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并不是真诚的左派。因为汪晖“通过一系列语言幻术将一党专政的党国体制美化为一种超政党和超国家的政治制度安排”，这不仅远离右翼一贯倡导的自由宪政理念，而且也和左翼始终坚守的政治民主立场相去甚远。因此对汪晖的批判绝不是左右之争，而是文野之争。

近三十年来，在西方左翼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中国学者莫过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先生。他的著作被西方一些名校出版社竞相出版，还获得了几个重要的学术奖项。他不但被视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而且也被视为具有批判精神的自由言说者。与此同时，那些受到更大压制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却在西方的学界无足轻重。汪晖的著述在西方颇受重视，但是在中国却几乎没人对之进行认真的批评。很多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都认为汪晖的思想不值得评论。荣剑不赞成这种态度。荣剑认为对汪晖的著述应该进行全面系统的学术批评。

作者按：本文是《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第三章第七节，亦是关于中国新左派批判的收官之作。中国新左派看上去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阐述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帝国理论、天下理论、革命理论和普遍性理论，均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动机，试图把中国的特殊叙事塑造为关于世界的普遍叙事。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最终证明，中国新左派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他们的政治归宿是沦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本文27000余字，系作者今年推出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敬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本文首先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中那些需要被"超越"和"从头开始"问题出发，旨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史的一个新问题：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致力于探寻中国的左翼运动是如何在中共革命的光谱中日趋丧失了自己的本色，最后从革命的同盟者沦为了共产主义的附庸。这也算是对费正清史学"冲击"的一个建构性和反思性的"回应"。

近三十年来在欧美左翼的思想论坛上可以经常看到汪晖发表演说的身影，他不仅被看作是中国新左派的代表，而且也被看作是一个从专制国家中脱颖而出的自由言说者，那些在中国远比汪晖承受着更大的政治压力且已经被官方彻底剥夺了言论与出版权利的自由知识分子，则在西方的学术体制中同样变得无足轻重。欧美国家一些著名大学的出版社竞相出版汪晖的专著，甚至有一些重要的学术奖项被颁发给汪晖，以表彰其在建构中国话语以对抗西方自由主义话语时所作出的特殊贡献。

在进入中共建政时期以后,知识人以两种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一种像陈寅恪先生那样,成为那个时代最稀缺的思想资源,最后因为没有传承而自然枯竭了,在他死后再也没有人能来继续他的传统;大多数知识人像何兹全先生一样——其中有许许多多我们非常尊敬的老先生,比如侯外庐先生,他们都自愿选择「投降」,或者是努力地按照国家的要求,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来延续他们的学术生命。

从孔子以来，汉族共同体一直有夷夏之辨和夷夏之大防的政治正确，总是企图以汉民族的文明教化夷狄之邦。但宋元崖山之战，中原首次全面沦为夷狄之手，士大夫哀叹崖山之后无中国。朱明王朝的崛起，却又打破了这个定论，使得汉民族主义又一次主导中国。然不到三百年，庞大的明朝政权居然毁于一个蕞尔小邦，中原再次被异族统治。和宋朝亡于强大的蒙古军队相比，明朝实在是找不出客观的理由来为自己的灭亡辩护。

翁永曦的问题（也许是别人的问题）是"我们就是不改，你们怎么办？"这三个问题是我在这次聚会结束之后几天里，经过反复回忆和思考后整理出来的，它们之间的关联性何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对我来说，老翁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一直都在思考，我现在无法回答"怎么办"，是革命还是听天由命？我无法预测。但是，我是试图找到他们可能"不改"的原因，他们有五个重大关切，或者说是改与不改的五个约束条件。

胡教授十年前提出的“九总统制”，那可是如雷贯耳的重大理论创新，他说九个常委就是九个总统，也可以称集体总统。人多力量大，智慧广，中国九个总统肯定比美国一个总统好。老百姓戏言九龙治水，到了胡教授嘴里，成了制度创新。按理说，这项党建理论的重大成果，涉及国家领导制度的核心配置，如果成立，那真正是国师级的贡献，应该重奖；如果不成立，近似妄议，那不就是“胡说八道”吗？！

