外爷爷，我不知道我该叫她祖祖呢还是婆婆，还是其他什么。我说：“我搞不清楚，要你才搞得清楚。”王玉清问：“刘湘是你外爷爷？那你妈妈叫什么名字？”我回答：“她叫刘秀容。”王玉清一听就拉着我的手说：“噢，刘秀容是刘湘的亲侄女嘛，是刘湘大弟弟刘成章的女儿。那你该叫我祖祖。”
我于是就叫她祖祖。我告诉她我的经历：流浪呀、舔盘子呀……她一直抓着我的手，眼泪直流，说：“唉呀，你这娃娃，你是我们刘家的幺孙子，你100根头发里就有50根是我们刘家的……”
她煮饭给我吃，吃了中饭也不让我走，又留我吃晚饭。
她有两个鸡在生蛋，她把全部鸡蛋煮给我，共有10个。接着把晚上没吃完的饭捏成两个饭团，在火上烤黄后塞给我带走。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受到亲戚的款待，听到这么和蔼温柔的声音，我一个长期流浪，看惯了冷眼，饱受了呵斥的孤儿，心里觉得好温暖！
王玉清对其他人也很和气，群众都说她好。后来她从蔡场搬到安仁，每个月都要到我这儿来耍，我也经常送些东西给她。我有亲戚去看她，她把贡的东西拿下来，非要招待我们吃了才准走。每年年关，她觉得她是个老辈子，还要给我们发压岁钱。改革开放后，我做生意已经在挣钱了，她还要给我发钱，50、100地发。
那天分手时，她叫我到安仁去找刘世孝。“他是你亲幺舅，你大舅还在不在就不清楚了，他叫刘世泽。”她还告诉我，我还有一个哥哥，全名不知道，只知道叫“昭昭”，她曾经在刘家公馆里逗过他。
我好高兴，找到亲人了！
我赶到安仁，打听昭昭和刘世孝。我先问刘世孝。别人说，他在红旗坝（就是现在的十字口）。我赶到那儿一看，正在开批斗大会。我问刘世孝，别人说：“站在那高板凳上的就是。”
我第一次见到幺舅，他正站在高板凳上挨斗，有人正用刷条子鞭打他。
我不敢认他，也不敢说我是他侄儿。
我就问昭昭，得知他叫吴世昭。我找到他的家，二十多年了，我们两兄弟第一次见面！
二哥本来也出生在冉义，但还不到一岁时就到了安仁外婆家，从此再没回去，也不敢回去，冉义的家在哪儿他都不晓得。外婆姓郑，1960年时饿死了。
二哥同大舅的一对儿女刘忠民和刘凤鸣住在一起。大舅和大舅妈在饥荒年时双双饿死。他们为了救儿女，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留给儿女吃。大舅和舅妈是地主分子，不敢去开点荒地种点蔬菜，更不敢出去偷点瓜果小菜，只有活活饿死。我后来听说，他们被从刘湘公馆里赶出来后，长期没有住处，日子非常凄凉。在外教书的二舅刘世清（早已去世）回来看到这种状况，把手表卖了，买了几间破草房，他们才有了个住处。
我妈妈的几个兄弟姐妹都出生在刘湘公馆里，我妈妈是老二，解放后他们几乎都被打成地主。
二哥的家空荡荡的，什么家具都没有。我那表妹盖的是一床破棉絮，到处是洞，那张板板床也破破烂烂。
当天，二哥凑了点钱，去买了半斤米，再弄了些红萝卜煮在饭里招待我。饭煮得还干，他们自己吃的都是清汤汤。
我无路可走，想投奔亲人，但看到这个样子，知道没法了。吃了那碗红萝卜饭后，我又走了。
七、山上遇险和大哥之死
离开二哥家后，我去找以前我跟过的木匠师傅，求他带我出去干活，这样我又混口饭吃。
但这次我差点又丢了命。
那天我们去天全青龙山上改木板，走在悬崖边上，我脚下一滑，从悬崖上摔下去。下面有十多丈深，我双手抱着头，翻滚得昏天黑地，然后人事不省。师傅认为我没救了，他爬下悬崖，把我翻过来，一看，还有气，赶紧背我下山。
街上，有人出了个土办法，把山上的苂麻草割一大把来，脱光我衣服，全身用苂麻草抽打。嘿，过了一会儿，肿就有些消了，我人开始动弹，但是，脸和头还是肿胀。又想一个办法：把挖了麝香后的空壳壳（獐子的肚脐眼）切开，放在大蒜里磨，磨成浆后抹在头上、脸上。果然，2、3 个小时后，我醒过来，又一次从鬼门关折回来。
我回到生产队后，遇到国家要在邛崃五面山修玉溪河，每生产队派5个劳动力。我被派到工地上担泥巴。
这个时候，我大哥吴世伦从劳教队里释放回家，他来找我。
我这才知道大哥的身世。
大哥比我大4岁，土改妈妈被关押时，带哥哥的保姆胡大婶婶便把哥哥领走了。后来，他独自一人住在一个叫红庙子的破庙里。饥荒年，哥哥饿得没法，跑出去偷了点蔬菜吃，因此被抓去峨边劳教。劳教回来后，红庙子已经被拆了，他没住的地方，去投奔二哥，发现那儿没法安身。他来找我，见我也是一贫如洗。他很绝望，把劳改队发的一件衣服送给我就走了。那是一种牛皮纸衣服，现在还没得这种衣服。离开我后，大哥去邛崃找三姑姑，三姑姑家也很穷，大哥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元钱用完后，在新津南河跳河自杀了。
工地上有个姓吴的冉义人，人们叫他吴连长，他有一定的权。我于是壮起胆子去找他。我对他说：我父亲也姓吴，点名时叫我瞿炳良是因为我是瞿家捡回去的；我父亲叫吴庆华，是吴大院子里吴叫花子的后人。吴连长一听，说：“唉哟，我同你爸爸还一个包包里用过钱！”
第二天，吴连长就把我提起来搞后勤。先煮了三天饭，他见我还老实，便安排我去当采购。这是个美差，我高兴得很。可惜，又是因为地主子女这个老问题，我失去了这份美差。
