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18)该书把中国"现代"起源的标志设定为五四运动，同时把五四运动直接视为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起点，而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既视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也视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何干之和他的合作者们认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的胜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的革命的典型，革命的胜利进一步削弱了帝国主义阵营和加剧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使世界两个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大变化，极大地鼓舞了和援助了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反帝国主义斗争。因此，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的。"(19)
费正清对以胡绳、何干之为代表的党史叙事的所有既定结论肯定会保持异议，他的中国革命叙事未必是中共党史的美国版，尽管他把文化革命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区别于英美革命的一个核心标准，但他还是毫不留情地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任何观点看，都是历史上最离奇古怪的事件之一。"(20)他不能理解的是，这场有一亿人积极参加、影响到五亿人的超大规模的运动，是如何在初期由中央统一领导？或许就是文化大革命所产生的显而易见的灾难性后果，让他不得不谨慎地用"伟大的"这类修饰语来定义中共主导的革命进程，同时让他意识到了毛力图通过革命来实现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并不成功，"这意味着中国尽管有了令人瞩目的现代化成就，但仍然面对着社会革命的问题。"(21)如此看来，中国漫长的革命进程——从太平天国革命到中共革命，并没有如费正清所期望的那样，真正完成它应该完成的政治革命、经济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目标，并没有真正推动中国从王朝循环的轨道上摆脱出来而进入到现代化进程。
费正清的"冲击—回应"理论认为"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22)这条定律用来解释中国因于外部的巨大压力而发生内部变革，至今仍然有着不竭的理论效力。不管中华帝国在19世纪初期已经显露出非常沉重的内部危机，如果没有来自于西方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持续不断的冲击，中国的内部动荡或变革是否会转化为一场革命并导致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犹未可知。但是，费正清基于"冲突—回应"的理论框架来描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革命性变迁，显然并没有清楚地界定中国革命的性质，尤其是过高地估计了中共革命的意义。李剑农的革命叙事至少是质疑了天平天国革命是一个缺少"现代精神"的革命，依据此逻辑实际上可以进一步追问其后发生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的"现代性"意义。如同美国学者沙培德在他的著作中所概述的关于辛亥革命的三个不同看法："（1）革命者的革命；（2）兴起中的资产阶级的革命；（3）城居士绅的革命（可能根本就不是一场'革命'）。"(23)这表明，中国革命的"革命性"和"现代性"是需要重新思考的，包括对中共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追问与审视。
现在有必要重新回顾历史上的一场重大争论。1960年，卡尔·魏特夫对本杰明·史华慈首创的"毛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进而质疑康拉德·布兰特、史华慈和费正清共同编著的《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对中共革命以及毛的思想的基本定位。史华慈在他的"老师和向导"费正清研究的基础上，创造了"毛主义"这一术语，以区别于斯大林主义，认为"毛泽东的独创性"在于，一是背离了莫斯科的教条和指挥，既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偏离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二是发现了农民的历史作用，"把农民运动作为革命的阶级基础"（费正清语），"农民本身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史华慈语）。对此，魏特夫针锋相对地指出，"毛主义"只是一个传说，"《历史文献》的作者在1951年至1952年创造了'毛主义'的神话"，(24)即把"毛主义"塑造为一个独立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魏特夫用马克思和列宁的话来证明他们从来就没有忽视过农民的历史作用，同时他用毛的话来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正确的命题，是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提出来的，"(25)包括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是来源于斯大林的指示和启示。魏特夫之所以在1960年质疑费正清和史华慈在1951年至1952年的中共革命史研究，就是因为在此时发生的中苏论战让许多美国学者偏向于站在中共一边，"毛主义"的神话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对美国的中国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地缘政治对历史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