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

李作鹏回忆道：9.13晚上周总理给李打了四次电话，周只要有一点暗示，林彪都跑不了。从别墅到山海关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在路上采取任何堵截措施，堵一百回都能堵上，在机场上横点东西，飞机就起不来。李作鹏出狱后对儿子说：“想了十年，才想清楚那一夜：中央不是怕林彪跑，而是怕不跑。”

周后来在批彭的常委会上替自己辩护说：彭，你的骨头就是犯上。驯顺、顺服，就是没骨头嘛！领导干部也是要驯服的，要不革命怎么能胜利呢？！在他即将进行生死未卜的大手术之前，这位中国共产党内仅次于毛泽东的二号人物，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中国总理最担心的是失去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担心自己被看成是“投降派”。周大喊：“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中共第一代总理周恩来，在中共腥风血雨的长期残酷权斗中，几乎是中共高层唯一的“不倒翁”。为了自保和权利，他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见风使舵，陷害忠良，不惜牺牲做人的原则和人格底线。其骗术、演技、奸诈、冷酷、凶残无人可比，逢君之恶、欺世盗名登峰造极。按照“不合人情，突破情理底线”和“阿谀奉承，善于伪装”这两个典型特征，他不愧是当代第一大奸。

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狗，对我是一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颍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後来汪同我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後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林彪是中国最了解文化大革命内幕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来龙去脉比任何人都清楚。根据他的《工作札记》的记载，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毛就与他密谋，要发动一场整人的政治斗争了。林彪也是最了解毛泽东的人。毛当时的每一个政治阴谋，林都了如指掌。故此，毛开始与林密谋时，林的心头就不断绕着“是福还是祸？”的疑虑。正因为林对毛太了解了，深感伴君如伴虎，并有“福兮祸兮”的不祥预感，所以才口述这部《工作札记》，想要为历史留下一些真实纪录。最后，他果真难逃毛的魔掌而葬身在外蒙古的温都尔汗。

周先生就这样声泪俱下地喊着，喊着，一直喊了四十多分钟，毛先生的呼吸终于渐渐平稳了，眼睛慢慢睁开了，先是无神地望着天花板，继而混浊的眼珠子开始缓缓地转起来，他扫描着周围的打桩模子们。黄泉路上刚刚逛了一遭，嘴里却依然还说不出一句话来。周见此，如释重负，他情不自禁地再次扑到毛先生的床边，双手紧握着他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我们无限惊讶的就是这样的一幕戏与这样的一句台词。

周恩来说“人民的自由和权利很多，但目前全国人民最迫切需要的自由，是人身居住的自由，是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言论出版的自由。人民的住宅随时可受非法搜查，人民的身体随时可被非法逮捕，被秘密刑讯，被秘密处死，或被强迫集训，人民集会结社的自由是被禁止，人民的言论出版受着极端的限制和检查，这如何能保障人民有讨论宪政发表主张的自由呢?”

老舍在他被当局册封为“人民艺术家”之后不几年，便迫不及待地脱下了作家文人斯文的外衣，赤裸裸露出一副打手的嘴脸。把他的文学创作之笔，“磨”成了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凶残地刺向了中国文艺界他昔日的同袍友人们。1950年老舍回国后，仍与赵清阁藕断丝连，不时暗渡陈仓。此时老舍红得发紫，其妻只好隐忍。所以当老舍一旦倒霉后，便祸起萧墙，于是乎最后－点“退路”也因他自己的放荡荒唐而被堵死了。

文革的最大帮凶就是周恩来。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文革当中，遭到周恩来点名迫害的人达到200多名以上。对比当时江青、康生的讲话，周恩来的点名远比这两人高的多！在中共高层会议上，周恩来更是对于中共高级将领的往事如数家珍，及时的插话。一旦党内斗争开场，周恩来就决不含糊，立刻就认准了谁是未来的赢家，站在强者的一边，同时巧妙地和注定要倒霉的那一方疏远。

