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国民党党内，现任主席江启臣，原立法院长王金平显然是主张改造国民党，放弃九二共识，他们的对立面是党内大老连战，马英九，洪秀柱和吴敦义，而党内最具有实力的原新北市长朱立伦站在比较中间的立场，实际上是想从中得利。国民党历来有党内互打的传统，这一场围绕九二共识，关于定位问题的路线之争，最后鹿死谁手，目前还看不出端倪。但可以肯定的是，国民党内部如果在这个路线问题上无法取得共识，将会继续分裂下去，东山再起必将成为一场黄粱梦。

我认为中共为了打压香港抗争，一定会採取所谓“杀鸡儆猴”的手法，也就是说，他们在国安法通过之后，援引该法条例，以“重大案例”为理由，对香港的民间领袖採取强制措施，希望通过摧毁领导力量，以此化解抗争运动的能量。这当然是对香港抗争运动的特点的误判。因为香港的勇武派才是抗争运动的主力，他们从来没有，也不会接受黎智英，李柱铭，甚至是黃之鋒等人的指挥和领导。

“作为中国留学生，我们来到了自由的土地，可以得到充分的信息。如果愿意独立思考，也会得出100多年前的孙中山先生一样的结论，那就是：民主自由宪政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未来的必然选择。因此，除了学习先进科技，了解学习所在国家的民主宪政的历史、理论和实践，将来在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发挥留学生群体的优势作用，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这种责任，才是真正的爱国，才是有实际行动和实际作用的爱国！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选择是站在历史正确的方向的选择。”

美国之音指出，国务院公开日程显示，蓬佩奥在2日下午2时30分于国务院会晤六四事件幸存者。而美联社引述一名高阶官员证实，这项活动如期举行，但并未透露与会者身份和讨论内容。

有人说习近平在进行一场政治豪赌。当一个领导人变成了一个赌徒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有巨大的危机感才会不惜一赌。因此，这次国安法是否能够在香港产生效果，将是对习近平政治前途的一大考验。

国民党这次选举虽然一败涂地，但很大程度上是候选人的问题，国民党的地方实力还在。尤其是新北市长侯友宜在政治上越来越成熟，成功地展现了跨越蓝绿的正面形象，未来的2024年选举是民进党的强敌。届时，已经执政八年的民进党将面对极为严峻的挑战。

从崔天凯到华春莹，这一系列外交口径上的转变，显示出中国方面被迫退让的可能性。这应当说是中共权衡事态利弊不得不做出的决定。其根本原因，应当还是评估美国在这场对峙中绝不会退让，而一旦中美再次展开贸易大战，经济已经遭受严重冲击的中国和美国固然都会付出惨重代价，但是总体来看，美国的承受力还是会高于中国，因为美国没有社会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的后顾之忧。

了解香港政情的人都知道，港人对于“二十三条”的担忧和反对，远胜于送中条例，这是“二十三”条立法一直搁置的主要原因。现在北京释放这样的口风，显然是在评估港人一定会强烈反抗的情况后，依然决定一意孤行。北京的目的很清楚，就是利用“二十三”条困住香港民主派的核心组织，试图从上层瓦解港人的反抗力量。果不其然，随后就发生了15名香港民主派意见领袖被分别逮捕，准备起诉的事件。

众所周知，中国已经通过经济援助，收编了大部分周边国家。但是越南，却一直不肯再次成为中国的小弟。对于美国一再对华为提出警告，传统盟友泰国和菲律宾都没有理会，但越南选择站在美国一边，没有采用华为的5G技术，而是以爱立信和诺基亚等公司取而代之，就是一例。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以及美军进驻越南的可能性，都使得越南成了中共称霸道路上的障碍。因此，中越之间即使短期内不会发生军事冲突，长远来看，这样的危险是始终存在的。

对于特朗普不满，就要力挺被特朗普批评的同样充满问题的WHO和谭德塞，这样的“政治正确”，其实就是“政治不正确”。道理很简单：我们不能因为讨厌一个人，就支持所有他的敌人，这是基本的理性。“政治正确”如果不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就会流于情绪化而失去公正性，从而成为“政治不正确”。如此简单地划分敌我，只要能够让特朗普不爽，连谭德塞这样的人都可以称为心目中的“超级巨星”，这就是左派幼稚病的表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外交系统从官方的外交部发言人，到驻世界各国的领事馆，再到发动爱国小粉红出征，为了洗刷中国在新冠病毒对全世界造成的灾难的责任，可以说是四处出击，充分执行了习近平对外交系统的“要有斗争精神”的指示。但是效果如何呢？从大部分大外宣引起的回应来看，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那就是“自取其辱”。

