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中洪四川大邑县委举办了一次活动，统计大邑县哪个当地人做贡献最大。统计的结果出来了，第一人竟是刘文彩。每次县人大开会，都有安仁镇的代表振臂高呼要为刘文彩正名。刘文彩早在1949年死去，想不到被中洪妖魔化折腾了几十年之后，还有人在怀念他，可见他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刘文彩自己没有想到在他死后竟会蒙上如此天大的冤屈，不仅被打成大恶霸大地主，而且还被掘坟刨尸连死都不得安宁。
文革后所有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刘文彩及因受其牵连而打成各种各样分子的人却没有得到平反，泼在刘文彩身上的污泥浊水，安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不但没有根本推翻洗刷干净，相反至今还在公开地造假宣传，继续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灌输着这些假货。难道还要把长眠于地下的胡耀邦请出来吗?难道在今天的中国、中央、四川就没有赵耀邦、钱耀邦、孙耀邦、李耀邦……的人物吗?
配合阶级斗争蓄意挑起仇杀
刘文彩是中国千千万万件冤假错案中的一件，但是它的影响巨大，后果严重，它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后与十年文革运动前的一次规模最大的造假运动之一。它就是1958年后轰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四川大邑地主庄园》和《收租院》展览，与这两个展览相关联的一个人物，人们都记住了他——大地主刘文彩。他是MZD和中洪为了配合阶级斗争运动，人为地制造出来的一场震惊全国性耸人听闻的悲剧。
1958年MZD掀起了“大跃进运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劳民伤财运动，它不仅未能把中国在钢铁产量上赶过英国超过美国，相反却把中国人活活地饿死了四千万人。MZD和中洪在国际化牛皮破产后，处境极为尴尬。为了掩盖这场“人相食”的惨剧，就把这场人为灾祸推给了老天爷和苏联，“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的谎言就这样出笼了。但是这还不够，为了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把这场人祸灾难推给“阶级敌人”的身上，于是又制造了一场虚构的“罪恶化身——大地主刘文彩”的形象，举办了《地主庄园》和《收租院》展览，把阶级斗争搞得浓浓的，把阶级敌人搞得臭臭的，使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身上。
大跃进是一场破天荒的吹牛运动，它能把粮食每亩产量从只有一千多斤而猛吹到十多万斤;而《地主庄园》《收租院》展览是彻头彻尾的造假运动，它能把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善人打成罪恶滔天的罪魁祸首。可见吹牛与说假话、篡改历史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在中洪罪恶土壤上滋生起来孪生事件。从“大跃进”到《地主庄园》《收租院》展览，为后来红色恐怖的十年浩劫文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如果说“大跃进运动”是中洪发动亿万群众的一场实践，那么《地主庄园》《收租院》展览则是文革前的一次“阶级仇恨宣传教育运动”，它们为MZD发动大规模的文革起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
亲自观看过这两个展览的观众人数达数千万人，从媒体上受到其教育的人数达数亿人。还有那“忆苦思甜”者现身说法的巡回报告，一个人就做了近千场次，听众也达数百万之多。当《收租院》的复制品1965年12月24至1966年3月6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时，盛况空前。当年主创者川院雕塑系教师王官乙回忆说：“每天将近一万人涌入展厅，累计共有300万人登记参观，七八个大使馆要求去他们国家展览。”他还能清晰地记得，在1966年1月零下十几度的寒冬腊月之夜，有人全身用厚棉被包裹，头顶着塑料膜以防风雪，在美术馆门口通宵排队，想要购买只限购两张的《收租院》门票。这样的情景，今天大概只能在春运时的火车站看见。
《地主庄园》《收租院》这两个展览和报告，起到了强大的效应作用。凡是看过这些展览的人，听过这些血泪控诉报告的人，无不激起对阶级敌人的咬牙切齿刻骨之恨。在展览馆里，人们都泪流满面，心中激动不已，恨不得把阶级敌人一个个地抽他的筋，剥他的皮，生吞活剥才解心头之恨。那控诉大地主罪行的报告，当报告人绘声绘色讲述当年苦难经历时，真是声声泪，字字血，所有听众无不为之被煽得放声大哭，人人都恨不得把这些阶级敌人，撕烂他们的肉，剁碎他们的骨，千刀万剐才解血海之仇。一个地主的典型示范，引来了全国人民对整个阶级敌人的无比愤恨，燃起亿万人民的满腔怒火，它为阶级斗争运动的轰轰烈烈开展，起到了在小火苗上泼上汽油燃起熊熊烈火的作用。
凤凰电视台《凤凰大视野》节目主持人窦文涛在五集纪录片《大地主刘文彩》的开场白，回忆起他的童年时说：“刘文彩大地主，他可是我从小知道的头一个有名有姓查有其人的大地主。我小时候，女老师在课堂上进行阶级教育，讲到刘文彩讲得那是咬牙切齿声泪俱下啊!说刘文彩弄那水牢，把劳动人民下半身泡烂;还有收租院大斗进小斗出。尤其可恼的是刘文彩喝人奶，刘文彩一个人用六个奶妈，我一个人才一个奶妈，而且是我亲妈，这刘文彩一个糟老头子，一个人用六个奶妈，这事让我尤其愤慨!”
事过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回首这场闹剧，原来却都是假的，全国亿万人民都受了MZD和中洪欺骗和愚弄。恶梦醒来是早晨，但是为这场闹剧所付出的代价却是沉重的。它与三年的大饿杀，十年文革浩劫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也为文革的大革命、大武斗、大枪战、大屠杀、大吃人，拉开了序幕。
四川大邑县造假运动的必然产物——文革浩劫
当四川大邑县的《地主庄园》和《收租院》轰轰烈烈进行展览时，一场全国人民陷入疯狂的文化大革命接着发生了。从中洪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吹响文革战斗号角开始，到八一八MZD连续八次在天安门接见一千二百万红卫兵，一场场急风暴雨式的红色革命终于拉开了血腥恐怖序幕，从此以革命名义进行阶级报复的大批斗、大驱赶、大扫荡、大武斗、大枪战、大血洗、大吃人的恐怖惨剧在中华大地每天发生着。辉煌的中华民族文明殿堂顷刻倒塌，五千年文明一瞬间被摧毁，崇尚礼仪道德的民族一下子坠落到近似充满野蛮暴力原始吃人部落。这场自己同胞对自己同胞的残杀，其惨烈及血腥程度超过了日军侵华时对中国人民的屠杀。
一个文质彬彬的女中学生，仅仅与魔王的一次近距离接触，立即就变成了野性十足的女暴徒。这个名叫宋彬彬的女孩，在毛说了一句“要武嘛!”就立即心知肚明，第二天把名字改为“宋要武”，很快这些女孩子们把自己的女校长活活地打死，接着又打死了七个无辜者。
北京的1966年8月，这是一个法西斯暴行滴血的季节，史称为“红八月”。北京到处是烧、砸、抢、杀。红卫兵先对他们的老师和校领导进行了批斗、游街、戴高帽，剃“鬼头”，唱“嚎歌”，还要用烟头烫、铁棍打、钢丝鞭抽，被打死的和自杀的人难以统计。在北京第六中学，校舍已经变成了审讯室和监狱，墙壁上用人血大书“红色恐怖万岁!”采用的刑罚和刑具，更是耸人听闻。刑法种类几乎集古今中外之大成，有：皮肉刑、绳鞭刑、棍棒刑、头刑、耳刑、眼刑、口舌刑、脖刑、骨刑、四肢刑、火刑、水刑、冻刑、晒刑、闷刑、坐刑、压刑、滚刑、轧刑、跑刑、夹刑、跪刑、吊刑、针钉刑、电刑、刀刑、屎尿刑……他们用浇、烫、烧、吊、踩、剌、磕、跪、剁等酷刑对付手无寸铁的“敌人”。
接着这些小将们开始了一场横扫四旧砸烂旧世界的行动。千年寺庙名胜古迹都被砸烂，孔子家乡的孔林孔庙孔府孔宅都被洗劫一空荡然无存。经过一阵砸烂、砸碎、砸光之后，红卫兵接着又开始了一场更大的洗劫，掀起了一场疯狂的抄家、打人、轰回老家运动。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仅北京一地，就有十一万户被抄家，有9万人被轰回了农村老家，在农村这些人同样受到被迫害打压。在北京大兴县更上演了对五类分子赶尽杀绝的大屠杀惨剧，从8月27日到9月1日，在县内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杀害了五类分子325人，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有22户被满门抄斩。其中大辛庄公社杀人最多，影响最大，一夜就杀了一百多口人。
除了大杀黑五类分子外，红卫兵造反派之间也展开了相互拼杀。其中上海闹得更凶，出现了大分裂、大动荡、大混乱、大夺权、大武斗场面，十万名造反派包围了柴油机厂，准备血溅踏平“联司”造反派，这场大武斗一下子诞生了一名造反领袖，后来成为MZD接班人的中洪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如果说这些造反派之间的战斗只不过是石块、棍棒，那么在四川的武斗已经变成了枪炮、坦克之战，因为四川是军火武器生产之地，中国的许多军工兵工厂都建在这里。
而在MZD故乡湖南道县更展开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运动。为了达到杀人有理，杀人达到规模，道县还成立了贫下中农法庭，堂而皇之公开疯狂杀人，各公社各大队还展开了杀人比赛，蚣坝区是道县杀人最多的区。8天时间共杀人1054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堪称地道的“杀人冠军”，杀到最后连怀孕的妇女出生才56天的婴儿也未幸免。
毗邻湖南的广西更是杀人吃人的重灾区，从北部湾的北海、东兴到桂北高原的灵川、龙胜，从云贵高原到珠江平川，处处烽烟滚滚，炮声隆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一场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曾在这里到处进行着。他们从派性、武斗、枪战、大屠杀一直到疯狂吃人，整整折腾了三年。
宾阳的大屠杀是在军队干部直接指挥参与下进行的，在短短二十天时间，宾阳就杀了3000多人。广西全自治区被打死杀死之人比比皆是，被吊打、活埋、枪杀的更是不计其数，滔滔邕江河，每天都有尸体在漂浮。他们还用火炮轰击轮船，击沉了166艘民船。
在炮轰南宁的大屠杀中，成千上万具尸体从邕江流向珠江，随着滔滔的洪水，又向港澳地区的大海中漂去，港澳报纸惊呼“广西武斗大批人员死亡!”广西当局害怕造成国际影响，不得不组织人员在上游打捞尸体。只见许多尸体的手脚都被绳子捆着，有的尸体被麻袋套着，有的没有头颅，有的女尸一丝不挂，甚至还有一只小木箱逐水飘流，捞上一看，里面竟是一个还活着的小婴儿。
更为吓人恐怖的是广西掀起了大吃人的高潮，在武宣县，人们吃尸像吃红了眼的一群疯狗，他们动不动就拖出一排人“批斗”，每斗必死，每死必吃。人一倒下，不管是否断气，人们蜂拥而上，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菜刀、匕首，拽住哪块肉便割哪块肉。武宣的“人肉筵席”也从此出了名：他们将人肉、人心肝、人腰子、人肘子、人蹄子、人蹄筋……烹、煮、烤、炒、烩、煎，制作成丰盛人肉菜肴，喝酒猜拳，论功行赏。在吃人之极盛时期，连最高权力机构——武宣县革命委员会的食堂里都煮过人肉!
洞岭中学黄家凭副校长是被他的学生们一块块地割肉吃掉的。在这所中学校园内，到处是两块砖架上一块瓦的小灶，炊烟袅袅，腥风飘荡，焦味充荡，都在为煮黄校长的肉而忙碌着。而第一个去割校长肉的人，竟是校长大儿子的女朋友!
在广西这场大屠杀大吃人肉运动中，出现了许多连禽兽都不如的事件：有专吃男人生殖器的女民兵，有抱着头颅当篮球投篮的学生，有被迫抱着丈夫头颅睡觉的吓昏了的妻子，还有为了鼓励女民兵杀人，给她们封号，如果杀了五人就称为五姐，杀了十人就称十姐，杀人越多越是光荣!
在那杀人如麻的年代，杀人越多就越革命越进步就能立即入党，有的人就是提着人头来申请入党的，中国洪铲镋成了土匪党、强盗党、杀人党!
这场疯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与四川大邑县的《地主庄园》《收租院》展览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那真是：
一党专政，一毛独霸;鬼蜮伎俩，心狠手辣。
血腥暴虐，批斗打压;冤狱牢房，遍及中华。
全民为奴，当牛作马;谎言盛行，真理扼杀。
善恶颠倒，道德践踏;人心泯灭，文明摧垮。
卫星上天，全国造假;饿殍吃人，世界惊讶!
圣贤当狗，功臣被押;谁敢超越，一样讨伐。
文化知识，全面沙化;文革浩劫，国倾悬崖。
红色恐怖，血染华夏;人造灾祸，影响巨大。
血债孽债，掩盖抹杀;亿万冤民，何日伸张?
《地主庄园》《收租院》展馆是怎么伪造出来的?
这个《收租院》在文革中曾被江青窃取，称其是她搞出来的八个样板戏之外的另一个样板雕塑，如今又被美术界称之为“美术界的原子弹”，那么这个展览是怎么造假出来的呢?大善人刘文彩又是怎么被打成大恶人的呢?
它是与MZD的阶级斗争运动配合在一起的。反右运动之后，MZD和中洪加强了全面发动阶级斗争的运动。1957年10月9日，MZD在中洪八届三中全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到了国内主要的矛盾上来。1958年5月在中洪八大二次会议上，更把这个论点加以延伸和确定。MZD和中洪把中国分成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两个应该加以消灭的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它反动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为了便于找到打倒阶级敌人的理由，必须把阶级敌人丑化得十分可怕才行。右派被打下去之后，被描绘成牛鬼蛇神不是人的东西，那么如何把地主阶级也进一步地丑化呢?只有把地主当作罪大恶极嗜血成性的魔鬼，才有可能引起全民的公愤，才能加以彻底打倒和消灭。于是他们找到了一个四川省大邑县大地主刘文彩，作为中国历史上恶霸地主的典型人物，进行全国性的声讨和鞭鞑。
为此，从1958年开始，特地在刘文彩和刘文辉兄弟俩的庄园里，布置起一座《地主庄园陈列馆》，向全国人民进行“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斗争教育。要让受过这场教育的人，都要对阶级敌人充满仇恨，要对他们进行打击和杀戮。果然展览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看了这场展览的人，纷纷表示要对阶级敌人进行稳、准、狠的严厉打击。
“狂吠病与妄想症”相结合的展览起到了轰动效应
1959年春节，《地主庄园陈列馆》作非正式展览。共分19个展馆，三大板块。一是刘家的奢侈生活，二是官僚、恶霸、军阀、土匪、封建会道门五位一体的社会关系，三是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刑具。特别是第三板块，陈列有如何大斗进小斗出进行剥削的大小量斗、佃户名册、账本，还有各种铁链、铁枷、脚镣、手铐、钢丝鞭、血衣等物品。
初展引起不同凡响，三次非正式展览观众达数万人，许多人看了刑具和水牢后，泣不成声，纷纷痛骂大恶霸、大地主刘文彩惨无人道不是人。大邑县全体教师的代表在观后感上写道：“看了恶霸地主刘文彩残酷地剥削农民、屠杀农民的罪恶事迹，忍不住心头的愤怒。我们誓化愤怒为力量，教育好青年一代，为彻底消灭全世界的剥削阶级，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彻底消灭”四个字，就是为将来在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报复大屠杀时，要采取灭绝人性的办法，就像希特勒消灭犹太人一样，“斩尽杀绝”“鸡犬不留”，连地主家的婴儿也不放过!
