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信芳成了整党的对立面，成了整党“吐故”的对象和“纳新”的警示。实际上，张春桥是借周信芳这个“靶子”，来展开并阐述文革整党的思路。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张春桥密集地提吊周信芳，实质上是借助这一个案，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步步紧逼地指点造反派的行动。

毛泽东在革命胜利之后就要让原来的盟友民主党派离开政治舞台了，这是他多年来一贯的思想，也是他对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上层知识分子的一贯看法所促成。“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这就是军事上他惯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毛泽东也担心苏联人甩导弹、原子弹。他指示：中央领导人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下来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分散到外地：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陶铸去合肥，刘少奇去开封，朱德、李富春去从化，邓小平、陈云去南昌，董必武去广州，叶剑英去长沙，刘伯承去汉口，陈毅去石家庄，聂荣臻去邯郸，徐向前去长辛店……

被安排在管理区总支书记杨书记家里住，我的被盖被打开，被子里睡着一个女人，杨书记对我说，这是他女儿。说这里穷没有被子，就只好用我的，要我将就一点，要我同他女儿睡一起。我感到骇然，断然拒绝。他妻子说：“同志呀！这没有关系的，你到我们这里来，熟悉了就会习惯的。”这时他女儿从被子里站起来，赤身裸体，一丝不挂。”

毛泽东不仅是整个战局的决策者，还是几个战役乃至某些战斗的具体指挥员。人们看到，尽管彭德怀在同意挂帅出兵上也负有责任，但在战场指挥上，都是他对，毛泽东错。这种情况贯穿于五次战役。

毛泽东对王洪文说：不要和江青搞在一起，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但王洪文没有悟出毛泽东不满的严重性；或者，他无力也无意摆脱江青和张春桥的控制。他本来个人意志就不强大，在上海工总司时就被认为“耳朵软”。到中央工作，没有政治和人脉资源，更无政治经验尤其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经验，只能听命于江青和张春桥。他根本无法如毛泽东所希望，跳出“四人帮”圈子，成为各方都能接受的人。

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谈话时，明确指出，中国从来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要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搞法西斯专政。对于四人帮的罪孽，他也不纠缠于什么左呀、右呀、形左实右呀，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有“两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论搞乱了;二是恐怖政策，大办两个“工厂”，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这就把他们的专制主义、法西斯专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来了。

（网络图片） 一、广西“文化大革命”浩劫 1981年4月至6月，我被公安部抽去参加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中组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的“中央赴广西落实政策，文化大革命问题调查组”，1983年4月至1984年1月，又被公...

国宝等身终散尽为谁辛苦为谁忙 （接上篇） 十年文革大家历劫 文革十年浩劫，就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这张网从天南横贯地北，中国人没有几个能漏网的。早在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的张伯驹，注定在劫难逃。张伯驹因为做了两首金缕曲，以“反动文人”、“封建阶级的孝...

毛泽东：办了十件好事，九件是好的，一件是坏的，把坏的统统登在报上，假定这样，国家就灭亡了，而且应该灭亡。我就赞成灭亡，我就跑到农村去，率领农民，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去)，我另外组织，推翻这个政府。

朝鲜战争爆发后，共军入朝参战，“性”闻依然不断，并开始“国际化”。朝鲜人家的青壮男人大都上了前线，老人妇女就守家种地，一帮驾驶兵就乘虚而入（在朝鲜几乎所有的志愿军汽车兵都深知此道），他们先从车上取下些食品或日用小百货之类的，送给房东青年妇女博得欢心，仅一夜间就得手犯事。

《张春桥狱中家书》在香港面世以后，有人被张对女儿、后代的爱而感动，认为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充满了爱心。有些人不知道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当看到社会中的不公，误以为再发动一次文革就可以解决问题，称赞张春桥以文革思想逻辑对时政的评说，甚至集会纪念张，为他招...

为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李爱芝取出早已准备好的杉树刺、棉杆、火钳，烧起熊熊大火，把毛远明推到火上烤、烧，最后李爱芝从火堆中抽出火钳，捅进毛远明的阴部。批斗后缪正龙找毛远明谈话时，她的右手已经折断，头发已经烧光，遍身伤痕、血迹，一股浓血从阴道中淌出来，裤子里窝着团团大便。但缪正龙仍然逼她承认冒充毛主席亲属，要她交出一百块银洋，说她太顽固，11、12日晚上用“疲劳战”“车轮战”继续批斗，绑、跪、吊、打。手段极其残酷。最终毛远明、毛远春不堪折磨，纷纷自杀身亡。

饶漱石与高岗没有往来过，两个人生活习惯很不同，高岗好跳舞，搞男女关系;饶很保守。在北京，他给我的印象，除了开会，他没有上高岗那儿去过。后来我们听说“高、饶”之事后，很奇怪：接触都没有接触，“怎么联盟”呀?

毛远新曾说，毛泽东在临终前遴选接班人时，他最属意和看重的是张春桥，但又觉得张春桥不能服众，于是经过翻来覆去的思考，最终选择了华国锋;就是在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时，他还是想让张春桥做“军师”，即让张春桥辅佐华国锋。

朝鲜战争结束三年之后，毛泽东就已一再表示，帮助朝鲜打这场仗是错误的。只是他把这笔账完全算到了金日成和斯大林的头上。

在大跃进与大饥荒期间，安徽毫县发生了大量人吃人事件，人们为了不被饿死，经常将已去世的亲人进行烹煮食用，将亲人杀死食用的事件也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把已去世者的尸体从墓中挖出食用，还出现了人肉交易市场。

1951年2月中旬，毛泽东直接电告上海、南京两市委负责人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2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一年之内至少应当杀掉罪恶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道）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要杀掉1500人左右。这个数字是否妥当，请你们加以斟酌。南京方面，据2月3日柯庆施同志给饶漱石同志的电报，已杀72人，拟再杀1500人，这个数目太少。南京是一个50万人口的大城市，国民党的首都，应杀的反动分子似不止2000余人”，“南京杀人太少，应在南京多杀”！

作者卢弘是解放军前副总参谋长伍修权将军的女婿，《炎黄春秋》创办人和前主编。 我的比较密切的战友中，有两位李姓姐妹。她们家共有姐弟五、六人，我相熟的主要是其二姐、三妹和一个兄弟，因为他们三个都是(或曾是)我的文艺战友，其余几位我也认识，只是交往相对少些，...

◇王洪文被关注 毛泽东对王洪文的了解最初得之张春桥。张春桥、姚文元１９６７年初回上海工作时，每隔几天就要向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写书面报告，汇报上海情况。据徐景贤回忆，毛泽东当时“给了张春桥一个任务，要他物色新的上海市委领导的人选”。这样，从张春桥一系列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