看完这十条规定，不能不佩服浙江大学这个百年+大学，真正做到了与时俱进，周小平同志完全可以在该校当一级教授，此人每一篇文章都在10万+以上。环球时报因为被该校选入“主流媒体”而成为一个学术平台，该报在第一时间里喜不自禁地宣布，它将严格把关发表文章的门槛，不让花钱买阅读量的文章混入进来。完全可以相信，浙江大学通过打造一个网红大学而居世界大学排行榜首位，指日可待。

灰犀牛这个词汇在中国也已经成为热词，随着渥克的这本书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灰犀牛成了预言中国下一个危机的最佳词汇。不仅是经济学家在普遍使用这个词汇，而且连官媒也开始频繁引用。《人民日报》在今年7月17日的头版上刊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其中提到，“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脑子一半是空的，说明学习不够，知识不够。没有知识做依托，就没有自己的主见，没有正确的事实判断，容易人云亦云。脑子一半是错的，说明没有正确的价值观，没有正确的是非判断，容易颠倒黑白。这两方面缺陷，可以说是既缺少良知——没有好的知识，又缺少良心——没有好的道德。永久性缺了良知和良心，肯定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脑残了。

说实话，放在四十多年前，论证马克思主义在臭氧检测中的应用和马克思对巴赫的指导作用，那不过是小菜一碟；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养猪和治疗精神病，也不过是普罗愚民的心得体会；在全民皆二的大合唱中，领唱的声贝最高的往往是那些身居高位的政治人物。林彪同志说了，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柯庆施同志说了，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从上到下，二比比皆是。

对于共产主义的憧憬和想象，从马克思描绘出蓝图以来，在国际共运史上有过各种不同的现实化版本。列宁同志提出的版本是“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到了赫鲁晓夫时代，共产主义变成了土豆加牛肉；到了中国，我的少年时代，对共产主义的想象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早上吃饺子，中午吃饺子，晚上还是吃饺子，这是中国式的饺子共产主义。当时的预计是，中国可以在15年内实现共产主义。

从深红到浅红，再从浅红到深红，执政色谱的变化反映了这几十年来的执政逻辑是一以贯之的，这就是要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前些年重庆“唱红”，不过是拉开了红色总动员的序幕，在面临着浅蓝话语甚至深蓝话语日益深入社会各个层面的态势时，重振红色话语就成了惟一的选项了。

如果要比赛谁更二，商家和教授肯定是比不过官家的。从官场上看，大致有个规律，官位越高者，权力越大者，二性也就越大，权令智昏使也。许多官僚，私下里聊天，妙语连珠，思想火花四射，惟独上了讲台，人就如同木偶，表情呆板，身体僵硬，只会照本宣科。由此看来，许多官人二，并不是天性愚钝，其实他们的智商和情商均不低，之所以屡屡犯傻，实在是因为制度愚人。

在坏政治的条件下，国民能不能“我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对不起，你就是躲不起！因为法治不全对所有国民权利和利益的破坏都是相同的，许多人在没有受到政治迫害时会认为政治离自己很远，而一旦面临政治的冲击时，他们又会发现政治其实离自己很近。就在两年前，首富肯定不会有任何政治性担忧，现在他的担忧难道不就是来自于政治吗？

这十几年对朝鲜来说是关键性的，它的核武技术突飞猛进，肯定形成了实战能力。如果在十年前，甚至五年前或者三年前，外部力量——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对于朝鲜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如同以色列以前打击伊拉克核试基地那样，是完全不会导致核污染等灾难性后果；而现在再对朝鲜发动外部攻击以彻底消灭它的核力量，朝鲜半岛周边国家——当然包括中国，极有可能要承担难以承受的巨大代价，甚至都可能是灭顶之灾。

苏联模式的最后崩溃，宣告了一党执政模式的破产，也宣告了计划经济制度的彻底破产。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人类根本不可能通过计划、理性计算、数据化处理的方式来进行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计划经济作为权力经济的一种方式，从根本上束缚了人的创造性和发展动能。

在那里干了这么长，难免不会有骄纵独断行为，利益输送和交换更是一念之间的事，防不胜防。而贪欲一旦激发出来，便不可收拾，最后会把人引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