但是当文革运动起来时，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能不能饶过这些教师们就很难说了，号召彻底消灭别人的人，可能自己就被消灭了。
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升温，《地主庄园陈列馆》也在不断地“变”着“脸”，充实着内容。1959年为了迎接国庆十周年，又调集了20多名教师，蜡铸了4台模型：“吊打冷月英”、“坐老虎凳”、“枪杀农民”、“关水牢”。但是县领导嫌不够气派，1960年又创作了十多台与真人一样大小的蜡铸模型：“气枪杀人”、“背磨沉水”、“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逼租杀人”、“割耳”等，终于布置出了一座像人间地狱的展馆，展馆大门上的馆匾，由当时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书写。
除了有17台蜡铸模型外，还展出了《百罪图》，更是囊括了整个刘氏家族的所有“罪恶”。把起义将领刘文辉、刘元琮以及曾对地下党和武工队作过帮助贡献的李育滋和陈玉堂，还有陈玉堂之子中洪川西南武工队副队长陈孟君，也以莫须有的罪名列入到了“罪恶”簿上。
这项阶级教育运动，其影响范围之广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每次展出，参观的人流拥挤不堪，排队人数长达数里。展厅里哭声震天，人人号啕痛哭，当人们走出展馆时，个个变成了泪人。从此他们化悲愤为力量，把仇恨积满胸间，在阶级斗争的运动中，像火山一样地迸发了出来。
造假就是为了制造阶级仇恨
这些罪恶案件，县委都经过调查核实。但是他们明知道这些都是道听途说，张冠李戴，子虚乌有的事，仍然把这些假材料陈列出来，并加以渲染和夸大，其刻毒用意路人皆知。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些洪铲镋干部公开地称：就是为了激起观众对阶级敌人的阶级仇恨，煽动起打倒恶霸地主斗争的高潮。因此他们把刘氏家族的罪恶说得愈夸大愈好，把情景布置得愈残忍愈好、愈恐怖愈好、愈凄惨愈好，最重要的是如何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他们所要的就是政治宣传效果，而不是事件的真实程度。
果然1961年元旦正式展出时，一个军区保育员姑娘在参观“阴森可怖凄凄惨惨”的展览时，被面前的“背磨沉水”惨景吓昏了过去，回军营后无法自己，想起来就哭，整整躺了三天三夜，哭肿了双眼，可见展览的震撼效应。
为了紧跟“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步伐，1964年《地主庄园陈列馆》又作了大规模的改动。阶级斗争逐步升级，主持改馆的单位也一步步地升级，由原来大邑县委主持，改为地委主持，再后来变成由省委主持。庄园陈列的每一次升迁，都是中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的最明显征兆。这次改馆增加了8台石膏模型，主要是突出表现农民的反抗斗争，在洪铲镋的领导下，如何从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之势。
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动后，《地主庄园陈列馆》已弄得面目全非，再也不是让事实说话;而是彻底地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完全不受约束随心所欲，大胆地发挥各种想象进行布置了。如果说张冠李戴、锦上添花、点石成金、无中生有还有点捕风捉影的影子，那么到了此时，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结晶”产品。领导者一再指示：必须要旗帜鲜明地对地主阶级的揭露，真人真事不必要。这就是说可以不择手段的造假，只要引起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就可以!
1964年的这场改馆，耗资达10多万元，按50年前的标准，相当于5000名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耗费如此巨资，可见中洪对它的高度重视。
编造谎言，推出诉苦明星冷月英
在《地主庄园陈列馆》所有的假货中，知名度最高、最打动人心的就是“水牢”;而所有的假话中，扬名中外，爬得最快的莫过于一个农妇冷月英了。
这座地主庄园的水牢，水深三尺，室内阴森森冷嗖嗖，令人毛骨悚然。据解说词称：在刘文彩佛堂侧的角落，秘密修建了一座水牢，水牢完工之后，把工人全部杀死。这座人间地狱被灌满了水，尸骨堆积，冰冷剌骨，腥臭难闻。牢里设置囚一人的铁笼，四周布满铁剌和三角钉，还有血水和血手印。这座水牢不但设计得阴森恐怖，就连“水牢”两个字都写得恐怖吓人，那个“牢”字的头上一点，就绘成了人的骷颅头。
因为有了这座水牢，随之也产生了一个中国受苦受难最深的典型人物——冷月英，据说冷月英是侥幸从水牢里活着逃出来的仅有的一人。她本是一个川西区农业劳模，一下子升迁为县革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从此她不用再忙田间劳作，而是充当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向全国人民作“忆苦思甜”报告。
她拿着11000字的诉苦稿(诉苦稿的作者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久香，他也是《刘文彩罪恶一生》和“水牢故事”的编造者，是当局豢养的笔杆子和妖魔化刘文彩的干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她把发言稿背得滚瓜烂熟，倒背如流。但因为这稿子不是她所写，而且都是她没有经历过的事，让她信口开河胡说八道，有时就会矛盾百出讲着讲着讲不下去了。这时候她根据官方安排好的程序失声大哭起来，主持会场的干部马上就高呼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为冷妈妈报仇!”会场上立刻沸腾起来，哭声、口号声响成一片，在台上她哭得像泪人似的，在台下听众们则哭得直不起腰来。她到哪里，哪里的“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吼声如雷，惊天动地。
从此以水牢和冷月英为主角的文艺作品也纷纷出笼。纪实体《从水牢里活着出来的人》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戏剧《水牢记》、《水牢仇》相继公演，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片《罪恶的地主庄园》在全国上映。至于新闻报导、宣传资料、画报画册、连环画更是不计其数，甚至还搬上了中小学课本作为学生的教材。
冷月英作了近千场的报告，听从多达百万人次。地主庄园陈列馆更是盛况空前，从1959年至1962年三年，参观者达62万人次，第二次改馆后，每天接待观众数万人之多。
其实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骗局，这场弥天大谎是怎么制造出来的呢?
原来1951年的一次会上，冷月英撒谎称自己在1943年，欠了地主刘伯华的五斗租谷，刚生孩子三天，就被蒙上眼睛抓进了刘家的水牢，被关了七天七夜。那么刘伯华是何许人也?他是刘文彩四哥刘文成的独生子，是个天生的痴儿。成人后谈不上有任何智商，只是成天颠三倒四，满脸鼻涕口涎，专爱坐在地上。刘文成为这个傻乎乎的儿子而痛心难过，为此他把刘伯华常年关在后院，亲戚来了都不让看，一怕遭人笑话丢脸，二怕出门走丢，更怕被坏人绑票。所以这个被锁在后院的刘伯华，怎么能带着狗腿子去抓冷月英，又把冷月英弄来吊起来打，然后投入水牢，而且他们家里也从来没有什么水牢之类的东西。
到了1954年元月，在县举办农业合作化展览时，为了把这件事渲染得更生动，更具有耸人听闻的效果，根据刘伯华是刘文彩的亲侄子关系，就重新设计把冷月英关进大地主刘文彩水牢里的布景和道具。到了1958年创建《地主庄园陈列馆》时，做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就变成了刘文彩的水牢里被灌满了水，说曾有过许多被残害者的尸体和骨头，还有刑具和铁笼，布置得象模象样，就像煞有其事真的发生过一样。
人间地狱的“地主水牢”、“地主庄园”全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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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刘文彩公馆里的水牢变成了中国地主阶级剥削和奴役穷人的人间地狱的样板，在全国到处宣传。直到文革结束后，陈列馆派出专人采访70多位知情者，查阅了大量的文史和档案资料，才得以真相大白。这水牢根本不存在，冷月英一会说1937年坐的水牢，一会儿说是在1943年。而水牢位置却是刘文彩公馆堆放鸦片的仓库，1945年被人放火烧掉之后才盖了地下室，冷月英怎么可能在1937年或1943年在地下室里坐过牢呢?而且地下室与风水墩只隔几步。刘文彩对于善恶之事非常忌讳，在风水墩烧香拜佛，对于一心想善哉善哉的大地主，怎能在佛根清静的邻近地，进行令人发指的酷刑。
文革结束后，陈列馆派人来调查冷月英时，她只说“自己记不清了”，“领导叫我不要随便说”。当实在被追问得厉害时，她才说：“不是我要那样讲的，是县委让我这样讲的，要问，去问县委好了!”
其实，这造假之作不是在文革结束后才被揭穿的，冷月英的假话谎话根本不堪一击而不攻自破的，在文革期间也被他们自己的狗咬狗互咬中揭穿了。
当冷月英刚开始在当地血泪控诉时，很多居民就故意问她：我们怎么不知道刘文彩家有水牢呢?你是哪里来的，我们怎么不认识你呢?面对这些问话冷月英不得不回答说：“我说的是冤枉话，但这不是我要讲的，是上面叫我来说的。”当局害怕这样下去中洪这部造假机器要瘫痪，所以立即制止她不得泄露内幕真相。
冷月英不敢说真话了，但是在文革中，在派性的互咬中还是被揭穿出来。安仁镇有一名叫万洪云的厨师，他原在刘文彩长兄刘文渊家干活，做得一手好菜而深得刘文渊的赏识。上世纪五十年代生病就医时，被大夫李伯华打针在身上留下了一个凹痕。当局为了妖魔化刘文彩，就把这道凹痕说成是刘文彩用弹簧钢鞭打的，并特地定制了一条弹簧钢鞭，让他拿着去现身说法到处诉苦，控诉刘文彩的罪行。于是他也成了“家史演讲组”成员之一，并成了仅次于冷月英的第二号“诉苦明星”，为当局煽动阶级仇恨而卖命。
万洪云因控诉刘文彩的罪行而窜红了几年，不料在文革派性斗争中，万洪云与冷月英双方各处对立的一派，相互展开了派性之战。万洪云先用大字报揭露冷月英根本就不是刘文彩的佃户，也从来没坐过水牢。冷月英等人也针锋相对写出大字报反击，揭露万洪云身上的凹痕不是刘文彩打的，是医生打针时打漏了留下的凹痕。
当局眼看着造假机器又陷入了危机，再不制止会把内幕真相全都穿棚，就不得不把万洪云赶出了“讲演组”，《收租院》里根据万洪云挨打的塑像也拆掉了，还把他定为坏分子来批斗。但是这根弹簧钢鞭却留了下来，成为刘文彩罪证的证据陈列着。
于是宣传材料中改写了一番：居然让刘文彩的厨师混进“家史演讲组”来了，(问问是谁让他混进来的，还不是你们这些人吗?)可见阶级斗争之复杂，今后更要提高革命警惕，把好阶级斗争这一关。(应该是把他造假撒谎这一关吧!)
当局为了补救造假被揭穿的命运，就把冷月英提升为县革委副主任，打倒一个，树立一个。接着以清查谣言为名来威胁和恫吓当地民众，使他们再也不敢议论水牢的真与假的问题。
那时凡是有人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的人，几乎都被抓起来吊打，用恐怖手段让民众闭口。当年凡是说没有水牢的人当局都加以迫害打击，李蒙松因为说刘文彩家沒有水牢就被抓去劳改，判刑10年。在《庄园挡案》里还记载了李维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亲自出马逼民主人士王安懋，刘树成作假证的材料。虽然当局现在已承认“水牢”故亊是虚构的，是假的，但李蒙松和许多冤案受害者至今还沒有平反。
1988年，地下室的水抽干了，铁笼搬走了，有关水牢的印记消失得干干净净，只见上面换了一块牌子，上书“鸦片烟室”四个大字。还有那“刑具室”“行刑室”经过考证，也都是属于子虚乌有的事。所以把“行刑室”“刑具室”都撤了，恢复当年“瓷器室”“年货室”的原貌。
虽然道具和布景可以改动变换，但是“刘文彩经常用关水牢和地牢的刑法残害群众”的印象，却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记忆中。特别是郭沫若在参观《收租院》泥塑展览后所写的那首《水调歌头》词，至今仍镌刻在《地主庄园陈列馆》的序馆高墙上，似乎还在告诉人们“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郭沫若的《水调歌头》词是这样写的：
“一入收租院，难忘阶级仇。大邑土豪恶霸，暴发一家刘。水牢地牢连比，长枪短枪无数，随意断人头。苦海穷人血，粮仓地主楼。
飞轮转，弹鞭动，鬼神愁。荒淫无耻，佛殿金钟伴玉瓯。转瞬人间换了，活把阎王骇死，万众竞来游。教育耿千载，风雷震五洲。”
在郭沫若的笔下，刘文彩地主庄园变成了人间地狱，而刘文彩本人也成了罪该万死魔王。所以他的墓在文革还没到横扫一切之前的1958年大跃进期间，已经被人挖坟掘墓碎尸万段了。
收买贿赂多名喇叭筒，为造假大造声势
在这个庞大的国家造假机器中，并不是只有冷月英、万洪云这两个人担任喇叭筒角色，为了扩大造谣渠道，扩散谎言范围，加强虚张声势的力度，让这些喇叭筒奔向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到处去“忆苦思甜”，使阶级斗争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熊熊燃烧，所以中洪当局特地成立了“家史演讲组”，打造了多名喇叭筒，罗二娘也是其中之一。
在罗二娘声声控诉中：大地主刘文彩要吃她的奶，她不得不扔下自己的孩子来给他喂奶。结果睡在床上的刘文彩把她的奶头咬破了，还要强奸她!《收租院解说词》是这样写的：“当年罗二娘因交不起租子就是这样被拉去，而自己的孩子却活活饿死了。开始刘文彩每天让罗二娘挤几盅奶来吃，以后就让罗二娘到床边直接喂奶吃。有一次，罗二娘喂自己快要饿死的孩子。刚刚喂过，这时刘文彩又要吃奶，罗二娘把奶头送进蚊帐里，刘文彩吸了两下没有奶水，就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鲜血直流，痛得罗二娘满地直滚，至今奶头上还留下了伤印。它记下了劳动人民刻骨的仇恨!同志们，谁人没有父母?谁人没有亲骨肉?谁人不是母亲所生?当你的妈妈遭到如此悲惨遭遇时，你有何感觉?你是怎么想的呢?”
人们都听说只有给婴儿孩子喂奶的，没听说过给大老爷们喂奶的。如今这个大地主不仅要吃她的奶，还把她的奶头咬破，让她的孩子吃不到奶而活活饿死，甚至还要对罗二娘强奸。这种超乎寻常悖理的事按在大地主刘文彩身上，怎不引起群众对整个地主阶级的仇视与仇恨!
在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所导演的电影《收租院》中，却说刘文彩曾雇了六个奶妈来供他喝人奶。这还不够，又把刘夫人王玉清丑化了一番，说王玉清爱吃鸭蹼(即鸭脚)，每次要吃三十只，为此一次得宰杀十五只鸭子供她吃鸭脚。她吃的鸭脚是用人奶再用文火慢慢地熬制的。
为了这不同寻常的“人奶”，中洪当局把所有的恶毒招数都栽在刘文彩夫妇头上，中洪为什么要在“人奶”上做足文章呢?大概是想进一步妖魔化地主阶级，因为它是喝人血的象征!当中洪的造假和撒谎水平到了如此地步时，真可谓是搜肠刮肚想尽一切心计而无所不用其极了。
不过中洪在栽赃陷害刘文彩的手段中除了喝人奶外，还有更恶劣的：电影《收租院》竟说刘文彩强奸了七、八百个妇女，大概他把奸污少女一千多名的毛皇帝错按到刘文彩的头上了吧!