一个姓汪的营长，听别人反映，一个地主子女在搞后勤，他便找个理由撤我的职。他说我偷了菜板。我没偷，不承认。一天晚上，一个叫吴子明（音）的老乡来叫我走。我说我不走，我没偷。他说：你还不明白，没偷也要整你。我一下子想起上次“偷布”的事，马上软了。当天夜里，吴子明把我送下了山。
八、我的婚姻和“翻身”的日子
从玉溪河工地回来后，有人来给我介绍个女人，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
我以前也谈过几个女朋友，女方对我的人品、相貌、办事能力等都没有意见，但是，一说到成亲，女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反对，说嫁给了我就是地主婆，将来要吃亏，要挨批斗。最长的一个我谈了一年，她很想嫁给我，可最后她还是放弃了。
这次，当介绍人把她带来时，我已经30岁了。
她来相亲，一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裤子烂成刷刷，鞋子是个烂筒靴，到处是破洞。衣服补疤重补疤。她没有妈，只有一个爸爸，爸爸烂酒（酗酒），成天叫她做事，做不完就打。我这儿有吃的，她一来，就不愿走了。
我说：“你不回去怎么行，我们刚见面，手续都没办，连你爸爸都还没见过。”我叫介绍人带她回去，介绍人有点怕她爸，不敢。
我决定冒起胆子上门去见她爸。我先买了8斤半肉，我听人说，“8”是吉利数字，“半”表示“伴”（老婆）。还有，双数也吉利。我到医院去找了两个瓶子，打了两斤酒，买了40个鸡蛋，20把挂面，都是双数。
我见到她爸，送上这些礼物，他一下子就满意了，留我吃了中午饭。就这样，我有了老婆，有了一个完整的家。
几年后，老丈人去世，我回到安仁找我幺舅，从此住在了安仁。
这个时候，已经是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年代了，做生意不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被抓、要被收缴。我以前流浪时走过很多地方，清楚哪些地方有什么特产，价格怎样。我们这儿1斤米换3斤土豆，每斤还要补5分钱差价。在天全1斤米可以换8斤。我把米拿到天全去换土豆，把土豆拉回来换米，我不要差价，土豆又好，很多人都找我换。
接下来我又做水果生意，我跑泸定、康定、石绵（出核桃），又跑阿坝州的小金县——小金县的水果又好吃又便宜，我赚了不少钱。
做生意的人多了，产地的水果价格涨起来，我于是转到云南，把云南的菠萝、香蕉、芒果等等，一车一车地拉回来，又赚不少钱。后来，听说越南的水果便宜，我办一张出境证，到越南去采购。越南的水果果然比云南便宜，还可以到树上去选摘。我选了一些长长大大的香蕉，拉回来我自己给它取个名字叫“香蕉王”。我们这儿从来没见过这种香蕉，稀奇得很，也好卖得很。我批发兼零售，又赚了大钱。
我水果生意做大了，人手不够，便把老婆娘家那边的人雇来当帮工，我成了一个小老板。老婆回娘家，穿的都是时髦货；我每次去，都提着好酒好肉。她娘家的亲友们高兴得很，也羡慕得很，连连说：“她嫁好了，嫁好了！没成地主婆，成了老板娘！”
就这样，我一步步挣下了眼下这笔家业，包括在安仁镇中心地带（也是与我妈妈出生地——刘湘公馆——一街之隔）的三个旺铺和住房。
采访后记
这是一次我最长的个人采访——前后跨越了三天，地点分为室内、街上和野外（坟地）。
吴世跃没有读过一天书，地名和人名都只知道音。但是，同他接触，分明感到他的聪明和灵气——这是不是那斩不断的遗传基因的缘故？
吴世跃个子比较矮小，这自然是多年“爬雪山、过草地”，吃树皮、啃草根的“长征”所致。他说：“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了。”
想来也是。
不过，细细端详，你能看到他眉宇间有一种端庄、一种稳沉和一种大气，这不是一般的流浪儿所能具有的。虽然，不时有一种仿佛根深蒂固的悲苦，乌云般笼罩在他脸庞。
不管怎么说，他活下来了，并且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老板，他的店铺，与他母亲的出生地——刘湘公馆——仅一街之隔。
有人说，吴世跃的创业，比他外爷爷刘湘（曾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赫赫伟业更加显赫，更值得书写。
看看他的一生，此话似乎不无道理。
补记：周宇新在《中共安在“地主阶级”头上的罪名纯属有意编造的谎言》一文中对所谓“刘文彩水牢”有这么一段描写：
1949年之后出生的大陆人，谁都不曾见识过生活中真正的地主，见识过他们的横行霸道，他们的凶狠残暴，但几十年来，大家却都以为生活中真正的地主就像中共所说的那样坏，即使今天，相信这一点的仍不乏其人。之所以如此，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从小到大长期所受中共一面倒的政治宣传所致。这方面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只要一提到“地主阶级”，我们就会不由自主不约而同的想到至今仍在我们记忆中栩栩如生的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和周扒皮。他们是中共当年为大陆民众提供的“地主阶级”的四个活教材，也是长时期来我们心目中“地主阶级”的化身和象征。不过，从现今已经披露出来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四个人物，无一不是中共出于政治需要杜撰出来的假典型。
