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他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另一方面，他又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一个台阶下。与此同时，中组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劝说工作，要刘少奇维护毛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在各方压力下，刘少奇被迫喝下了这杯苦酒，在政治局生活会上作了检讨。

到了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又一次为“潜伏”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时机，延安窑洞里的中共中央总能及时准确地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军事上的种种企图；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各地转战的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更是了如指掌：蒋介石上午在重庆开会骂了娘，毛泽东晚上在延安窑洞里就能知道。

周恩来的表态，使彭真在政治上陷入困境。因为这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个人"的意见了，而是代表了在京中央常委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彭真不得下向毛写了书面检讨，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这样一来，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彭真已经注定要下台了。由此毛泽东重新夺回了对中国政治中心的控制权，在与刘少奇的较量中赢得了第一个回合。

被神话的周恩来（资料图片）不时听到有人抱怨目下众多的纪实文学曲解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真实。其实，只要稍加留意，文革史的读者们已不难分辨出它们中的文学性与历史的真实性之间的区别。事实上，这些纪实文学的作家们也并不讳言他们的文学虚构。在我看来，更大的曲解来自某些...

自元明清600多年以来，外蒙古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在上个世纪，外蒙古的独立使得中国丢失了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40多个台湾。中国的大家庭里失去了重要的一员，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悲伤的一章。按照现在大陆官方宣传机器的说法，是中华民国政府蒋介石出卖了外蒙古，使得外蒙古独立。但这却不是事实的真相。

当毛通过整风取得党内独尊地位后，他必须出面收拾残局，消解普遍的不满和怨愤，扫除恐怖和压抑的气氛，为抗日胜利后与蒋介石的内战作最后的准备。在毛的人事布局中，除了王明完全出局之外，其他的中共高官还将为他所用。所以，毛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缓和矛盾、化解恩怨，他必须找出收拾整风残局的办法，于是把整风的全部罪过推到的康生的头上。

决定今后政局发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邓小平已经掌握了实权，实在不必操之过急，只要稳扎稳打就可以了。特别是当毛本人还在“看”的时候，更应小心行事，避免在政治上落下把柄。据知情人说，周恩来当时曾在小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叶剑英也持同样的...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选举中，张东荪是惟一没有投票给毛泽东的人，毛泽东失去的那一票并不是他自己“谦虚”地没有投给自己的，而是张东荪没有投给他的。张东荪破坏了毛泽东获得“全票”的梦想，伤害了毛泽东脆弱的自尊心。对于张东荪来说，明知如此投票不会达成实际效果，但仍然要这样投票。一九七三年，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张东荪病危，他留给亲人的最后一句话是：“还是我对。”

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

中共时任二号人物林彪坠亡蒙古事件送达中共高层后，中共党魁毛泽东高兴地喝酒庆贺，并要求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而周恩来听后，放声大哭。 林彪坠亡毛泽东喝酒庆贺 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

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

他已经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要他交权，他想了一个办法，对造反派说，交权可以，但是交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在就完全交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管理，我们完全靠在一边；第二种就是我们接受你们监督，事情还是由我们来做。因为考虑到你们没有管理经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经验来做点事情。造反派都是二十几岁的娃娃，当然没有管理一个省的经验，因此，只好同意他的第二个方案。这就是“文革”初期遭受周恩来批评的所谓的“主动交权”事件。

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随后的镇压肃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共杀害、迫害致死超过六千万人。而在这些血腥、暴虐的反人类罪恶中，周恩来都是决策的参与者和实际执行者。

连续干了近10天，王天勇和他的伙伴们共采上来1500多公斤鲍鱼。从中选出的1000公斤优质鲍鱼装上军舰，转乘飞机，顺利运抵北京，如期出现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在京期间的宴会上。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采自冰封雪飘的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在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他致电辽宁，表扬大家都是中美谈判的“幕后英雄”。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中国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在安徽农村“易子而食”的年月，周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还竟无偿地援助越南二百亿美元、阿尔巴尼亚一百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上百倍。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周恩来的私生活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