罗二娘第一次在当地的戏院登台亮相时，就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抵制。连她的大儿子罗学成都骂她不要脸：过去我家烧坏了锅，养的猪都是“别个”(刘文彩)送的，现在你撒谎说假话!她的亲侄子罗大文说，每逢过年，家家户户几乎都得到过总办(刘文彩)发的钱粮，罗家也不例外。
罗二娘的报告为何引来当地民众的一声声谴责?原来她是个当地的丑八怪，长得像阴间里的鬼怪——鸡脚神，于是有人就用脏话骂她，“你洗干净没有?”这个从未进过刘文彩家门，也没有租种过他家田的婆娘，解放后没听她说过苦，土改时也没诉过苦，到了阶级斗争年代她却来了劲。
原来这是中洪当局通过贿赂收买并做了思想工作之后，才让她上台表演的。在“四清”运动中，当时大邑县组织部女副部长朱宾康曾住在她家，动员她来作假，并给了她一个公馆和许多好处。(笔者朱忠康声明：这个朱宾康与本人不是本家，与这个被狼叼走良心的女部长毫无瓜葛，更不会做出这种坑害别人的卑鄙之事)
罗二娘这个造谣喇叭筒在三年大饥荒年代，她家活活地饿死了四口人——她丈夫、小女儿、大儿媳、大孙子。大概因为穷怕了的缘故，所以在朱部长的利诱和威逼下不得不登上贼船。到了文革，她已经被当局驯化成冷酷无情毫无人性的冷血动物了。她反咬一口，把邻居折腾得死去活来。
解放前她把家俱卖给了邻居潘德成，文革时她告诉红卫兵说潘德成抢了她家的家俱。于是红卫兵就替她报仇。此时潘德成因为在解放前做过八天保长(就像现在的村主任、居委会主任职务)被抓进监狱死在狱中，红卫兵就把潘的老婆与孩子抓起来一通毒打，把家中的家俱都抢光给了罗二娘。更为毒辣的是红卫兵在潘妻胸前挂了一只煤油灯，灯火直接烧潘妻的下巴和脸，烧得潘妻嚎嚎惨叫。
这个专门把好人当作坏人来整的女人，死去后，连老鼠都没有放过她，她的脸竟被老鼠咬穿了两个洞!
在中洪当局物色喇叭筒时，曾想从刘文彩手下做过长工雇工身上打主意，但结果都碰了壁，请不动他们。当局不得不又重新找到了一个贫农刘青云，为了收买他，官方给他家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给了刘青云1000元钱。五十年前的1000元钱相当今天的数百万元。当时一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年收入约30元钱，1000元就相当一个农民33年的收入!这样的重奖是多么诱人!
于是官方给他量身定做了一套故事：“三个石头支一口锅”，说他们“一家人衣不遮体，妹妹没有裤子穿，只能睡在蓑衣里面”等等，并教他怎么哭，什么时候哭。但是刘青云是个堂堂的男子汉，这些胡编乱造的谎言通过他的嘴里一说，自己也感到羞耻。而且他家因父亲抽鸦片而败落，是刘文彩送了两亩田维持生计的。如今竟要他在众人面前把恩人说成大坏蛋，他的内心怎么能受得住如此的煎熬。于是他把这1000元钱退还给了官方，坚决退出这场“诉苦”闹剧。
这样官方才找了冷月英和罗二娘，冷月英在接受了500元的好处费后登上了诉苦会的讲坛，从此成了扬名全国的造谣喇叭筒。
不被利诱不畏强权铮铮铁骨的刘家长工
中洪一贯标榜自己是为穷人革命造反的工农党，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就是对付地主资本家富豪们的工具和武器，所以口口声声代表工农大众利益，代表人民的立场。在他们的眼里，那些曾在刘文彩家干过活的佃工长工们一定会听党的话，起来造刘文彩的反，掀起阶级斗争的高潮。
下面的这一串串充满党文化党词汇的解说词都是根据想当然杜撰出来的：“长工杜春廷，从小进刘门;深受奴隶苦，血汗被榨尽。病老一息存，地主豺狼心;抛入慈竹林，临死犹含恨”，“电刑摧残心肝碎，死去活来志不移。决不甘心当奴隶，不向财主把头低。”……解说词中的许多人名都是虚构的，把它套在谁的身上都适用。
所以中洪在物色造谣喇叭筒时，首先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刘文彩的长工们身上。他们使出了全身解数，为这些长工雇工说尽好话，以便为党的阶级斗争服务，想不到这些人不但不听党的话，反而都一致称赞刘文彩的为人高尚，在他们眼里，刘文彩是个道德的楷模，是个大善人!
官方曾用小卧车去接他们，让他们来充当造谣宣传员，结果遭到他们的拒绝。三个长工牟春发、傅传兴、谷能山当时就说：“喊我坐卧车，穿新衣服我都不去!如果我要卷起舌头说话(乱说)，那比冷月英、罗二娘的待遇要好得多!”气急败坏的中洪官员碰了钉子后，就反咬一口，把这些长工雇工称作刘文彩家豢养的爪牙与打手，这样“被压迫”的穷人一下子又在党的手里都变成了刘文彩的帮凶，在展览馆中展了出来。
到了1965年，当局为了进一步打造“收租院”，就请了四川省美术学院的师生们来创作雕塑人像，这些“艺术家”们深入民间“访贫问苦”，听他们吐苦水，说刘文彩是如何凶恶残暴，结果竟让他们大失所望，众口都说刘文彩是大好人、大善人。这些“艺术家“们不得不谆谆善诱地启发他们，要让他们对地主富人充满仇恨，让他们说刘文彩的坏话。当过刘文彩长工的吕忠普却尽说刘文彩的好话，气得“艺术家”们拔腿而走。
他们又找到对门一个叫谷能山的长工，谷能山具有阳刚之气，一副大义凛然壮汉形象。这些充满浪漫主义的“艺术家”们对他充满希望，如果让他来担当反剥削反压迫反抗刘文彩的英雄人物，那么洪铲镋的“光辉形象”一下子就拔高了许多，整个“收租院”作品就能增加不少“光辉”，就立刻围着他作起草图来，并为他设计好了在刘文彩酷刑下一个宁死不屈的好汉形象，树为领头反抗剥削压迫的英雄。“艺术家”们用阶级斗争理论来动员他站出来诉苦，控诉刘文彩的罪行，但却不起作用。“艺术家”们并不死心,又对他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包括给他许多好处和金钱类的诱惑，但也没有打动他的心。后来“艺术家”们又对谷能山说：“你是贫雇农，是无产阶级，是好人;刘文彩是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阶级，你要给他划淸界线。”而谷能山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他们：“你就是明天拉我去枪毙，我也说他(刘文彩)是个好人!”
这些“艺术家“见软不成，立即露出狰狞面目通知民兵把他抓走关了四个月。对门的吕忠普看到谷能山被抓走，吓得他连夜歩行50公里，到大山深处的天宮庙煤矿里躲了起来。
“艺术家”本想用谷能山来丑化刘文彩，想不到没成功，于是“艺术家”就把谷能山与刘文彩一起来丑化。他们把谷能山塑造成刘文彩的帮凶，即《收租院》里的“风风匠”。《收租院》解说词是这样写的：“在这个院子里就放着6台风谷机，并有专门的‘风风匠’来摇，这些穷凶极恶的家伙，拼命地摇啊，摇啊，真是摇得佃户浑身发冷，摇得佃户发抖……”
在由《四川日报副刊》主编王治安所写2001年出版的一本名为《轰天绝唱——〈收租院〉泥塑奇观》一书中，更是写得玄乎：“在刘文彩残酷盘剥中，更毒的招数，是在风谷机上加钢珠(飞轮)，大斗大秤，一斗租谷，只能算是六七升。请听用泪水书写出的一首歌吧：风谷机，铁滚滚(加钢珠)。地主用它来收租，五石七斗干黄谷，风来只有三斗六。年年汗水空长流，一家老小饿断肠，即使年年大丰收，也受不住这般剥削苦。”
今天的媒体文人还在用造假撒谎发财，这些人与没有文化的冷月英、罗二娘相比有什么区别?!
刘文彩永远活在长工的心中
刘文彩家中从来就没有宣传中说的那种狗腿子。他家只有四十来个雇工，这些人都是贫雇农，他们平时里种菜，管理果园，打扫卫生，处理粮食，秋收时收租谷，空闲时在庄园里打打牌，从未在外伤害过他人。本地老农说：“主人都是善人，下面的人也学主人的样。”
所以在中洪在妖魔化刘文彩而大造舆论攻势的年代里，没有一个长工背着良心跟着中洪充当造假喇叭筒的，更没有一个踩着刘文彩这座被打倒的形象而往上爬的。为什么?为什么被中洪当作苦大仇深的雇工们一致说刘文彩好?这是因为“物极必反”。中洪的造假机器造得太夸张了，太不成体统了，太不成人性了，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把妖魔化后的刘文彩与中洪暴政干部们相比较，倒是恰如其分，惟妙惟肖。那时正处于大批饿死人的年代，中洪一边干尽了坏事，一边却反咬别人干尽了坏事，其实恰恰是他们这伙人才是无法无天，强奸民意，指鹿为马，残害民众，驱赶产妇，逼死人命，编造历史，抹黑别人，恩将仇报，杀良冒公，装神弄鬼，造假撒谎者。妖魔化刘文彩，就是那些鱼目混珠、颠倒黑白、丧心病狂变态者的中洪党员干部们才能干得出来!
在长工的心目中，刘文彩既不是地主更不是恶霸，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普通人，他几乎是与长工们同吃同住同生活，他关心别人，和蔼可亲，不分贵贱，平等相处，不摆架子，生活在群众中间。
中洪为了丑化刘文彩，把他塑造成一个穷奢极欲过着荒淫无耻帝王生活的恶霸，特地化了三万斤大米在刘家一间普通客房中，打造了一台金壁辉煌的“龙床”。当年打造“龙床”的木匠李福清和雕花匠李庆安至今已是九十多高龄者，他们说：“刘文彩49年就死了，他哪里享受过这个‘龙床’啊!”
中洪除了打造“龙床”外，还在刘家保姆和刘元贵住过的房间打造了一间刘文彩“珍宝室”，化费巨资大量采购珠宝当作刘文彩炫耀奢侈生活的物品进行展览。耗去相当于一万个农民一个月的血汗钱。还打造了一间刘文彩的“逍遥宫”，说是他玩弄女性的地方!在《收租院》电影中，竟说刘文彩强奸过七、八百个妇女，央视副台长陈汉源大概把奸污千名少女的当代毛皇帝丑事栽到刘文彩的头上了吧!
在庄园大门口，还陈列着一辆福特轿车，《解说词》说它是刘文彩为了自己的轿车能开到成都，就修了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而事实是修公路时间是1943年前后，1948年刘文彩才买了一辆二手的吉普车。展出的车从来不是他家的车。安仁虽有过这样的车，那是1946年刘文彩向西康省政府要的，供“文彩中学”的校长和教师们用的，他本人从未用过。
他们还把原来好好的“雇工院”打烂，把雇工住屋拆建降低高度，使其变得像凄凄惨惨的景象，打造出一个长工受奴役生活在条件恶劣的环境景象。
正当主管部门用3万斤大米打造一架“龙床”栽到刘文彩头上时，庄园后面的贫下中农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现年90岁的老贫农廖桂英当年全家15口人就饿死了一半，他的大伯子刘元安一家5口全都饿死。老贫农刘丙南一家死得最少，也死了2个人。
中洪当局为了达到专制统治的目的，所有的卑鄙手段都会使用，所以才眼睁睁的看着百姓活活地饿死而不去救助，却为了打造这台并不存在过的“龙床”而耗尽民脂民膏!
谁最好?谁最坏?不是一目了然吗!
那么这些长工们在刘文彩家中是怎样生活的呢?还是听听这些长工们是怎么说的吧!
“刘文彩一家的生活在富贵人家中应当算是很俭朴的。”总管家薛畴九说：“刘吃菜都不大舍得，上街都未进馆子里炒过菜，尽是家里喊厨子去做。家里腊肉是终年不断，其他就未吃啥了。”
“刘文彩生活简朴，他衣着朴素，饮食简单，长年只吃三样菜，一是回锅肉，二是煮回锅肉的汤加青菜，三是时令蔬菜。”
“刘文彩对人非常随和，对长工非常好，从来不骂长工，重话都没有，谁都可以给他开玩笑，干活也很轻松，下午没事就到街上玩或打牌，有时刘文彩还去看长工们打牌，甚至与长工一起玩牌。”
长工伍志宣说：“他对穷人好得很，很关心我们。我和他打牌，他说，赢了算你的，输了算我的。我们家里吃不起饭找到他，最少都要送我们一斗米，还要给腊肉。安仁叫花子多，都是外地来的，安仁本地没有一个叫花子。为什么外地来的叫花子多，刘文彩善良，都给吃的，就来得多。”
这里应该特别的提一提：赌博赢了算你的，输了算他的，所以与刘文彩赌博打牌永远只会赢钱不会输钱，这大概是世界赌博史上首创吧!
还有与刘文彩做买卖也永远只会挣钱不会赔本，这大概是商品交易中的一种首创吧!
三十年代，刘文彩刚从宜宾带着大批财富回到老家，就鼓励乡亲们经商致富。当时安仁镇只有一家菜油作坊，他问老板有多少库存，老板说有二十大缸，每缸两百斤。刘文彩当即全部把油买下，之后油价就涨了，他又把这四千斤的油全部白白送给了油房老板。刘文彩说：“我就是要奖励那些经商致富的人”。以此给乡民灌输商品意识，致富意识。
还有与刘文彩往来永远只占便宜不会损失!这大概是人间往来的一种首创吧!
1940年前后，刘文彩为了给弟弟刘文辉建立一个小院接待宾客，看中了乡民罗世维的房地，经过商量后，他把自己的一套新修的多了一倍面积的房屋跟罗世维换。二十多年后，中洪当局准备以这个体裁来编造一个刘文彩霸占民房的故事，动员罗世维做造假宣传员，进入“家史演讲组”之中，遭到了罗世维的坚决拒绝。
刘文彩做这种倒赔本的事太多太多了，在兴建文彩中学时，凡是规划区内拆迁户的房子、田地，他都是用一倍条件来换取，他用两间房子换人家一间房子，他用二十亩田换取别人的十亩田。有一次有户人家是十亩田，他应该用二十亩田去换，但是发现家里的田契只有一张四十亩的，于是把四十亩田都送给他了。
“刘文彩家养有许多鸡，长工们经常去拿几十个蛋来煮着大家吃，刘文彩从来不说他们。”
陈发洪说：“我们家里粮食接不住时，刘文彩开个条子叫我们去担米回家，不要钱。”
龙万富说，“在刘文彩家当长工吃得好，长工和先生(管家)同桌吃饭，三天一个小牙祭，七天一个大牙祭。小牙祭就吃鸡、鸭、鹅，大牙祭就吃猪肉，肉随便吃。(凤凰卫视《大地主刘文彩》中刘文彩之子刘元华称一月两次牙祭，初二与十六)每月的工钱是60斤大米(毛时代人民公社里的农民，一个全劳力每月不足3元钱，最多只能买到12斤平价米)。”
当年刘家厨师刘玉林说：“刘文彩对人很好，遇见他(指刘文彩)家忙的时候，刘文彩就下厨来对他说：切厚点，没关系。”(估计是肉切得厚点吧!)他还说：“刘文彩没吃过啥子，都是一般的。帮刘文彩两年，他怎么做刘文彩就怎么吃，从没说过他。”
而中洪当局却要这些长工们泯着良心说刘文彩剥削欺压他们，逼得他们家破人亡，于是冲出这座人间地狱，起义造反投奔了洪铲镋找到了红太阳。《收租院》的解说词这么写着：“受苦雇工齐反抗，罢镰斗争气势昂。扬眉吐气众长工，胆战心惊活阎王。”“历尽千辛闯险阻，挣断枷锁出牢笼;找到救星洪铲镋，阳光灿烂红旗舞。穷苦奴隶得解放，坚决革命紧握枪;毛主席思想放光芒，五州四海红旗扬”
这些精神变态症与妄想狂人胡编乱造的词能让这些长工们信吗?所以他们顶着巨大政治压力，打死也不为官方充当诉苦明星!