美国的态度，以国务卿蓬佩奥表达的最为直接清晰，他不仅公开表示美国专心抗疫，未来疫情减缓，一定会追究中国的责任。蓬佩奥还点出了未来美国要追究责任的具体内容之一，那就是“假新闻”。他3月30日在与亚洲相关记者举行的电话圆桌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对抗中国，伊朗，俄罗斯散播的新型冠状病毒不实资讯，因为，这些不实资讯不仅在病毒起源问题上混淆视听，也在各国如何防疫，如何提供国际援助等问题上混淆视听。”对此，美国的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正在凝聚共识。

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于这种利润背后的那些阴暗面，例如中国劳工人权状况的恶劣、中国对于引进的技术的知识产权的侵害，以及网络自由受到的严格限制等等，虽然也不是不知道，但因为金钱的诱惑，大多保持沉默或假装看不见。这样的姑息，严格地说，是出于资本的贪婪，这样的贪婪，造成了今天的恶果。别的不说，仅以言论自由而论，全世界对于中国的网路监控都非常清楚，但不愿意得罪中国政府，而是百般顺从，很多西方跨国企业自觉遵守中国的网络管制，甚至配合。

这段话的荒谬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在中国如何防疫不是“中国人民”说了算的，一切都是中共当局强行安排的；第二，对于中共实行的各类所谓“严格的防控措施”，从专业角度讲，都存在很大的争议，秘书长先生视而不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身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完全没有提到中共政府在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隐瞒疫情，导致防治措施延误，才酿成今天的大祸这一事实，只是表扬中共事后的防控措施，这样的逻辑非常之荒谬。

我认为，李文亮或许曾经是体制的支持者，但最终说出了“一个社会需要有不同的声音”这样的话。就凭这句话，就应当给他鼓励和尊重。一定非要是“英雄”才值得悼念吗？对于那些已经觉醒的人，不管他觉醒得多么晚，外界都应当给予更多的鼓舞，而不是苛求。只有这样，才能鼓舞更多的人、曾经被体制蒙蔽的人，勇敢地站出来。

他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关注并紧急处理武汉肺炎的问题，自己还跑去旅游胜地昆明度假式考察；疫情已经扩散以后，他不仅没有启动紧急处理机制，相反还在全国人民的骂声中继续举办春节团拜会，喜气洋洋地夸耀他的中国梦，对于正在劫难中的武汉人民只字不提，这样的冷漠当然会影响到各级政府的处置态度；尤其是春节联欢晚会，习近平完全有权力下令停止举办，但是他任由春晚继续欢天喜地地举办，等于在灾区人民伤口上撒盐

台湾民意的转变，其实就是来自习近平2019年年初的一番讲话。那个讲话把“九二共识”的原则，从“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改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样的“九二共识”台湾人当然不会接受。尤其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失败，对台湾人更是刺激，这是台湾民意决定放弃“九二共识”的主要原因。我曾经评论过，这次台湾选举，对岸的习近平是最大的输家，就是因为他输掉了“九二共识”。

韩国瑜自身的修养，完全不符合一个文明社会对于总统的期待，他动辄用一些十分低俗的话语对对手进行攻击，自认为这是“接地气”，这或许符合了部分他的死忠支持者的胃口，但是吓跑了更多的中产阶级的选民。他在政见发表会上对媒体展开毫不掩饰的攻击，更是凸显出缺乏民主素养的特质，就连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看不下去。这样的候选人，也连累了整个国民党的形象。这次选举，就蓝营而言，可以说国民党连累了韩国瑜，也可以说是韩国瑜连累了国民党，相互连累的结果，自然就是大败。

2020年中国的经济下滑和不稳是可以肯定的。当然，经济不稳不一定就会冲击到政权的稳定。相反，经济形势的严峻，更可能导致中共加强政治上的控制。所以，2020年，我们还将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他刻意制造与媒体的对立和仇恨，其实可以达到巩固基本盘的效果。因为在媒体上，整体来说，舆论对韩国瑜其实是不利的，现在韩国瑜营造出一副与媒体势不两立的敌对气氛，这会使得韩国瑜的支持者对于所有媒体上对韩国瑜的不利报道，都报以一定的不信任，认为媒体是在报复韩国瑜。韩国瑜此举看似愚蠢，实则是提前进行利空出尽的动作，这或许也是一种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