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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长文慎入】

—中国新左派的政治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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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是《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第三章第七节,亦是关于中国新左派批判的收官之作。中国新左派看上去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阐述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帝国理论、天下理论、革命理论和普遍性理论,均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动机,试图把中国的特殊叙事塑造为关于世界的普遍叙事。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最终证明,中国新左派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他们的政治归宿是沦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本文27000余字,系作者今年推出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敬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目录

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二、儒家视野中的“民族主义问题”

三、“后帝国”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

四、从普世主义走向民族主义

五、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

工人没有祖国,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次对无产阶级作出的一个普遍性身份认证。在他们看来,尽管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领导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进一步加快民族的消亡,“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1】因此,无产阶级既不是民族主义者,也不是国家主义者,而是国际主义者。按照雷蒙·阿隆的理解,马克思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先知,赋予了这个阶级以“天选阶级”的身份——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最终要彻底消灭阶级、民族和国家,用共产主义(国际主义)实现人类的终极解放。

在马克思所描绘的国际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中,“阶级主义”话语是无产阶级唯一需要掌握的斗争语言,而“民族主义”话语因为涵盖或抹消了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关系,始终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置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之中。对于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来说,向他们宣扬一种不分阶级的民族意识,无异于在宣扬一种超阶级意识,这是有碍于他们阶级意识的生长。马克思始终是把“民族问题”置于阶级关系中进行研究,把“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视为是民族的最后阶段,世界各国在资本主义开拓出来的工业和贸易的历史进程中,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民族。【2】无产阶级成了民族的统一代表,它在革命中建立起来的“统一的政府”取消了祖国,同时也就取消了民族。

马克思在理论上宣布取消了“民族问题”,但实际上“民族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存在,“民族问题”与“民主问题”成为马克思主义内部裂变的两大问题。“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奥托·鲍威尔在1907年撰写和发表的《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一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首次将“民族问题”置于“阶级问题”之上,他认为在“一个伟大的民族斗争的时代”,科学需要对民族的本质进行深入研究,民族的客观存在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应该同时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而民族自决则应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诉求。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不是为了取消民族而是承认民族存在的合法性:

“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的人的改变必然导致人类划分为民族共同体。国际分工必然导致民族共同体统一成一个更高层次的新的社会结构。所有民族都为共同驾驭自然界而联合起来,但整体又被划分成有资格独立发展和自由享受本民族文化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原则。”【3】

把民族原则确立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把社会主义的胜利不是视为民族的消亡而是视为民族共同体的实现,鲍威尔由此重新规划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的政治任务:要求把奥地利建设成一个“各民族民主联盟的国家”——组成以民族为界限的自治团体,每个团体的立法和行政均由根据普遍、直接和平等的选举权选出的民族议院管理;属于同一民族的各自治区域组成单一的民族联盟,该联盟完全按自治原则来处理本民族的事务;每个自治区域内的少数民族应组成为公法团体,这些团体完全按自治原则来进行管理。【4】可见,鲍威尔致力于在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中解决的“民族问题”,既是要解决民族自决问题,也是要解决民族自治问题,“民族”和“民主”成为高度相关的问题。

鲍威尔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大突破,在第二国际内部代表着一股“修正主义”思潮,他实际上是步伯恩斯坦后尘,向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暴力革命理论发起挑战,这在列宁斯大林看来当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背叛而不能容忍。斯大林发表于于1913年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被列宁誉为是党内“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献”,这篇文章主要针对的就是鲍威尔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认为“民族主义的浪潮日益汹涌而来,大有席卷工人群众之势。解放运动愈趋低落,民族主义的花朵就愈加怒放。”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党的重大使命,就是“用久经考验的国际主义武器,用统一而不可分的阶级斗争去对抗民族主义。”【5】正是基于阶级斗争史观,斯大林承认民族的存在,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6】但他始终认为工人运动不能按照“民族”的原则而只能按照“阶级”的原则来进行:“工人如按民族来组织,就会局限在民族的小圈子里,彼此被组织上的壁垒隔离开来。这样,所强调的就不是工人彼此共同之点,而是他们彼此不同之点。”【7】在斯大林的心目中,为了把工人阶级塑造成一个“统一而完整的整体”,进而将这个集体结合成“统一的党”,必须根据“跨民族的原则”来进行组织,而“民族的组织形式是培养民族狭隘性和民族保守性的学校”。斯大林对“民族问题”的理解,实质是以阶级观来反对民族观,强调各民族之间无产阶级的统一性是解决民族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

霍布斯鲍姆在《民族和民族主义》一书中曾经认为,1914年之前的半个世纪里民族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之间构成了一种紧张关系,两者水火不相容,争得你死我活;但是,到了1914年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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