刘文彩为农民做好事道不尽说不完
在刘文彩庄园《收租院》陈列馆门口两旁，各写有五个大字“地主收租院”，“穷人催命关”。里面的展品把刘文彩的庄园描写得像座人间地獄，刘文彩像个活阎王，每一次交租农民就像进入鬼门关一样。那么事实又是如何呢?也还是听听刘家的佃户们农民们是怎么说的吧!他们说起刘文彩为乡亲们做的好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尽道不完!
《收租院》解说词说：刘文彩的铁板租把农民一年的收成剥削得干干净净，“刘文彩的‘铁板租’每亩高达一石七八斗，超过了正常年景的产量，不管天旱地涝，雷打火烧，租子一粒不能少。”还说“那时侯，有多少人因交不起租，而被逼迫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又不知有多少人在这鬼门关里，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交租真的像交铁板租，每亩高达一石七八斗吗?
凤凰卫视《大地主刘文彩》一片中，记者曾问当地老人：刘文彩收的租谷多不多?老人的回答：“不多”，接着又问每亩交多少?老人回答：“一石”。但是这一石只是一季的一石。四川是两熟地区，一年收获两季，一季是谷子，一季是麦子，一亩谷子就是收一半交一半，一半就是一石，其余麦子及田坎上种的蔬菜、豆类都是由农户自得。这能算是铁板租吗?
交租真的像过鬼门关吗?
所有的农民都说：去交租髙兴得很，那里摆了十几张桌子，交了租后凑齐一桌八个人就开饭，上的菜都是大盘大碗的红烧肉回锅肉，吃得满嘴都是油，随便吃饱，有人还把孩子带去一起吃。剩下的还可端回去给婆娘娃娃吃。好些人为了来此多吃一顿，就把一次可以交完的谷子分两次交。
送粮的人能吃到一顿饱饭一餐美食，这是刘文彩的首创吧!
刘文彩真的是放高利贷，巧取豪夺，榨干农民每一滴血汗吗?
陈子云姐夫有一年赌赌输钱过不了年,父亲就带他姐姐去找刘文彩借三斗米回家过年。刘文彩说借啥子借嘛，你在我这里拿五斗米去就是了嘛。就这样白送给她五斗米。
刘文彩真的把交不够租的人卖去当壮丁吗?
当地人却说刘文彩保境安民，谁家有人被拉了壮丁，只要告诉他，他就一定去给你讨回来。
刘文彩真的每年收租都要登报贴告示，限期将租子送到吗?
事实却是每到年底刘文彩都要给穷人开仓施米给农民发钱，他到处张榜贴告示，通告穷困乡亲在规定时间到各处粮仓来领米粮，时间长达两天，一直到仓米发完为止。
刘文彩逼租逼得穷人把小孙女卖去当丫头，把穷人逼得家破人亡，离乡背井逃亡他乡。《收租院》里塑有一个交租的小女孩，说“她小小年纪，就已经感到这个世道的罪恶与不平!”
但是事实却相反，每当青黄不接收成不好的时候，刘文彩就要过问有哪些人家过不去，就要去扶人家一把，把温暖送给别人。
刘汝明佃了刘文彩2亩3分田，因为家穷，五年未交过租，刘从不过问。陈子云家有一年交不起租，这一年就被免了。王子全佃刘文彩10余亩田，因为收成不好，刘文彩就把10余亩田全部送给了他。
唐绍轩佃了刘文彩十余亩田，有一年天干收成不好，黄牛又被土匪抢去，家里交不起租，他在路上遇到刘文彩时就跪下求他。刘文彩把他扶起来说不要跪，有亊站起来说。听了此事后他说今年交不起就算了，就全免了。过了几天，刘文彩还买了一条黄牛送给他。给其他五家穷人也送了牛，都不收钱。
曾有一个走投无路的农民找到刘家，刘文彩亲自出来接见他，他说他穷得连年都过不了了。于是刘文彩叫家人拿出很多年货给他，足够让他全家人好好地过一个年，临走时，刘文彩还告诉他：“这样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过了年再来找我，我重新给你想办法。”
无论是青黄不接还是天灾人祸，刘文彩都要倾其所能向别人伸出援助之手。这类事实在是太多太多了，陈克明、刘清云、傅世语家的房子都被火烧过，都是刘文彩把他们房子修好的。
官方宣传材料称刘文彩专放狗去咬那些讨饭的人。
凤凰卫视主持人在《大地主刘文彩》一片中讲了个笑话，说是有一个要饭的老太婆讨饭讨到刘文彩家时，刘家就放出狗来咬这老太婆，于是这要饭的就逃。此时她的肚子里憋着一泡屎，她想这屎是大粪是肥料，是庄稼的一枝花啊，我不能把它拉到这里，肥了刘文彩的田。于是她逃啊逃啊逃，逃了一天。她停了下来想拉这砣屎。又一想不行，刘家占田数千亩，方圆几十里田地都是他家的，所以还不能在这里拉屎。于是她又走呀走呀走，走了一个晚上。到了白天，她想这一回应该不是刘文彩家的田了吧，就立刻下蹲拉出了这泡屎。不料人家告诉她，这里还是刘文彩家的田，气得要饭的老太太一下跳了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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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文彩家真是养着狗专咬要饭的吗?
实际上是刘文彩对要饭的穷人是百般的帮助，廖福全的父亲当年捡狗屎路过刘文彩家，刘文彩看见后就请他进去吃饭。刘文彩也不会眼看着自己的乡亲到外面去讨饭，有困难的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凡是向他求助的人没有一个是空手而归的。贫下中农家里有人生病，刘文彩知道后还送医送药送到家，所以根本没有养狗咬要饭的事!
人们一定会问，刘文彩既然是个大善人，对农民和穷人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收租呢?统统免交就算了。但是如果这样，他哪来钱修桥铺路，建学校搞公益事业?刘文彩从宜宾回到老家的十二年时间里，修大邑到成都的公路，让大邑通向世界;修文彩中学，给国家培养了建设人才;修水电站，照亮千家万户;扩建安仁镇，把一条街修成七条街……
这都要钱!这就要收租!
《凤凰大视野》在《大地主刘文彩》一片中曾提到苛捐杂税，说刘文彩在宜宾的苛捐杂税繁多，他们在1935年征税已经征到了1949年，多征了17年!那么事实又是如何的呢?应该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谈起。那年月正是四川军阀相互混战之际，为了打败对方，军阀们都在横征暴敛，竭泽而渔，这些军阀各多征了多少呢?以1935年为准，刘湘征到1975年，多征了40年;田颂尧征到1987年，多征了52年;杨森征到1989年，多征了54年;邓锡候征到1991年，多征了56年;刘存厚至少多征了100年;而刘文彩只征到1949年，多征了17年。如果列一张坏人排行榜，刘文彩名落孙山，最后一位。而刘文辉说：“刘文彩做的事该我负责!”
当刘文彩从宜宾返回到安仁镇老家时，是带着满满的财富回来的。但是他在老家安仁镇却是大把撒钱的呀!
而党的喉舌《四川日报》的王治安在《轰天绝唱收租院》一书中却这样写着：“刘文彩从川南返回大邑就选中了安仁镇，作为剥削人民聚集财富的老巢”，“刘文彩可凭借刘氏军阀拥有的枪杆子、印把子和‘刘总办’的权势淫威，在大邑安仁镇一带营造刘氏‘王国’，穷凶极恶地吸取民众的血液，满足其没有止境的生活欲望。”
一个文人靠造谣造假来发财扬名，文革之后仍不翻然悔悟继续作恶，可见人格道德已经堕落到了什么地步!
中洪是如何打造“人间地狱”的?
在《地主庄园——序馆》中写着这样的文字说明：“在那乌云滚滚的旧中国，刘文彩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民安村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地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旧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
如果把这些文字改写成这样：“在那乌云滚滚的新中国，MZD(李井泉、马识途……)利用残酷的政治压迫，经济剥削，过着骄奢淫逸腐朽糜烂的寄生生活。而中国的贫苦农民，长期忍饥挨饿，生活痛苦不堪，生死宰割都操纵在中洪统治阶级的手里。民安村正是新社会千村万户的缩影。”——那才是最合适不过的用词了。
在旧中国刘文彩坐镇安仁镇的十二年时间里，没有饿死过一个人。刘文彩救济穷人，连乡民生老病死都包了下来，没儿没女的每个月可以领到一升米，乡民有人死去，刘文彩发给一口棺材，两梱纸，一升米。(见凤凰大视野《大地主刘文彩》的开始部分乡亲们的口述)。但是在中洪统治下的大邑县，全县三十万人却饿死了六万五千人。中洪喉舌喇叭筒罗二娘一家就饿死了四口人——她丈夫、小女儿、大儿媳、大孙子。当罗二娘一边声泪俱下控诉刘文彩的滔天罪行时，她应该摸摸自己的良心，她对得起四个死去的家人吗?这四口人死的时候政府发给他们大米和棺材了吗?大概就是卷条席子刨个坑埋了吧!
如果专做好事专做善事的人就是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那么大搞阶级斗争搞得大批饿死人的中洪是个什么东西?实际就是个痞子流氓党，土匪强盗党，杀人吃人党!
在那MZD和李井泉之流统治中国的年代里，四川成了阶级斗争的重灾区。在旧中国，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人民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号称“两广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只要湖广几个省大丰收，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饱饭。但是在那乌云滚滚的新中国，却变成了大量饿死人的重灾区，在三年大饥荒年代，中国活活饿死了四千万人，而在四川一个省却饿死了一千二百万人，“天府之国”变成了“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人间地狱!
马识途之流虽然是造假能手，《地主庄园》和《收租院》是造假之作，但是他在1995年第三期《龙门阵》一篇文章中对于大饥荒饿死人的描写却是真的。他写道：“我们搞四清发动社员诉苦时，社员一诉就诉到自然灾害那几年他们那里饿死多少人的事，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据社员说，那几年征购粮食征得太多，把他们的口粮也搜刮得没留下多少了，有的地方简直是翻箱倒柜，整得鸡飞狗跳。有的地方关系紧张到社员反抗，不得不派武装去镇压，有的社员对我说，连机关枪都对他们架起来了。”可见中洪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之惨烈。马识途集团不去揭露中洪的暴政，相反却对大善人刘文彩大加鞑伐。居心何其毒也!
从新中国成立一开始，MZD领导下的中洪就不断地进行着其乐无穷的斗人活动，大搞折腾和制造灾难，四川更是首当其冲。
1950年镇反期间，五千万人口的四川省就有二百五十万人被关被管被杀。1957年反右运动，十多万人被打成右派，共青团四川省委的机关刊物《红领巾》，十名编辑有八人打成右派，还有一个送公安机关。重庆西南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西南大学)有七百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四川农学院有二百多名师生打成右派，划为反动组织的有28个，成员多达257人。《星星》诗刊在1957年一月创刊，因为刊登了一篇《吻》和流沙河的《草木篇》，很快就夭折，四个编辑全部打成右派，受牵连的人数达千人之多。
在四川建有许多劳改集中营，沙坪劳改集中营关押着近万名犯人，其中有许多是右派、党政干部、企业职工和农民，在大饥荒年代活活饿死了六千人。
即使到了现在，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也折腾过一番，全国最高最大的MZD塑像就是在他任上矗立在重庆医科大学中的，它连底座高达37.4米，重46吨，耗资500万元。曾是疯狂摧残知识与文化的魔王，薄熙来竟把它高高地树立起来，但是真正为人民做好事的大善人，却被妖魔化变成了罪恶滔天的恶霸地主。可见在中洪统治下黑白颠倒已经到了何种地步!
为什么四川省对人民的镇压如此凶残，这是因为统治四川的曾有过一个比真正恶霸还凶狠还专制还野蛮的号称“西南王”的李井泉，还有众多的与李井泉相似的打手爪牙人物。
“李井泉，江西人，是MZD豢养在大西南的一条恶狗。早在延安时就紧追MZD，其后在山西武装割据，以整人杀人闻名于中洪晋、察、冀根据地。由于他不顾人民死活一味效忠于杀人恶魔MZD，几年时间就从一名省委书记跃升为中洪西南局书记，再跃升为中洪中央政治局委员。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59年至1961年，四川省共饿死1250多万人。按照更加真实的文献资料来推算，实际人数应该超过2000万。李井泉的飞黄腾达，是以牺牲2000多万四川人民的生命换来的。”(铁流：《杀人不见血的沙坪劳改集中营》)
当时在文化和宣传上统治四川的就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的马识途，妖魔化刘文彩及造假制作《地主庄园》和《收租院》展览的就是此人。当 MZD称“中宣部是阎王殿”时，文革一开始马识途就被李井泉抛了出来，投入监狱。到了文革中期李井泉也被打倒，李的妻子肖理自杀。这两个专门整人的人，也体会到了挨整的滋味了。不过马识途的整人恶习仍未改变，这个活了近百岁的老人还如此狠毒，依然把刘文彩当成恶霸地主来进行鞑伐。
此是后话。却说1960年正当妖魔化刘文彩的造假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马识途之流的执政者，害怕住在刘家附近的民众把造假底细告诉前来参观的人群，所以开始了一场灭绝人性的驱逐运动。把住在刘文彩家附近周围的住户都驱赶到一个环境恶劣无法生活八管区，然后再把驱逐户原来房子腾给当局安排好的人住。
这是中洪当局把贫下中农往死路和绝路上驱赶的一场运动，许多人一到八管区，很快就饿死在那里了!
