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发动罪恶的文化大革命，周始终是他的亲密战友，岂不同样罪责难逃！可是他们也无法为了周的"光辉形象"去宣扬他和毛之间的冲突，因为在文革中，周恩来确实做了许多支持维护毛泽东的事，这就是中共的尴尬：既不能过多否定毛，过多否定毛泽东，周恩来就有连带责任问题；也无法过多肯定毛，过多肯定毛，邓小平的统治就有了问题。

主要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中共中央在九月间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中央"九月来信"虽然对毛泽东也作了某些批评，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为毛撑了腰，给了他一个体面下台阶的机会。红四军七大的这场风波是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第一次磕碰，还算不上真正的交手，只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并没有对两人的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而且周在政治上还有恩于毛，帮助毛度过了难关。

中共时任二号人物林彪坠亡蒙古事件送达中共高层后，中共党魁毛泽东高兴地喝酒庆贺，并要求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而周恩来听后，放声大哭。 林彪坠亡毛泽东喝酒庆贺 1971年9月13日0时3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

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宁都会议后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

他已经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受到的冲击是可想而知的。造反派要他交权，他想了一个办法，对造反派说，交权可以，但是交权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在就完全交给你们，让你们自己去管理，我们完全靠在一边；第二种就是我们接受你们监督，事情还是由我们来做。因为考虑到你们没有管理经验，我们愿意用我们的经验来做点事情。造反派都是二十几岁的娃娃，当然没有管理一个省的经验，因此，只好同意他的第二个方案。这就是“文革”初期遭受周恩来批评的所谓的“主动交权”事件。

我便质问黄苏：“我在广西工作时，你并没有参加，为什么说我一千元买老婆？”他搭讪地说：“这个消息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人人都知道我和你是老同志，在这次斗争会上我若不批评你，便是我缺乏无产阶级的意识。所以我不得不将这件事说出来，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老同志还是老同志，何必介意，哈哈……”

随后的镇压肃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社会主义改造、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持续不断的运动，中共杀害、迫害致死超过六千万人。而在这些血腥、暴虐的反人类罪恶中，周恩来都是决策的参与者和实际执行者。

连续干了近10天，王天勇和他的伙伴们共采上来1500多公斤鲍鱼。从中选出的1000公斤优质鲍鱼装上军舰，转乘飞机，顺利运抵北京，如期出现在尼克松总统一行在京期间的宴会上。当尼克松听说这些新鲜的鲍鱼采自冰封雪飘的黄海深处时，不禁为中国人的好客而感动。周恩来总理对此非常满意，在上海《中美联合公报》发表后，他致电辽宁，表扬大家都是中美谈判的“幕后英雄”。

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一年所谓“三年灾荒”期间，周恩来无视于中国四千四百万农民饿毙这一严峻事实，向苏联及其东欧卫星国廉价出口粮食474万吨、向匈牙利赠送三千万卢布的货物、350万英镑现款，向东德赠送五千亿卢布的食品。在安徽农村“易子而食”的年月，周宁可将食品烂在仓库也不准开仓济贫。他还竟无偿地援助越南二百亿美元、阿尔巴尼亚一百亿，加上对罗马尼亚、柬埔寨、古巴、坦桑尼亚、巴勒斯坦等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巨额费用，外援总额达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92%，为世界钜富美国的上百倍。

毛泽东的表态在政治上一锤定音，给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撐了腰，同时把周恩来置于相当被动尴尬的境地。更让他忐忑不安的是，毛不明下白地甩出来那句"读一点外文，免得受骗"的话。久经党内斗争风浪的周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弦外之音，是毛在借题发作，藏头露尾地警告他。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和毛批林彪、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欺骗大多数中央委员时的说法一模一样。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周恩来的私生活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

据邓榕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披露：1973年4月9日，邓小平夫妇前去看望在玉泉山治疗的周恩来，周曾向他们透露过一种无奈：“周恩来首先没有谈他的病，也没有谈今后的工作，他对邓小平说的，是埋藏在心里多年的话。他说：‘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讲完后，...

“我完全同意你（江青）的批注和看法，我也是以无比愤怒的心情看着、想着、批注着这三本刘贼叛卖我们党和牺牲同志们的材料。刘贼是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大特务、大汉奸，真是五毒俱全、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分子！我们要首先欢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这种大革命，怎么能够把刘贼及其一伙人的叛党卖国、杀害同志的罪状，挖得这样深，这样广？当然我们还要继续挖下去，不能有丝毫松懈，不能失掉警惕，如果挖不完，我们要交给后来人！”

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网络图片) 几乎从中共创党之时期，周恩来就位居中共高层，终其一生而不倒，置身在这部世界上最残酷的绞肉机，并陪伴动辄龙颜大怒，大开杀戒的暴君毛泽东，周以千变万化长期存活，居高不倒。 周外形健美，以文质彬彬、风度翩翩著称，曾并...

周恩来得知信阳事件中有许多群众被饿死，而国家的粮库就在附近，采取了相反的动作，在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当各地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周恩来决定要以粮食换黄金，而且就在死人最严重的1960年开始。粮食部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认为是"大树参天护英华"，和康生、江青等"迫害狂"极力打倒老干部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是现在的材料表明，中央专案组是对党政干部进行迫害的主要法西斯机关。整个专案组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他领导和参与了"解放"一部分老干部的工作，当然也参与了所谓"康生和江青的迫害活动"。

所以当毛泽东病重期间，周恩来的精神压力比任何人都大，因此后来当毛一度昏厥时，闻讯赶来的周氏心情紧张到了极点，以至当场大小便失禁，许久下不了车。直到毛泽东被抢救过来以后，周恩来才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他知道还有一件事情必须马上要做的，那就是赶紧表态推掉毛向他交权一事。

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行踪，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后，周恩来受到了冲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泯灭人性。临死之前，罪孽深重的周恩来惶恐不安，给妻子邓颖超留下“不留骨灰，不建墓碑，远离中南海”的遗嘱。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举行了六天会议，选出（实际上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指定）中央政府委员及正副主席各会局首长。毛泽东被指定为主席，张国焘、项英为副主席，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便于十一月七日正式宣布成立，山僻小县的瑞金选为苏维埃政权的“国都”，在苏区里的同志竟称瑞金为瑞京，闽赣苏区便成为中央苏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