四大地主中，唯一的真实人物是四川的刘文彩——一个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反派明星。
1965年初，在大邑县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们用泥巴塑造了一组解放前农民向地主交租的群像，这组以刘文彩为原型名为《收租院》的泥塑大大小小共114个，一个个栩栩如生，无言地诉说着刘文彩当年所干的种种坏事与罪恶——从小斗放贷、大斗收租、私设地牢、草菅人命，到喝人血、吃人奶……
然而令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谁都没有怀疑过其真实性的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地主，原来却是中共当年出于政治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反面教员，历史上的刘文彩与中共塑造出来的刘文彩完全不是一回事。
当年，在刘文彩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知名度最高的莫过于其中的“水牢”。据水牢解说词称：刘文彩在佛堂侧秘密修建水牢，工人在完工后全部被杀害了。劳动模范冷月英是惟一侥幸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
但据《刘文彩真相》披露，从1981年开始，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了70多名知情者，翻阅了大量文史档案。经过一年多的奔波，水牢人证一个也没找到，物证同样不见踪影。庄园陈列馆向主管部门送呈的《关于“水牢”的报告》称：综合我们掌握的材料，可以初步肯定“水牢”是缺乏根据的。
冷月英最早提出水牢之说，据称是在1951年的一次会议上。冷月英说：“1943年，我因欠了地主刘伯华五斗租谷，刚生孩子3天，就被蒙上眼睛抛进了刘家水牢关了7天7夜。”1954年元月，大邑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以实物模型为主，配以图片解说，他们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儿，提出“冷月英坐刘文彩家水牢”的设计方案，得到了主管部门认可后，筹办人员就按设想“布景”。1958年庄园陈列馆建馆，主管部门全盘照搬1954年制作的刘文彩水牢模型，并给本来空空如也的刘文彩老公馆西侧的那间原本是存放鸦片烟的地下室灌上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然后向社会开放。冷月英也开始到处声讨刘文彩的滔天罪行。后来有记者找到冷月英，她拒绝正面回答，情急之下脱口而出：“你们追着我问什么？又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要我那样讲的。”
1988年，四川有关部门终于下达了“水牢恢复为鸦片烟库原状”的复函。于是，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地下室门口挂上一块“鸦片烟室”的木牌。
那个曾经煽起了无数直接参观者和亿万中国人“阶级仇恨”的“道具”——“刘文彩水牢”，终于还原了它历史的本来面目。
但是，那个同样欺骗了无数人，煽起了狂热仇恨的泥塑《收租院》还在庄园内展示，导游小姐仍然按“传统”向游客宣讲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虽然它眼下已含有了一个“旅游景点”的意味（门票50元）。另外，当年因宣扬阶级斗争所赢得的辉煌，以及郭沫若“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的词也还醒目地悬挂在墙上：
“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眼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竟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
“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来大邑参观收租院成水调歌头一首书出以为纪念。”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85期 2012年8月10日—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