不到30岁的刘直君夫妇双双饿死，两个儿子还很小，由他人领养;30多岁的刘子君夫妇和他们12岁的大女儿也都饿死，8岁小女儿刘淑芳侥幸活了下来;贫农刘月如不久也饿死在那里。
当过乡镇文书的刘国元，看到很多人饿死，便写信向上级反映。当局就把他五花大绑押到各地批斗，并以反革命罪把他逮捕判刑，不到半年就死在牢里，死时年仅31岁。他的母亲看到儿子受难，肝肠寸断，活活气死。他的29岁妻子杨开玉带着五个小孩，过着不如人的生活，三个大孩子都无法读书。杨开玉守寡至今。
曾是起义人员的刘体忠，发配到八管区三个月后就饿死在那里。他死后家里更艰难，年仅10岁的小女刘世英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弄了一根生产队的甘蔗吃，被生产队长活活打死。凶手没受到任何追究。
刘世孟父亲的三个兄弟在同一天饿死，他五岁的小妹妹也活活饿死。刘世孟6岁的小堂弟，在父母全饿倒在床时去生火，被火活活烧死。当时刘世孟在安仁中学读书,由于父亲死了,家里没有男人干活，他只好退学回家挑起家庭的担子，那时他才13岁。
在发配驱逐的十几户农户中，除上面提到的死者，至少还有刘用箴和刘富田怀抱里的一对双胞胎。
1962年9月MZD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号召，农村开始大搞“四清运动”，最初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后来变成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大四清运动”，在“四清”期间，中洪当局派来好几拨庞大的工作组，毎个生产小队都安排一个人来与农民同吃同住，成天监视农民，不准农民讲刘文彩好。这些工作组的人每天不停地给农民洗脑，搞大批判，批判刘文彩剥削压迫农民。就在那恐怖岁月里，依然有人公开说真活。罗建庭就说：过去沒吃的时候去找刘文彩，一去就把米要回来了，现在去找公社，这个批那个批，人饿死了都沒批下来。他的话传开后，当局就把他抓了起来，开大会挂牌批斗，威胁和震慑群众。
1964年，当局发现多起本地民众向来庄园参观受“教育”的外地人揭露他们的弥天大谎，于是再次施用发配他乡的手段来制造恐怖，把民众打压下去。
他们先拿刘富田开刀，刘富田家沒有田产，是个贫农。因为他曾在刘文辉手下当过连长，后随刘文辉部队起义，当局就以伪军官之罪把他抓起来，诬陷他是反革命，还凭空诬陷他偷牛，然后把他反吊起来进行毒打，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是偷牛贼，又威胁他的亲弟弟刘富成来作假证，来“揭发”他。
他们就是这样来制造恐怖，威吓民众，让民众不敢“乱说乱动”，不敢出来讲真话，不敢出来揭示真相。果然，民众被吓住了。
1964年10月1日安仁开大会，刘富田以反革命罪宣佈逮捕，并判无期徒刑。接着又宣布对庄园周边十几户农民的驱逐令，驱逐令上规定沒收他们的房子和所有家具，工作必须当天完成。没收这些无辜受害者的房屋家具的目的，就是为了安置当局信得过的积极份子，让这些积极份子住到庄园四周来监视当地民众的活动。
这些农户所发配的地方是无法生活和生存的环境，住的是破败的矮得直不起腰的茅棚、窝棚，里面腐臭难当，甚至连一张床都没有。他们来到这个新地方，被歧视、被修理，还克扣工分、克扣口粮，简直把人往死路上赶。
刘富田的妻子拖着三个孩子，其生活之艰难无法言说。子女不准报名读书，刚满三岁的小儿子送给别人讨个生路。
被驱逐者中有一人叫刘德均，此时他的新婚妻子邓秀芳马上就要生产了，因发配地连床都沒有，在哀求之下宽限了几天，就这样还隔三差五来催促。阴历九月二十五日，极度惊恐紧张的邓秀芳产下了孩子，接着上面就来催逼，生产不到十天的产妇就被赶岀了自己的家。
28岁教师刘世炳和共青团员的妻子廖秀芳也被驱逐。他找当局讨个说法，回来时房门已上了封条。一气之下他把封条扯掉，夫妻双双住进自己家里。当局知道后，就把枪发给了打手郑泽安等人，有人把险情告诉了刘世炳，于是他立刻逃到了外县。当晚民兵前来抓他时，见没有刘世炳，就把他的妻子和背着的四个月孩子捆绑起来抓走，在押往发配地的途中，廖秀芳由于气愤和绝望，背着孩子就往河里跳……
还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廖素瑶(其夫死于1958年年底，是大饥荒最早饿死的那批人中的一员)，此时她的两个女儿才15岁和17岁。在发配途中小女刘世伦扑到水里，到了发配地就病了。当时吃的住的都沒有哪来钱治病?一个月后的一天，廖素瑶饿得昏倒在地，两个女儿哭着喊妈妈，她们把仅有的一碗稀饭喂了妈妈，廖素瑶醒过来了，小女刘世伦倒下死了。悲痛欲绝的廖素瑶把小女抬回庄园附近的墓地来安埋，当局害怕这幕惨剧激起民愤，于是说廖素谣把女儿埋回家乡是向洪铲镋示威，立即派民兵把正在安埋女儿的廖素瑶抓来批斗。
还有一个外来户陈履章，其妻刘世英出身贫农，他们也被发配。他倆有个未满三岁的儿子贵伟，被扫地出门时孩子受到惊吓，发配地的凄凉孩子又无法接受，于是小贵伟成天哭喊着“我要回去!”哭了整整一个多月，活活哭死了。由于生存环境恶化,儿子死后不久，刘世英也因劳累过度成了残废。
在此次驱逐和发配他乡过程中，当局的打手刘世应等人还扬言要把这些人统统杀死，在恐怖笼罩下有些单身青年就吓得远走他乡躲了起来，但是命运也是很凄惨，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四口，逃到四千公里外的新疆库尔勒。后来被那里的农民知道他是刘文彩家族成员，就把他们四口都杀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小孩(大的两岁，小的还在吃奶)被斧头劈死，刘世伟被绳索勒死。
《收租院》泥塑展览——伪造艺术的出笼
中洪当局妖魔化刘文彩的闹剧，除了冷月英，罗二娘及个别被收买的人配合演出外，均遭到刘文彩长工佃户和安仁镇民众的一致抵制。于是他们想到用泥巴捏出一个《收租院》，由泥巴人替代本地民众充当证人，只有它们最听话，不会翻供，永远不会揭露真相。并能把阶级斗争运动推向全国，推向世界。
1965年5月11日，他们向四川美术学院发出邀请函，请求派人支援雕塑《收租院》的创作。川院派出了当时刚30岁的雕塑系教师王官乙，和另一位青年教师赵树同，领着五名毕业班学生奔赴大邑。他们与陈列馆的两名美工、一名文化馆干部和一位半农半艺的民间艺人，组成了一支11人的创作队伍。
经过四个月的流水作业，土洋结合的庞大泥塑群像《收租院》终于赶在1965年的国庆节向公众预展。《收租院》共塑造了114个人物，其中82个男人，32个女人;17个老人，18个孩子;正面人物96个，反面人物18个(外加一条狗)。还有50多件实物道具。
根据设计思念“既要表现地主阶级的残酷凶狠，也要表现他们的虚弱;既要表现农民受压迫的悲惨痛苦，也要表现他们的反抗精神;既要表现当时当地的冷酷现实，又要预示前途和未来”，因此设计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几组情节。以一个拄棍蹒跚前来交租的瘦弱老妇开篇，一个紧握扁担、怒火中烧的蹙眉壮年收结。在一百多个雕塑人物中，只有一个是“真人”“但不是真事”——那就是刘文彩。
于是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雕塑人像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一个凶险的汉子，头戴草帽，身穿短衫，手执弹簧钢鞭，腰挎驳壳枪，身旁是一只狗仗人势的恶狗。他面对的是一群衣衫褴褛的佃户，男的肩挑手推，女的背着竹篓，孩子替大人拉着独轮车……人流向着收租院源源不断地涌去……
——手拿念珠的刘文彩，强迫老大爷在儿子的卖壮丁的文书上按手印，老大爷不答应，刘文彩一脚踢倒老人，儿子扑了上去，准备跟大地主拼了，但寡不敌众，被狗腿子抓了起来。老大爷眼中喷火，愤怒地指着刘文彩大骂……
——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儿子被抓了壮丁，儿媳也被折磨致死，只靠小孙女服侍过日子。但是刘文彩硬逼着老人在卖身契上按了手印，把孙女抢了去，活活把骨肉拆散……
——一家人把打下的粮食都缴了租，但是刘文彩硬说他们没有按期缴纳，指使保长、乡丁把他们的家抄了，连家中的菜刀、饭锅都给抢走了。刘文彩还不甘心，还要把孩子的爸爸拉去当壮丁。只见孩子抱住爸爸的大腿哭喊着，妈妈抱着不到满月的孩子，焦急地追了出来，被狗腿子一脚踢倒在地……
——一群拿着扁担的农民正离开收租院，有的手握拳头，圆瞪双眼;有的抓起斧头，想要拼命;有的迈着坚定的步伐，像是下定了跟着洪铲镋闹革命的决心……
如果说《地主庄园陈列馆》中陈列的内容是虚构的话，还是打着“真人真事”的名义来进行诈骗的。换句话说，内容上“不必真人真事”，但是形式上却要讲得像“真人真事”才行。而《收租院》泥塑则不同，因为它是艺术作品，所以可以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进行夸张、虚构。这就是说《收租院》里的刘文彩，可以不是真实的刘文彩，而是艺术上的刘文彩，《收租院》中的刘文彩，是旧中国全部恶势力的一个典型。于是所有的罪恶都可以往刘文彩身上按，因为这是艺术。
看了展览后，真想把地主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
当《收租院》泥塑即将完成时，9月13日全国美协负责人华君武、王朝闻等领导人前来参观，返回后在媒体报刊杂志上，发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宣传《收租院》《地主庄园陈列馆》和“水牢”的高潮，并对收租院做出高度评价——“这是美术界原子弹”。同时把作品复制了40个真人大小的泥像，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后盛况空前，观众如潮，两个多月时间，就有近50万人参观。它不仅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致赞誉，而且受到了外国朋友的一致好评，都感到受了一次阶级斗争的教育。
印尼新闻代表团蒂都特女士参观时激动非常，涕泪滂沱，抽泣地说：“看了这个展览，我也想起了被出卖做人家童养媳的情景。那个地主刘文彩早死了，太便宜了他!应该让人民斗争他，一片一片地割他的肉来泄恨!”
泥塑《收租院》达到了空前的效果和政治目的，《收租院》从此走向了世界，并远渡重洋前赴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展出。一个土老冒刘文彩，变成了中国大地主阶级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人物和罪魁祸首。
制造展览的人也下了地狱
但是谁能想得到，这个极左路线产生的东西，却被它呼之出来的极左力量所打倒。《地主庄园陈列馆》的第一代拳头产品是17尊蜡铸模型和《百罪图》，曾名震川西，第二代拳头产品“水牢”曾誉满全国，第三代拳头产品《收租院》曾走向世界。可惜好景不常，一场文革风暴，几乎把他们卷入了灭顶之灾。当陈列馆及主管部门以“阶级斗争尖兵”自居，以旧世界的批判者自居时，想不到这世界上还有“山外青山楼外楼，强中更有强中手”，一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红卫兵，把他们像狂风卷落叶一样，统统被横扫了。在比他们更革命更新锐的小将们面前，他们变成了被批判者，成了革命的对象。他们同样被审判、被拷问、被打倒，他们也和被他们下了地狱的刘文彩一样，也下了地狱!
从1966年10月来了第一支北京红卫兵队伍后，陆续又来了数十支从北京和各地来的大中院校红卫兵队伍，如果把他们组织的名字罗列出来，也能反映出当时文革的一大特色。这些组织的名字有：轻骑兵、百万雄师、井冈山、平型关、红雷、红旗、长征、战犹酣、逐浪、黄继光、红缨在手、主沉浮、南征北战等等战斗队，还有各种串联队、宣传队。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包围了陈列馆，大字报贴满了所有的墙和门，没地方贴时，就拉起了一根根绳子，像万国旗一样迎风飘扬在街上在大院内。高音喇叭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喧嚷，大院中天天有红卫兵集会。在“踢开党委闹革命”“打倒一切当权派”声浪中，当地政府和领导们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只好任由小将们去猛轰猛冲。
最先横扫的是馆名，它不但是由黑线人物陈毅所写，而且这《地主庄园陈列馆》的馆名就像是给刘文彩当纪念馆一样。名不正言不顺怎能谈得上教育，马上改名。于是易名为《四川省大邑县阶级教育展览馆》。
经过千万名红卫兵小将用“MZD思想照妖镜”逐个地一照，竟照出了许许多多的妖魔鬼怪。接着就是万炮齐轰，把各个展馆和各个展品都进行了炮轰和油炸。
“序馆”被小将们批判成为是“给大地主刘文彩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没有反映农民反抗史，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史，没有突出毛主席领导的农民斗争”的反动馆。第二馆原是“刘文彩罪恶生活复原馆”，被红卫兵一棍打死，批为“放毒”。听到一位老大娘曾讲过，水牢是解放军打开的，打开时里面都是血肉浆和人骨头，掏出了26桶血水，7大筐人骨，于是第二馆变成了“剧毒”馆。第三馆是“地主的剥削手段”馆，被小将们批成“为反动派涂脂抹粉、美化敌人”馆。第四馆是“反抗斗争”馆，被批为“无视毛主席和党的领导”馆。第五馆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馆，它是紧跟阶级斗争形势制作出来的，应该是无懈可击吧!不料这一馆却是拷问得最厉害的馆，小将们列举了许多罪状，说它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阶级敌人复辟史”，是在美化敌人，看不到工农兵的伟大力量!
就这样，革命的领导者们原先想用展览的形式，来揭露阶级敌人大地主刘文彩的罪恶一生，结果相反，在红卫兵的眼里，这些革命的领导人统统是走资派，修正主义的黑帮，他们举办的展览也变成了复辟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黑店”、“黑馆”、“黑巢”了。
红卫兵们不但要批判《地主庄园陈列馆》，而且要抓鬼，把原先曾积极建立陈列馆的县委省委的领导们，一个个地抓来揪斗，有的打成了“走资派”，有的打成了“反革命”。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想要好好地革刘文彩的命，结果自己倒被革了命。
后来发生的一起事件，更使《地主庄园陈列馆》里的阶级敌人增加了许多。1970年1月24日中午12点30分，陈列馆广播员张同松打开扩音机后到外边吃饭去了，不料扩音机自动跳台，跳到了“苏修”台上。那全镇都能听到的高音喇叭，竟出现了苏修电台的声音，这还了得。就这样，15分钟的“敌台事件”，换来了张同松15年徒刑，81名馆员有30多人受到各种罪名的处分。
这也许是上苍的报应吧!这些曾经是纯朴善良的孩子，如今一个个变成了凶狠好斗、残忍嗜血而泯灭人性的红卫兵，难道没有他们的“功劳”吗?他们展览的目的，不就是要教育孩子“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吗?不就是要告诉孩子们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吗?
篡改地主刘文彩历史越改越离谱
在文革期间，为了适应文革的需要，《收租院》增加了“造反夺权”和“继续革命”两个部分。整个文革期间，《收租院》共有四次大规模修改。它还受到江青的青睐，《收租院》打上了钦定的印记，成为文革文艺舞台上除八个《样板戏》之外的唯一文艺作品——雕塑《收租院》。
而在《大邑阶级教育展览馆》经过1971年的大整大改，添加了文革内容。于是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就越改越离谱，越改越荒诞。刘文彩之死就是这荒诞中的荒诞!
