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重头开始的科学。"
——布罗代尔
导读: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对于中美两国的革命史叙事均有重大和深远影响,迄今为止在国内学术界并没有遭遇过严肃的批评。美国对中国的长期误判在一定程度上亦是来源于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叙事,在其主导下形成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庞大著述,几乎是每一个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者必读的参考文献,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认识的连续性是不言而喻的。本文试图重新审视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探讨其问题所在,进而展开对中国革命的再认识。需要特别提醒读者的是,本文最后一个注释是说明费正清在其生命的最后时刻修订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中国新史》(这是费氏唯一一本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的著作),对中国革命有新的认识,由此体现出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勇于自我反省的精神。本文是作者世纪批判三书之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先行发布,以飨读者。
"伟大的中国革命"之再认识
——评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史观
文/荣剑
费正清的历史性著作《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曾被《时代》周刊誉为是"讲述中国革命的最佳著作"。(1)鉴于作者在其一生中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演化以及制度变迁进行了无与伦比的研究,创造性地提出了"冲击—回应"等理论分析框架,从而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他的任何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都是值得重视,都应成为一项新的研究的思想和知识前提。即使从批评性的立场出发,如柯文在他的著作中对他的老师费正清所主导的中国研究的三个思想框架——冲击—回应框架、近代化框架与帝国主义框架——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认为这三个分析框架"都受同一弱点的制约:即受渊源于西方的关于历史理应如何发展之假设的制约,以及同样渊源于西方的历史为何按此发展或不按此发展的一些固有问题的制约。"(2)但是,这些理论性挑战——"带有批判性与解释性的估量",并非完全是否定性的,而毋宁如费正清所说,是站在前辈人的肩上,直面新的问题,深化对固有问题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本文在展开对中共革命与中国左翼运动的关系的研究时,不能不重新审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主流的中国革命叙事。
"伟大的中国革命"是在什么意义上呈现的?费正清有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西方世界的革命,一般说来,首先是政治变革,是一种政治制度的改变,这种变革有时也使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改变成为可能。但是,他非常怀疑:"当人们讲到中国的'革命'时,是否忽视了一个根本点,就是中国不仅进行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而且确实在进行整个文化的转变。"(3)费正清或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认为,用"伟大的革命"来概括中国整个现代历史过程,不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激动人心"的。(4)按照他的"冲击—回应"理论,中国在20世纪所发生的革命性变迁,产生于19世纪的灾难,根源却是在18世纪,为此他在一百八十五年的时间框架里(1800—1985年),将其间发生的五个重大变革视为是中国革命进程的主要组成部分: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5—1928年的国民革命,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依照费正清所描述的这个连续不断的革命进程,"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起始于18世纪的中国社会内部的各种危机,在19世纪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巨大外部压力时爆发了,进而在经历了辛亥革命和国民革命的失败之后,终于在国共内战中决出结果:"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和新的全国性政权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性成就。"(5)由此可见,在费正清的中国革命叙事中,中共成了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的最后继承者和完成者,这套叙事显然与中国的左翼历史叙事和中共党史叙事达成了某种共识。
李剑农在1942年撰写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6),被费正清评价为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最清晰的唯一全面的评述……对于西方的研究学者来说,作为一种可靠的纪事史和重要资料的简编具有重要的价值。"(7)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作者建构的百年史观也是以革命为导向,把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中国近现代进程描写为一个革命的连续剧,它的第一幕就是"洪杨革命时代",即太平天国革命。虽然李剑农把历史已有共识的"洪杨叛乱"赋予革命的名义,但他还是精辟地指出了"洪杨革命"的实质,一是尊奉天主,二是排满,"概括地说,就是将神权主义与种族主义融合为一。"(8)因此,在李剑农看来:"太平天国在形式上对于中国的宗教、政治、经济,仿佛都是革命的,但在精神上,这种革命,实在不是合乎现代精神的革命。"(9)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