1968年5月4日，许世友将造反派清查敌伪档案时翻出的一张报纸上刊登的《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亲手交给毛泽东。毛泽东在5月8日接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几位副总理、老帅时说：“像许司令这样60多岁的人，都不知道‘伍豪启事’，这是敌人伪造的。”当时周恩来也在场。然而早在1932年就清楚这件事来龙去脉的毛泽东却将这个案子悬了起来。

在自杀前，他为什么没有写下遗书呢？他是有时间也有纸笔可能写下遗书再自杀的。他更不是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失望、愤怒或者抗议的人。但是在自杀前，却没有写一个字。那是因为在精神上，他也觉得已经完全走投无路了吗？结束自己的生命，是一个人能作的最为惨烈的事情。使用文字对作家老舍却是一件驾轻就熟的事情。老舍不写遗书而死，在1966年恐怖的8月中，用文字表达自己的看法变成比较于死亡更为不易之事。

毛泽东说：“有的人认为我们应该多抗日，才爱国，但那爱的是蒋介石的国，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祖国是全世界共产党人共同的祖国即苏维埃（苏联），我们共产党人的方针是：要让日本军队多占地，形成蒋、日、我，三国志，这样的形势对我们才有利，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们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嘛！”

香港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大英帝国用157年的历史将之由小渔村变成了世界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当局却只用22年时间就将之变成了只有黑社会支持政府的地区，这样的创造绝对是人类文明史最惊险的过山车。

叶贺军失败，并非偶然。但当时中共的高级政治人才不少，军事人才又有以“诸葛亮”见称的刘伯承，及素以勇敢善战出名的叶挺，中上级干部又有不少能战之士，为什么犯上了那么多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错误？这是很可惜的，又是所不解的。唯一可想象的原因就是：周恩来以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及革命委员会参谋团主席的地位，把持决策，致贻误戎机。

朱德突发重病，紧急送医就诊。按照惯例，当班医生需从中央保健局调到朱德病历，然而，情形如此紧迫，却竟然调不到病历。原来，两天前，朱德的病历已经被人神秘调走。医生无奈，按照常规开药。朱德病情日重一日，十余天后不治身亡。事后，朱家觉得事有蹊跷，要求查证，却得知那位给朱德治病的当班医生，已经突然死亡。

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而投共者更由于其明显之历史背景而首当其冲。共产党施政目的根本在于改造，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巩固政权。在1949年前后，没有人可以预知投共者以及民主党派的命运，除了毛泽东。1949年前后高级国民党员投共或降共人员，被编入民革阵列，列为中共朝廷两侧站班的民主花瓶党首位。许多人仍在历次运动中被批斗入狱下放劳改，说不公平，也公平，因为中高级共产党员到文革时期几乎无一幸免。

在1949年中共窃国后，为了逃离中共邪恶黑暗的控制，追求民主、自由和幸福，发生了许多起中共军队人员驾机或登陆艇，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台湾的事件。其中最悲惨的是1966年1月8日夜，原中共福州军区守备7师登陆艇战士吴文献、吴珍加及吴春富3人驾登陆艇投奔马祖岛，但9日下午在中华民国军方以专机将他们接返台湾途中，遭中共米格机击落，机上17人全部遇难。据解密资料揭示，此次击落台机是中共总理周恩来亲自批准的行动。

周恩来指《遵义会议》油画把毛泽东、林彪放在一起违反历史事实，应予否定。图为沈尧伊《转折—遵义会议》油画。（网络图片）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毛泽东突然北上，赶回北京之际，林立衡认为情况紧急，叶群、林立果准备“劫持”林彪出走，于是通过中央警卫团...

三十年代中国左翼三大女记者之一，周恩来身边的爱将杨刚，因一个笔记本失信于周，反右运动火未上身，便自杀身亡。年仅42岁。当事人最近揭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