刘文彩原死于四川解放前夕，因肺病而自然死亡，1964年改馆时被改为被革命胜利而吓死。红卫兵批判说，这样一个反动透顶顽固反抗的大恶霸大地主，怎么会一吓而死呢?这不是掩盖地主阶级的凶恶本质吗?得改!于是在《武装斗争迎解放》一组塑像中，刘文彩在大邑县解放时，被解放军和游击队抓住，最后被公审枪毙!解放军战士也被塑造得高大魁梧，那时的解放军头上没有红星帽徽，双肩更没有肩章，但是为了充分体现江青的艺术创作“三突出“原则，出现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塑像。
对于刘文彩的《解说词》写得更是喷饭：“看，刘文彩这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刘阎王，睁开你的狗眼看看，你的末日已经到了，地主阶级的政权彻底完蛋了，以前的奴隶，今天要宣判你死刑。你大斗进，小斗出;你抢夺房屋、霸占田地;你勾结官府、私设刑堂;你苛捐杂税、高利盘剥;你逼得我们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你喝尽我们穷人的血，吸干我们穷人的汗;你压断我们穷人的腰，你害死我们多少苦难的同胞;你杀人不眨眼，你吃人不吐骨头。这一件件，一桩桩，都记在我们穷人的心上，这千年的仇要报，这万年的冤要伸，我们穷人要把你千刀万剐撕成千万条，要把这万恶的旧世界连根拔掉。”
这篇充满血淋淋和杀气腾腾的阶级斗争宣言书，在它的结尾部分，还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要求，经过了一次一次地更改。
文革初期，为了把刘文彩打成刘少奇的同党，所以结尾部分是这样写的：“刘文彩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却拼命鼓吹‘剥削有功’、‘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真是罪该万死。打倒刘少奇!打倒地主阶级!打倒一切剥削阶级!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到了林彪垮台时，刘文彩就与林彪和孔子同党了。于是《解说词》改成：“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打倒林彪!打倒孔老二!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等到“四人帮”被打倒时，《解说词》又更改了：“同志们，像这样罪恶的收租院，在旧社会何止千万个，整个旧社会就是一个最大的收租院”，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劳动人民再受交租苦，重吃二茬罪，使收租院的罪恶重演，我们决不答应!”
于是解放前就得肺病自然死去的刘文彩，文革中还要忙个不停，一会儿给刘少奇陪斗，一会儿给林彪陪斗，一会儿给邓小平陪斗，一会儿给“王张江姚”陪斗，刘文彩成了“变脸”专家。不但死去的刘文彩挨斗，刘氏整个家族更是不好受，还有那无数与刘氏家族并无瓜葛的无辜者，竟也被卷了进去，死得不明不白。
真实的地主刘文彩是怎样的人
那么刘文彩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又是怎样成为大地主的呢?他真的是那样杀人放火坑害百姓鱼肉乡里的、罪大恶极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典型人物吗?
刘文彩的祖父育有三子，都是“公”字辈，二子刘公敬的儿子有出息，那就是后来任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军长和四川省主席的刘湘。第三子就是刘文彩的父亲刘公赞，育有6个男孩，都是“文”字辈。6个孩子中，老大刘文渊最有出息，考中秀才，曾任四川省谘议局议员，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可惜从官多年，仍两袖清风。在乡里为弟子侄设私塾授课，父母死后，他成了族长，在兄弟中威信极高。老二刘文运生下8个虎仔，其中有3人有虎气，一名是屯殖司令，两名当了刘文辉的副军长和师长。老三只生一子，自己与世无争，性淡如水。老四刘文成靠刘文辉发迹，曾任机械修理厂厂长，后来此厂办成为造币厂，厂长的财源也滚滚而来，很快有良田万亩，街房成群，还有三辆汽车。
老五刘文彩家贫失学，在家照看比他小8岁的弟弟刘文辉。他与上面的几个哥哥年龄相距甚大，与大哥相差达23岁，当兄长们成家立业时，刘文彩跟弟弟还小着哩。他与刘文辉朝夕相处，感情也非常融洽。父亲老来得子，对刘文辉备受宠爱，上学时，由刘文彩陪着他，因此刘文彩也跟着学到了不少字，总算是个半文盲。刘文彩与刘文辉相差八岁，当刘文辉能自己上学时，刘文彩已成了一个小伙子了。他开始经商做买卖，开烧酒房做生意，亦农亦商，离乡不离土。等到小弟刘文辉发迹时，凭着弟弟的权势，也凭着他从小的摸爬滚打，一跃成为刘氏家族巨舰中的主要力量之一。
最小的刘文辉13岁冒充16岁报考成都陆军小学，这并不是父亲想让子孙挤进军阀行列，混个官职，而是读陆军小学可以享受公费，对于穷人来讲可以省下不少费用。当试题发下来后，刘文辉一片茫然。他不着急，另作议题发挥——“欲强国必先练兵，兵不强则不能御外侮，将兆瓜分之祸。裕国必先富民，富民之道在兴工固农，救民之道在因势利导……”——离题万里，夸夸其谈，却引起校长的拍案惊奇，当即破格录取。后来保送到西安陆军中学，继入保定陆军学校。毕业时，正是军阀混战。不到三年，他在川军中当上了团长，靠着刘湘又当上了旅长、四川省军务帮办。他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有一笔资金，而他的五哥刘文彩又是个经商奇才，于是把他接到宜宾，委任他当上了船捐局局长、百货统捐局局长、四川第四十二区烟酒专卖局局长。刘文辉三十岁时，已成为全省军务帮办、第九师师长兼领第三十一师，地位仅次于头号军阀刘湘。为了盘踞四川腹地，他把三十一师师部设到了成都，从此兄弟俩人天各一方，一文一武，在四川舞台上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
经过刘文彩的苦心经营，他竟能驾驭当地民团武装“团总雷爷”。宜宾90多个乡镇分成东西南北四路团总，都是“雷爷”的心腹，从而四路团总也认刘文彩为干爸爸，并一个个地获得了官位。他还巴结文化名流。所以不管是文是武，是商是政，是庙堂还是江湖，都有刘文彩的触角在延伸。
刘文辉对五哥的业绩很为满意，对敛财有关的要职都让他来担任，曾委任他十几个官职，其中官至川南税捐总局总办。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到哪，刘文彩的财权到哪。在担任川南护商大队时，他自己购买军火，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在《刘文彩罪恶的一生》宣传册中，称他集地主、军阀、官僚、恶霸四位于一体。不过称他为军阀是不太符合事实的，因为当一个军阀必须出身职业军人，具有独立的军队和地盘，这几项刘文彩均不具备。至于称他是滥杀无辜，更是空穴来风，无稽之谈。
刘文彩是个经商奇才倒是很贴切。当他刚到宜宾时，拿出了5万大洋开了第一家商号——“义和”银号，仅两年时间本钱就翻了几番。把“义和”改名为“人和”时，资金已突破百万，很快地飚升千万大关，当他离开宜宾时，已积累了2000万资金。依仗着印把子和枪杆子，他的财源更是滚滚而来。他做盐巴买卖，每年购盐达2000万斤，需要几百艘百吨大船来运输。为此他既垄断了盐巴市场，还垄断了水上运输市场。他经营的山货、药材、棉纱、高利贷、信用放款，基本上是财源茂盛达三江。
他做买卖赚钱，做税捐大员搜刮民脂民膏为刘氏家族捞到不少。他当“川南禁烟查缉总处总办”时期，名为查禁烟土，实为垄断鸦片。当时重庆是川土、黔土、云土主要出口通道，又是国内最大的鸦片集散地，宜宾的大小烟馆多达百余家，云南全省三分之一的出口烟土都是由刘文彩包销，他从鸦片的垄断中捞足了油水。
刘文彩虽是敛财能手，却并未富甲四方，他的财富还没有达到富可敌国的地步。据1949年3月18日《大公报》刊登《四川省富户名单》中，共有85人榜上有名。在刘氏家族8名大款中，刘文辉位列第2位，而刘文彩则位列第33位，刘氏家族8位大款，他是倒数第一。
当代文物无价之宝的刘公馆
刘文彩的财富分为田产、房产和珠宝三部分。田产有12000亩。房产在各地建有公馆，最堪称道的是安仁镇的刘文彩老公馆。该馆占地28亩，有大门7道，房屋100多间。处处高墙夹道，厚门铁锁，密室复径，有若迷宫。与它相连的还有刘文渊、刘文昭、刘文成公馆，并肩抵足，形成一组总面积达6万平方米的庄园建筑群。1992年5月7日经专家考察，称它为“当代文物，无价之宝”。
老公馆对面是新公馆，面积是老公馆的两倍，是一式两座连体式的中西合璧近代庄园建筑。房屋轩敞，布局对称，共有27个天井，160间房屋，4个花园、花圃，2个网球场，还有望月台和戏台。这是刘文彩出资送给刘文辉的，由于刘文辉的两位太太水火不相容，互不来往，所以为刘文辉建造了这一式两座的孪生连体建筑。
新公馆还建有秘密金库，当年刘文辉在西康时曾有两大支柱产业，除了鸦片之外，就是黄金开采，虽然“万贯黄金”与刘文彩无关，但是却替弟弟想得很周到，特地建立秘密金库。
后来两位兄弟与刘湘侄子发生内讧，打起仗来，变成四川两大军阀间的“二刘大战”。战后刘文辉集团元气大丧，刘文彩的职务变成了守住家园。1937年11月，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率军出川投入南京保卫战，还未与日寇决一死战，就与世长辞，终年48岁。刘湘一死，四川政坛空缺，刘文辉又恢复元气，准备重整山河，东山再起，但毕竟已不如从前，早已失去了当年不可一世的豪气了。
拥有十万弟兄的袍哥大佬刘文彩
此时的刘文彩最大的杰作是建立了“公益协进社”，这是袍哥组织，袍哥又称哥老会，是以农民、手工业者、挑夫、水手、商贩、下层衙役和无业游民组成的秘密会党。后来这组织发展规模越来越大，竟可以与国民政府的军警相抗衡，当时有人曾称它为“小延安”。刘文彩所组建的“公益协进社”，曾有10万弟兄，1万多条枪。袍哥大爷都建有自己的茶馆，作为活动中心。刘文彩也建有自己的一幢气势辉宏的三层楼“同庆茶馆”，并兴建戏院，建立协进剧部。
他高薪聘请魔术师和川剧名角，并对名角进行人身保护。有一次一个流氓调戏名角菊芬，并打伤戏班的人。刘文彩闻讯后，立即召来精通武术的绿林高手任总指挥，率领千军万马包围了流氓的住地，流氓吓得屁滚尿流，不得不摆上几十桌酒席，设宴道歉。
“公益协进社”与封建组织又不太相同，它按政府体制来设立组织，下设有慈善、调解、水利、教育、治安、总务、财务、交际等股。使封建会道门组织的职能具有现代化和社会化。刘文彩的“同庆茶楼”就像是个小朝庭，一年四季都是车水马龙。各路码头的袍哥大爷，四面八方的恶霸地主，三山五岳的流氓土匪，还有国民政府大小官员、军阀政客，都要来向他这个土皇帝请宴上寿，禀报请示。在蒋介石控制的川西农村，建立了刘文辉家族的“国中之国”，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消灭刘氏家族，却是怎么也下不了手。
乐善好施慷慨行侠的刘文彩
这个组织成员都讲仁义，讲忠孝、讲哥们义气。它规定会员不许对父母忤逆，不准对兄弟失礼，要尊重妇女，不准“串灶”。所谓“串灶”，就是不能乱伦。如果弟淫兄嫂，或是兄淫弟媳，就要抛江灭尸。他们都是“急人之急，解人之困”，“救民若渴，赴义若饥”。在《文彩中学新落成纪念碑记》中称刘文彩“慷慨好义”“能急人之急，有燕赵豪侠风”。
每逢隆冬年节，刘文彩都要向穷乡亲发放钱财衣物，揭不开锅的还发给大米两石。对公益事业更是热心之至，修桥铺路，建立市场，使安仁镇街区面积数年内增加4倍，三流小镇一跃成为一流大镇。他还为乡里排解人事纠纷，他的威信比法官还高，数年不能解决的问题和案件，凭他的一句话就可以马上了断。刘文彩恩威并用，所有的会众们莫不俯首听命，10万个罗宾汉能召之即来，来之能战。
创建四川第一流中学的刘文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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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重教是刘氏家族的家风，刘文辉在成都创办《建国中学》，刘湘病故后根据遗族之意创建了《甫澄中学》，刘文彩则要建立第一流的中学。为了创建《文彩中学》，1941年初秋的晚上，他召集乡绅和谋士们商议，决定创办一所省里的第一流中学。在选址征地时，为了鼓励农民搬迁，特地制定了一套优惠政策，用自己的两亩地来换规划区的一亩地，用自己的两间屋来换规划区的一间屋。有一个农民有10亩规划区的地，应该换给他20亩地，当时刘文彩只有一张40亩的地契，为了怕麻烦，他把这40亩地都给了这个农民。可惜这个农民却因福而得祸，解放后被划为地主，孩子的腿被别人打断。
为了设计出第一流学校，他高薪聘请专家。从1941年秋到1944年学校建成的三年时间里，将近60岁的刘文彩，几乎天天都在学校工地上，每天为建校而奔波。虽然资金短缺，但他仍不减一砖一瓦，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宁亏自己，不亏学校。他要求礼堂建得越大越好，大到长28米，宽23米，总面积达644平方米，样式采用华西大学礼堂，房顶不用一根横梁，全部用钢材焊接。为此请了最好的技术工人，采用质量最好的钢材。
这座耗资达3亿5千多万法币(当时折合美金200万)的“文彩中学”终于横空出世，拔地而起。1945年3月，文彩中学在一片欢呼声中举行了开学典礼。主席台上，端坐着来自五湖四海的达官名流。台下300名学生服饰整齐，精神抖擞。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均送来贺辞、贺匾。庆典蔚为壮观。刘文彩在首任校长陪同下，检阅了学生方队。
庆典后，来宾们参观了校园，只见那古朴典雅的钟楼，雄踞门洞，巍然屹立;宽敞的饭厅，八仙桌相距排立，俨然如几何图案;崇丽且宏大跨度的礼堂，仿佛还余音绕梁;堂侧庄严肃穆的图书馆，座落在花圃丛中，令人心旷神怡;两翼各三间划一的教室，窗静几明，温馨宜人;广阔平坦的操场，可容万人集会。周边围墙内栽种的各种树木，形成绿色屏障，仿佛与世隔绝，令学子专心致志。操场右侧，过数扇门洞，便是绿荫覆盖、流水环绕、单门独户的教员院，其内花台、鱼池、书房、客厅、宿舍、厨房一应俱全，幽静别致。四川省教育厅厅长郭有守称：四川有630多座学校，但那些学校都是旧房扩建而成，或是古庙改建的，真正属于私人兴建的学校，纵观规模和形式，文彩中学当数全川第一。连刘家私人的老公馆和新公馆，无论是面积还是配套设施，都是与文彩中学无法相比的，它是刘文彩晚年的心血结晶。
刘文彩并没有把学校看作自己的私产，而是把它看成神圣的知识殿堂。学校建成后，他特别声明刘氏家族对校产只有监督权，没有使用权，更没有所有权。但他还是放心不下，特意将他的训示刻在石碑上，放在校园中，使人人皆知，以防刘氏家族的后代们变卦篡改，这就是说，他耗尽一生心血建成的学校，无私地献给了公益事业。
除了校舍方面，在师资方面、仪器方面都是第一流的。他从来不考虑办学的经济效益，所招的学生第一批300人全部免费，以后所招学生，也只付学费6斗米而已。而且还设立了“清寒补助金”，资助贫困学生。
刘文彩作为守护者也是称职的。1947年夏，安仁镇发大水，全镇被淹，其中一股水从安仁街涌进文彩中学，寝室、教室积水一尺多深。退水之后，他调集人马，把整个街道下挖了半尺到三尺，来保住学校不再被水淹。但是街道将要变成泽国了，虽然百姓们怨声载道，但是损失最大的还是刘文彩，因为街道是他出资修成的，街道两旁的建筑也都是刘文彩的。
为了让学校用上电，他三次选址三次装发电机，从此全镇居民也和学校一样都使用电灯照明。
为了不让神圣的殿堂有任何的玷污，学校虽男女同校，但是他在男女之间层层设防。他规定：应聘的教师年龄在中年以上，学生宿舍分为男生部和女生部，中间用一堵砖墙隔开。女生部只有一门可进，门上大书：“男生非经许可，不得擅入此门。”
在保护学生方面也是很周到，有一次女学生路遇流氓调戏，女生一路狂奔，大声呼救后总算脱险。刘文彩闻讯后大怒，立即让手下人把流氓抓来，打了个半死，四乡流氓无不闻之变色。后来指令学生一律佩带校徵，校徵成了护身符，学生外出，受到社会的特别尊重。
教师也是高薪聘请名师名流，其工资是普通中学教师的两倍，教师回家探亲，都有专车接送。还在成都专门设立了学校的办事处，老师到成都时，免费吃住。
积德行善被中洪打成罪恶之渊
这座耗费刘文彩四千四百亩土地的“文彩中学”威名远播，好评如潮。曾受到国民政府和教育部长的嘉奖令。但是刘文彩万万没有想到，他会被洪铲镋打成了中国地主的万恶之源，成为残酷压迫农民残杀无辜百姓的刽子手!他更没有想到这座耗尽他一生心血的学校，却招来无尽的骂名，文彩中学成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甚至称刘文彩霸占了农民的房屋田地，是在劳动人民的白骨堆上建立起来的。称这座学校向学生灌溉的是孔孟之道和法西斯思想，欺骗和麻痹青年，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妄图维护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
除了一通谩骂之外，还编造了无耻的谎言，挑起人们的阶级仇恨。死去的刘文彩遭了难，不能说话的学校遭了难，还有那学校的教职员工们更是遭了殃。在“阶级斗争高倍显微镜”照射下，文彩中学的教员有一半划为“敌我矛盾”，等到文革狂飚袭来后，文彩中学变成了“黑校园”，成了流毒全国的典型中学，成了培养地主阶级爪牙的温床。刘文彩为学校购买的11421册线装书，按当时的黑市汇率折算合两万多美金，但是在红卫兵手下被焚烧得一干二净，所有的门桌板凳全被砸得稀巴烂，全体教员被赶到乡下“劳动改造”，而且还要从文彩中学的毕业生中，来抓出坏的典型人物。
1971年春，文彩中学破败的校园迎来了变相的囚徒——“五七干校学生”，于是学校成了“黑五类”的囚笼，“黑窝里关押着一伙黑帮分子”，昔日的知识殿堂，变成了知识的炼狱。人类的文明沦落和践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说，他们用假的水牢和牢狱来污蔑刘文彩的话，那么在这些革命派的折腾下，全四川第一流的学校，真正变成一座人间地狱!
污蔑别人制造地狱的人，却是地狱的真正制造者。
刘文彩简朴的日常生活
那么刘文彩的私生活又是如何呢?
在旧中国，一旦跻身于上流社会，就难以抗拒上流社会的风气和习俗，抽鸦片、赌博、玩女人就是这个社会的特点。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特点，反倒成为不正常的一个人，在上流圈子里就会混不下去。尤其是妻妾成群是当时光荣的象征。
刘文彩一生娶过五个妻妾：元配夫人是包办婚姻产物，可惜不到三十岁就死去。三年后娶了一个杨夫人，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满。但是刘文彩到了宜宾后，变成腰缠万贯人物，一位官员把美貌绝顶的凌君如拱手献给了他，从此家中风波迭起。后来又娶了凌的表妹梁慧灵，原来凌君如想要摆脱安仁乡下土佬似的生活，一心想到成都过花花世界生活，于是就把表妹扔给了刘文彩，让她来料理家务事。经过一番折腾，刘文彩已是风光不再，回家如进冰窖。于是又萌生了娶第五房太太的打算。
刘文彩这一回选太太，长得花容月貌美若天仙的他不要，嫌不会管家;长得秀气的女学生不要，嫌她胆小。他却看中了一个大胆打蛇的姑娘——一个相貌平平一副老实相的乡巴佬女子——王玉清。她嫁到刘家第一天，竟跑到田里去拔草干活了。虽然长得土头土脑，一口乡音，但却是料理家务的能手，把家中摆弄得井井有条。给晚年中的刘文彩带来了莫大的安慰。
刘文彩穿的是普通衣服，吃的是普通家常饭菜。常备菜只是几碗萝卜和红烧肉。弟弟刘文辉为了他吃好喝好，给他引荐了一位名厨，但是只用了几个星期，就被他辞退了。原来这名厨师只会做高级菜，不会做普通的家常菜。但是这一切的一切，在革命派所写的《解说词》中，却把刘文彩描绘成“大鱼大肉，山珍海味顿顿不离，他吃的像猪一样胖，还要吃洋参、鹿茸等补品。”
对乡巴佬太太王玉清的描写更是离谱，说她“勾结恶霸、地主、官僚和伪乡长等太太、小姐们，到她家吃烟打牌，过着花天酒地的腐朽生活。”还有一段，她吃鸭子蹼(鸭脚)的事，更是把她糟蹋得罪大恶极的地主婆人物。说她“一餐要吃三十几个鸭子，而且只吃鸭子脚上的蹼。”“命她的厨师取下鸭子脚后，用人奶文火煨给她吃。王玉清吃饭用的是珊瑚筷子、玉石碗，早上喝的是燕窝汤。”几十年后，当记者问王玉清有没有这回事时，她笑了起来，说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原来有钱人家吃鸭子是件极普通的事，刘家的公子和小姐是不吃鸭脚板的，一是嫌不干净太脏，二是嫌没有肉。王玉清是农村姑娘，不忍心把鸭脚扔掉，就留下来把鸭脚吃了。这一吃被革命者经过艺术渲染和夸大，王玉清既然是中国头号的地主婆，那么什么坏事也自然都能干出来了，用人奶和文火来煨煮三十只鸭蹼，成为地主婆奢侈生活的写照。因此当刘文彩的《地主庄园陈列馆》进行大批特批的时候，这四位太太也就历尽种种的磨难了。
1947年刘文彩已是六十高寿，身体已是每况愈下，1948年2月吐血，1949年10月17日因患肺病不治而死，此时他已变成了一具瘦得皮包骨头的空皮囊。这时MZD北京政权刚刚建立，但四川尚未解放。幸亏他自然早死，否则落入洪铲镋的手中，是死是活就难说了。
刘家有功之臣全被中洪害死
刘文彩的弟弟刘文辉是西康省政府主席，为了迎接解放军入川，躲开蒋介石的严密监视，1949年12月9日晨在彭县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吓得蒋介石急忙乘飞机从成都逃到台湾。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将刘文辉撤职查办，并向刘氏家族下了毒手。洗劫住宅、埋设炸弹、追捕家眷，要将刘氏家族斩草除根。
杨夫人自从丈夫娶了小妾凌君如后，就一气之下搬到成都与子孙们一起单独过，在那兵荒马乱之际，她想带着子孙们到海外去避乱世，就把此事告诉刘文辉，刘文辉劝她不要走，一起去投洪铲镋，并要她装得像没事一样，不要让蒋介石方面看出异样。刘文辉起义的当天就派人通知杨夫人马上撤离。刘文辉通电起义后，蒋介石部队就立即查抄了刘氏家族在成都的所有公馆，并四处追捕刘氏家族成员。杨夫人吓坏了，她带着儿媳张皇出逃。半小脚女人竟一口气走了130华里。
蒋介石派飞机对刘文辉家族狂轰乱炸，幸好没人被炸死，但是所属的部下副官们都当了替死鬼。房子虽被炸，物品也被席卷一空。
所幸在他们起义投共前夕，为防止蒋介石的报复，曾把家中贵重物品都藏了起来。但是中洪在十多年妖魔化刘氏家族宣传中，却把刘氏家族为防备蒋介石抄家而转移财产之事，说成是为了逃避洪铲镋的没收。真是血口喷人!如果为了逃避中洪的没收，刘文辉还会来自投罗网吗?
这位起义将领早在1942年2月就与周恩来接上了秘密关系，并在他的身边设立了一个洪铲镋秘密电台，每天向延安中央发报，报告川康情况，每份情报刘文辉都一一过目。他的儿子也是地下党员，当他得知洪铲镋有一部秘密电台在父亲身边时，才知父亲比他还早“赤化”了。
刘文辉自投奔洪铲镋，从他本人到他的整个家族无一人逃脱中洪的迫害。刘文辉刚投入中洪的怀抱没几天，贺龙就对他说：我们要给你戒烟。又说：请你到重庆去帮助我们组建西南军政委员会。说白了就是要软禁他，到重庆就是让他离开昔日部下架空他。其实刘文辉早就自己主动架空了自己，他起义投共时，已经把他的军队和行政班子全数交给了中洪。
中洪只让刘文辉一人去重庆，夫人杨温光不让去，让她一人留在成都，管理刘文辉在成都的家产。四川和西康全境解放后，刘文辉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但是中洪马识途一伙已经开始对刘氏家族下了毒手。1951年，刘文辉因公从重庆到成都，主管部门在他到达之际，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恶霸地主刘文彩”展览，这是中洪首次对刘家进行妖魔化宣传活动。此时的刘文彩家里早已被蒋介石抄得一干二净，所以所有展品都不是刘文彩家的，中洪当局举办这个展览，就是侮辱刘文辉而来，刹刹他的威风。1955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消，中洪当局又把刘文辉用花言巧语骗到成都，给了他一个省政协副主席席位。在他到达之际，当局再次在成都文化宫举办“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宣传展览，其用心何其毒也!
从此刘文辉近在咫尺的老家安仁镇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实在是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有家不能归，落叶没了根!1958年四川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中央把刘文辉调到北京，当了林业部部长，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和民革中央常委委员。虽然他做了洪铲镋里的大官，却对自己的家族和兄弟刘文彩都不能保护，眼睁睁地看着全家人在阶级斗争烈火中受煎熬。
刘文彩刘文辉被蒋介石抄家后，接着又遭土改共产，但中洪当局还逼着他们要钱，说刘文辉手中还剩有一笔钱，原来土改结束时，刘伯承、邓小平在重庆返还了一些金条给刘文辉，说是给他捐献财产的奖励。在成都的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立即对刘文辉所有亲人们施用酷刑，他们先把刘的管家关押起来，让其交待刘的财产情况，然后向刘文辉的夫人杨温光逼要。逼他们给刘文辉写信用金条赎他们。信的内容由当局事先拟好，然后念一句，逼着他们写一句，大刑就在旁边伺候着，写好的信由他们官方渠道转交。刘文辉为了救自己的亲人，只好乖乖地献出这些金条。半年下来，把刘文辉的财产弄得干干净净，这时才让刘文辉来接她的太太。从此刘文辉成了无产阶级。他住的是公房，家俱也都是公产，每月领取400余元的工资。接着，李井泉就宣布大邑县为四川省的土改试点，这都是冲着刘文辉的哥哥们来了。
刘氏家族都被中洪当局整得很惨，有的活活地被整死。
1965年文革还没有发动，但是中洪当局已经在疯狂地迫害刘文辉的家属了，他们把住在成都的年逾六旬的刘文辉夫人李助乾强行押解到农村去监督劳动，还想把她弄去游街批斗。刘文辉长女刘元恺去找四川省委统战部，他们未予理睬，直到刘文辉找了中央统战部后才把她放了回来。身心受到伤害的李助乾于数月后郁郁死去。
刘文辉的长女婿主要起义將领伍培英，曾是二十四军副军长兼师长。因起义有功，受到温江军分区的表扬。被改编后，出任新编师师长。后调南京军事学院任教员，因教学工作勤奋，当选为江苏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8年转业回到四川，看到《地主庄园陈列馆》开张，他眼看生存无望，在绝望中自杀身亡。
刘文辉的侄子刘元瑄,因为他是主要的起义将领，24军代军长，当局抓不动他，就把他的女儿女婿抓了起来，女婿是正在华西大学读书的学生李国康，他们把他吊起来打，用尽酷刑。
刘元瑄的四妹刘元瑜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不堪凌辱被逼自杀，当晚9岁的小女失踪，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見尸。
抗日將领刘湘的侄子刘世海因自習英语，当局怕他向外国來宾用英语泄露真相，连任何借口都没有就把他抓进髙山劳教所关押，文革后才放出来，但刘世海已被逼疯。一天夜里一辆公安系统的车把他拉走，从此他从当地永远消失了。
刘文彩的小儿子刘元贵被抓去劳动改造，死在那里。
刘文彩的二孙子刘世伟一家四口逃到新疆，被当地人活活打死。
刘元琮是刘文辉二哥刘文运的儿子，曾任二十四军副军长兼师长，1950年6月，第二十四军与解放军合并改编后任六十二军的师长。他作战勇敢，以猛张飞著称，并对刘文辉的联共反蒋倾心拥护。为此他立下了三大功绩：一是配合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二是协助军代表改造了旧军队;三是参加了川西的剿匪，并且对起义叛变的叛徒亲手把他枪毙，维护了起义部队的荣誉。
但这位起义将领不久就只身留在成都等着挨斗了，由于他出身大地主，他成为洪铲镋改造和清算的对象。开始他老老实实配合土改运动卖掉房子，交清公粮，拿出金银首饰退租退押，为此受到领导表扬。
但是当时的个别领导却不依不饶，李井泉安排群众对他狠斗狠批，整个会场变成了批斗会、控诉会。在李井泉亲自主持下，人们要他跪下，他作为一个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哪受过这种屈辱，他把准备退赔的首饰银元扔在地上，一把撕下身上佩戴的“川西行署”符号(他兼任川西行政署的委员)，高呼着“洪铲镋万岁!毛主席万岁!”“川西农民有偏差”的口号，猛然从口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毒药，一口吞下，当即不治身亡。这就是李井泉的土改试点。
刘元琮死后，有关部门继续对他猛批猛打，将他的妻子吕介英逮捕，失去人身自由达30年之久。在《地主庄园陈列馆》中，由于刘文辉情况特殊，不便让他公开挨斗，只能是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一提而已。却把已经死去了的刘元琮押了上来，成为刘文彩之后的第二号凶犯。他由平定川西暴动的功臣，也一下子变成了川西暴动的参与者。
刘元琮的侄女华西大学的学生刘世英，当年被逼跳楼自杀。其夫李章骥气得触电身亡，留下一个几月大的女婴。
1973年刘文彩的次子刘元华到北京去见叔叔刘文辉，此时正是文革期间，这个林业部长早已当作走资派被打倒。刘文辉当场就伤心地哭了，他挥手让自己孩子们离开，只留下侄子刘元华在身边，并对他说了一句话，这句只有三个人——刘元华、刘元华爱人和刘元华儿子刘小飞知道的话，现在就可以公示于众中。刘文辉伤心地哭着对刘元华说：“老二，我对不起你们，早知道是这个样子，我就带你们走了!”当刘文辉看清中洪这个恶魔时，已经悔之晚矣!
最后刘文辉也在1976年6月24日文革结束前夕患癌症死去。
就这样，历史人物在洪铲镋的手里，可以随意地揉捏，想捏什么就可以捏成什么。一个起义的将军变成了罪恶滔天的罪犯!
马识途集团的血淋淋造假运动
从刘文辉起义投奔中洪以后所遭遇到的一系列迫害中，就清楚地看到中洪就是一伙不讲仁义信用，没有任何廉耻道德的禽兽集团，它连土匪强盗都不如，土匪强盗还讲点帮派中的原则，而中洪它什么都不讲，它连兄弟姐妹亲戚朋友父母子女都敢杀的吃人野兽。从中洪的党魁MZD所作所为中就能看出中洪是个什么东西，MZD在坐上当朝皇帝后就把他左膀右臂的同僚们一个个地都收拾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不但是毛的战友同志，而且是湖南的老乡和兄弟，但这三个人被毛焚尸灭迹，最后连名字都没有，以刘卫黄、王川、王玉名字代替。
可见对大魔王崇拜得五体投地中洪党员们又是一些什么货色了。在这场规模巨大的对刘文彩妖魔化造假运动中，最卖力的就是掌握四川党军政大权的李井泉及掌握四川文化宣教大权的马识途(马识途曾是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联主席)。马识途集团是个忘恩负义倒打一耙的凶恶残忍集团。
这些老革命老干部曾是解放前流窜活跃在四川境内造国民党反的中洪游击队和地下武装集团。1949年中洪取得政权，他们以胜利者自居，成为“打天下，坐天下”的当然者。在他们看来国家是他们的，所以在他们眼里人民只是他们的奴隶，那真是“率土之滨，莫非党土”“率土之臣，莫非党臣”——“党天下”!为此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大开杀戒，反攻倒算，杀人如麻”。
过去他们处于地下时，为了暗聚力量，购买武器，收买人心，他们不得不低下头来，依附在当时有势有钱的地主阶级，从而他们有了活动经费，地主们还要以开明绅士的身份掩护他们。但是一旦他们掌握大权，他们就立即变脸不认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中洪第一批土改运动的领导成员和骨干分子，他们都是镇压地主资本家的罪魁祸首，他们只要一声命令，一句口号，一个暗示，就能把一场场土改动员大会变成腥风血雨的屠杀场，他们把帮助过资助过他们的恩人一个个地押上审判台，公开处死，其凶狠和残暴更是闻所未闻。
1949年5月，民革地下党组织川西地区主要负责人王蕴兹领导的地下武装四千余人，因过早暴露，仓促提前起义，被国民党王陵基保安部队击溃，王蕴兹和另外几位领导人带领余众百余人，欲往雅安去依靠刘文辉，但沿途关卡盘查很严，势难飞渡，他们来到安仁镇请求当地的刘文彩胞哥组织“公益协进社”帮助，此时刘文彩已去成都养病，由李育滋代理总社长，处理日常事务。李育滋见事关重大，并且这支武装又陆续地来了近千人，仅生活供给都成了问题。于是李育滋一面安置来人，又修书两封，一封给刘文彩，一封给他兄弟李光普(西康财政厅长)，请他转呈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这两封信交给总社的管事杨茂全火速送到成都。经过许多周折，通过各种人际关系，终于打通各路关节，把这支溃败的部队安全地送到了雅安刘文辉的地盘。
解放后周鼎文把曾救过他们一千多人命的杨茂全定为狗腿子地主，判刑两年。而帮助过他们越过险阻的曾称之为“小延安”的反蒋组织“公益协进社”却被他们打成了反共组织。这伙人好了伤疤忘了痛，立即倒打了一耙。
马识途集团还制造过一起“恶霸地主”李育滋用绳索勒死穷人李国清的故事。这是他们一手制造的天大冤案，事实是李国清是个十足的地痞流氓，是他自己的母亲和妻子在教育他相互对骂时失手把他勒死的，当时李育滋远在两公里之外的镇上喝茶。
而李育滋在解放前曾一直把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里的一大批洪铲镋骨干份子保护起来，并曾救过他们命的。解放后这些洪铲镋员恩将仇报，反咬一口说他是大地主大恶霸，镇压过洪铲镋，把他抓起来后施以酷刑，逼他承认镇压了“二·五减租”运动。先是捆住他的两个大姆指吊起来毒打，手臂吊断后又强迫他跪瓦砾，在群众大会上当众把他的左眼球用步枪上的钢条活活地挖出来。在枪杀他的现场，周鼎文还高高地坐在审判台上，连李育滋的亲家也被抓到刑场来一起枪杀，李育滋一家八口人被整死了五口。李育滋死后，他的尸体公开示众，他的心脏肝脏都被挖掉，连生殖器都被挖了，肠子流了一地(现在安仁镇还能找到上百个见证人)。而周鼎文在解放后竟被任命为大邑县法院院长。
当年国民党在通缉周鼎文的时候，是刘文彩收留了他，刘文彩把周鼎文安排到刘绍武家当家庭教师保护起来，刘绍武是本地乡长，供他吃，给他钱，就这样一个国民党的乡长暗地里却掩藏着一个洪铲镋要犯。但是中洪取得政权后周鼎文却把刘绍武定为恶霸地主，还说他是反共救国军而把他枪毙了，连他的大小姐都被周鼎文逼得自杀身亡。
到了妖魔化刘文彩年代，马识途集团又把这件惨案的制造者栽赃到刘文彩头上，把被害者李育滋换成徐应芳的父亲。于是大善人刘文彩一下子变成了凶残的杀人狂了。他们把这假货塞进《收租院》里作为地主阶级的罪恶来展出。
在《刘文彩到底是不是恶霸地主?》一文中，萧雨说刘文彩把他二叔“刑讯后枪杀”，徐应芳说刘文彩把他父亲“打得半死，然后枪杀示众”，还说他“父亲的睾丸都被割了”。现在的安仁镇老人都知道这些都是当局移花接木栽赃陷害的假货。
在《收租院》里还有一个恶覇地主陈玉堂的故亊。解放前陈玉堂的家是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活动据点，长年无赏提供给他们食宿，像亲人一样掩护他们，还把自己仅有的30多亩好田全部送给这支洪铲镋游击队。土改时周鼎文等人为了杀人灭口，恩將仇报，说他是恶覇地主，把他抓来受尽酷刑和侮辱后枪杀灭口了。陈家全家五口全被整死。
马识途、李维嘉、周鼎文集团屠杀恩人远远不止李，陈两人，也不限于在大邑安仁境内，至少在成都和宜宾两地也曾干过。因为他们是土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
周鼎文长年在外抢碾子、抢银行、贩卖鸦片，私印假币及杀人抢人，然后把到手的钱拿去购置田产给自己留条后路。土改时他自然是个地主富农，但因为他是大邑县土改运动的负责人，于是利用权力，张冠李戴，把富农份子的帽子转移到他老婆头上。在妖魔化刘文彩时，他逼着原配夫人离婚，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伪造历史的运动之中。他们把两块印制假币的石印版，作为刘文彩的罪行展出，说“刘文彩是一个贪得无厌的吸血鬼，他还私印伪钞，铸造假币，榨取劳动人民血汗”。
马识途集团的主要成员李维嘉(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也是一位忘恩负义之人。当年刘文彩的侄子刘元瑄曾在危险时刻救过他的命，并一直保护着他们。解放前潜伏在成都的李维嘉中洪党员身份暴露，危急之际刘元瑄把他藏在家里，还把他送到雅安保护起来，于是李维嘉就介绍刘元瑄加入洪铲镋，让刘为他们工作，刘同时还向李维嘉交过几次党费。这些党费都是一笔笔巨款，可以作为洪铲镋的活动经费之用。解放后李维嘉翻脸不认帐，刘元瑄的党籍自行作废，李维嘉骗去的那一笔笔巨款“党费”更是分文不退。李维嘉对刘元瑄不敢动手，因为他是起义将领，24军代军长，但却把他的女儿女婿抓了起来。
马识途集团是个无比凶残的团伙，他们伪造历史把自己所干的坏事全都栽到刘文彩的头上，把刘文彩打成一个杀人越货杀人不眨眼的恶霸地主。“杀人霸产”就是为这个目的而杜撰的。
在地主庄园墙角陈列着一件血衣。《解说词》说这是刘文彩杀人霸产的地方，说当年刘文彩指使狗腿子曹克明把正在田里栽秧的三个贫下中农打死。在《轰天绝唱——〈收租院〉泥塑奇观》(王治安著天地出版社2001年出版)一书中写道：“1942年5月13日，刘益山请来的亲戚杨健民、杨久安、杨合宜正在田里栽秧，刘文彩命令几位乡丁对着刘益山等人射击，一阵枪响，3人丧命倒在秧田里。”文中写的杨健民、杨久安、杨合宜三人是抢劫杀人的凶犯，当年周鼎文利用土改运动杀人灭口时，利用此事制造了一起冤案，把长期保护他的刘绍武杀了灭口，在妖魔化刘文彩时又栽在刘文彩的头上。
曹克明不是他们所说的是刘文彩的长工，他是乡政府治安队员，与刘文彩毫不相干。曹克明之子曹登贵说：“当时有三个四处流窜作案的土匪在唐场抢了绸缎铺，并把老板家的人枪杀了，县里正在通缉捉拿这三个凶犯。有一天这三个凶犯跑到亲戚刘益山家中掩藏起来。看到此事的农民就跑到乡政府去报告，乡长刘绍武立即召集人员前去捉拿，他叫治安队员曹克明进去探探虚实，曹进去后土匪就拔枪准备打他，为了自卫曹便立即拔枪射击，当场打死两人。一人逃出房外后被外面的治安队员开枪打死。
曹克明因此事被抓起来关押了两年，后查明对方确系土匪才获释，但却给他戴了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杀土匪者却成了反革命，可笑不可笑?
到了六十年代，当局为了阶级斗争需要，指使当时的镇长安海山找曹克明谈话，强迫他承认自己是刘文彩的狗腿子，打死的是三个贫下中农，不然的话就要反吊起来打他，并要他去充当“杀人霸产”故事的泥塑模特。等到他们在泥塑完成之后，1966年5月的一天曹克明被当局五花大绑抓走，其罪名说曹克明造谣，居然说刘文彩家没有水牢。县法院于是以造谣罪判处曹克明十五年徒刑。等曹克明关入牢狱后，刘文彩指使曹克明“杀人霸产”的展览也堂而皇之的展出了。
文革后法院以量刑过重改判五年而释放了曹克明，那时他已经被关了十四年。出来后曹克明不服，为此到各级地方法院去申诉，结果都遭到了拒绝。法院的办案人员对他说：“我们知道是冤案，知道是假的，但《收租院》不平反，我们就不敢给你平反。”在喊天天不应，喊地地不鸣情况下，悲愤交加的曹克明便在县法院门口服毒自杀，以生命来作最后的抗争!生前他一再对儿子曹登贵说：“你要为我申冤啊!”
…………
例子举不胜举，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在他们的举办的两个展览中，每句话每个解说词中没有一句是真的，在他们所陈列的物件中没有一件不是假的。为了打倒一个人，为了搞臭一个人，他们可以利用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可以——无中生有，凭空捏造;移花接木，弄虚作假;张冠李戴，嫁祸于人;欺世盗名，黑白颠倒;捕风捉影，借题发挥;鱼目混珠，欲盖弥彰——那真是血口喷人，倒打一耙!
如今马识途集团这些人还在继续丑化妖魔化刘文彩，他们所写的文章所举的例子几乎没有一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在文章中署名为“原中洪川西南地下武装及大邑土改工作团成员”，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光荣，是他们的荣誉花环。其实恰恰证明了本文上述所说的：他们是一伙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豺狼，他们也是大乱中国大搞阶级斗争的骨干分子和打手，是疯狂崇拜“当代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御林军和党卫军。正是这些人镇压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代表阶级——中国的地主资产阶级。也是他们把千千万万个无辜者打入了比水牢更为阴森更为恐怖的十八层地狱，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同志战友亲朋好友家属骨肉都推进了断头台。
如果没有他们，中国在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成为中美英苏法五国之首，后来也不会有年年搞的阶级斗争了，知识分子也不会变成牛鬼蛇神了，四千万人也不会活活地饿死了，十年浩劫的文革也不会发生了，更没有“亚洲四小龙”“亚洲五小龙”了。中国早就成为东方巨龙，出现在亚洲和世界的东方舞台。
结语
这些曾是四川中洪土八路地下游击队如今是高薪高职的离退休干部们，文革后还在不断地制造妖魔化刘文彩的假货，他们出书写文章满篇谎言，全是颠倒黑白胡说八道。
与此同时，一些艺术家们也在参与瞎起哄，一个叫蔡国强的旅美
艺术家把《收租院》搬到了意大利威尼斯参加双年展，他聘请曾参加
过1965年创作的川院学生龙绪理和几个中央美院雕塑系的毕业生做助理，远赴意大利水城复制《收租院》，蔡对自己的作品是：把“做雕塑”变成“看做雕塑”。有人认为这是乱搞艺术。威尼斯大奖委员会把金质奖章授给了蔡国强，给蔡国强带来的名利的双丰收。
龙绪理就像有一种“被欺骗”感，尤其是更愤怒。原以为自己受雇去威尼斯，就是单纯搞《收租院》复制，没想到竟搞出了一个不伦不类的作品。更大的刺激是蔡国强拒绝将奖金与11名助手们分享，龙绪理控诉说：“我感觉蔡国强才是在所谓行为艺术下剥削农民的大地主刘文彩。”于是双方对簿公堂打起了官司。
2011年3月8日至5月18日，《收租院》时隔45年后再次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展出，取名为《再现〈收租院〉大型雕塑展》。一位老太太在给学龄前孙女讲解：“看见了吗，这就是地主!他收租，用的是大斗进小斗出!”而另一对老夫妇驻足良久，唉唉在叹着气。
艺术家在造假，继续在鼓吹阶级斗争，继续给下一代制造仇恨!
一个把整个中华民族推向灾难和毁灭的艺术家，能算是艺术家吗?像这样的作品除了制造阶级仇恨制造血腥和恐怖外，丝毫不能起到教育人民鼓舞人民的作用，能算是艺术品吗?
为了树立起一个地主阶级的反面教员形象，MZD和中洪就连续上演了一场场阶级斗争悲剧。亿万人民被激起的疯狂和狂热，自己也受到了历史的嘲弄和惩罚。曾被誉为创造历史动力和推动历史的人，却成了历史悲剧的创造者和历史的倒退者。英雄主义的壮举行为，变成了摧毁人性和人类文明的作孽：理想主义的豪言壮语，变成了对人类生存空间的毁灭;浪漫主义的斑斓光环，变成了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摧残。它制造出来的人间仇恨，使中华民族一下子变成了暴戾残忍嗜血成性的民族，它为文化大革命的红色恐怖点起熊熊的烈火。
为了让人与人之间相互残杀阶级斗争的历史悲剧不再重演，为了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永远记住十年文革所带来的屠杀和灾难，因此我们不能再掩盖真相了，再也不能家丑不可外场了。只有这样才能反省自己，才能从惨痛的历史中得到经验教训。一个民族只有认认真真地对待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以往的真实历史负责，才能真正地向前奋进，自立于世界之林。
在小学课本上曾收有电影《收租院》导演陈汉元写的《解说词》，用阶级仇恨来教育下一代，《解说词》写道：
“斗啊斗，你在刘文彩的手，你是地主的嘴，你是豺狼的口;你喝尽了我们穷人的血，你刮尽了我们穷人旳肉。可你，你装不完地主的罪，你量不尽穷人的仇!”
这第一个“斗”字就是指地主收租时的一种量具，地主用大斗进小斗出表明地主剥削穷人的狠与毒!但是地主的斗也比不过中洪斗人的斗、“阶级斗争”的斗啊!中洪的“斗”，举凡上下五千年历史，环视世界各国，都没有像它那样凶恶、残暴、毒辣的。
所以把陈汉元的《斗啊斗》解说词应该改成这样：
“斗啊斗，你是斗人为乐的手，你是阶级斗争的狗，你是专制独裁的丑：你把千万无辜打成敌人斗，你把中国人民当作奴隶抽。可你，你写不尽滔天的罪，你书不尽罄竹的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