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思想进程中因应于时代和形势的变化而自我否定，从“旧我”走向“新我”，这类现象在思想史上屡见不鲜，并不违背学术伦理。强调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连续性，重新论证帝国历史的合法性，批判西方启蒙主义和现代化模式，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选项，在学术上亦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学术自由意味着理论研究可以向所有可能性领域开放。问题在于，思想转型的动机何在？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诸如汪晖、赵汀阳、刘小枫、甘阳这些曾经的“启蒙知识分子”成为反启蒙主义的先锋？中国的崛起和民族振兴当然是一个巨大的外部背景，中国以何种方式重新参与世界秩序和世界知识体系的重构，就成为一个民族主义的重大理论使命——这是那些民间的民族主义者根本无法企及的事情。用赵汀阳的话来说，中国的知识体系必须参与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而因此产生新的“世界普遍知识体系”，成为“知识生产大国”，“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55】也就是说，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向西方国家学习的小学生，现在中国强大了，不仅是一个经济生产大国，而且还要成为一个知识生产大国，要从一个知识输入的国家变成一个知识输出的国家，中国和西方国家必须争夺世界的话语权。原来甘阳把中国问题的实质不是看作“中西之争”而是“古今之争”，在民族主义推动的理论转型之后，中国问题的实质又从“古今之争”重新变为了“中西之争”。中国和西方从制度之争（帝国与民族国家之争）到思想、知识、价值观之争，将孙中山时期所确立的“反帝”的民族主义，演化为“反西”的民族主义，即演化为在思想理论领域对以西方为标志的启蒙主义传统、现代化模式和文明模式的全面否定。按照汪晖的说法：“如果不能从全球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结构思考当代民族主义问题，那么，无论他们是积极支持民族主义运动，还是极力反对民族主义运动，都有可能放过了问题的根本症结。”【56】他把问题的根本症结归结为中国知识界能否建立起一个与“新启蒙主义”话语根本不同的“中国现代性”理论。
建立“中国现代性”理论，挑战费正清的“传统—现代”模式，需要重新界定“传统”与“现代”的概念，“帝国”概念或“天下”概念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早已被划入在“传统”的范畴里而不具有任何现代性意义。因此，要重新确立这些传统的政治概念在中国现代性理论中的基础性位置，就必须首先挑战西方话语体系的普世主义性质。如何完成这项理论工作，在中国新左派内部实际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以刘小枫、张旭东为代表，他们是在承认西方思想和知识的普遍主义性质的前提下，力图把关于中国的认识上升到普遍主义高度。刘小枫在其《拯救与逍遥》的修订本前言中提到，现代中国与西方的相遇，不可能避免一场精神冲突，民族之间的相遇通常是一场民族体力的较量，经济、政治、军事体力强的民族盘剥、同化体力弱的民族。在他看来，即使中华民族的经济、政治体力克制了“帝国资本主义民族”，但“绝对的精神——真正的哲学问题”并不会随之解决，“精神最终是个体性的、超历史、超民族的自由行动”，他把自己的著作视为是“走向绝对的精神，而非西方或中国的精神”。【57】张旭东在其展开对“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反思”时主张：“中国问题本身是世界范围内普遍性问题的一部分，但当代中国思想需要一个特殊的切入点；这个点的特殊性不是来自中国自外于普遍性问题，而是来自于中国在反思和理解自身的普遍性时对原先的普遍性概念内部的特殊性关系能够获得一种新的认识、从而通过自身参与对这种关系的重构和改造，扩大普遍性范畴内部的丰富性、包容性和统一性。”【58】与刘小枫、张旭东不同的是，汪晖在新左派内部开创了一条更为激进的批判西方普世主义的理论路线，虽然他承认欧洲关于民族国家的构想、方案和设计与一种普遍主义的知识有着深刻的联系，包括承认东方国家如日本的国家和社会转型是在全面接受西方思想与知识体系后发生的，以及把“世纪”的概念也理解为西方的一个时间概念，但他的理论指向是要建立一整套完全有别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其中包括重新书写的帝国叙事、儒家天理观、马克思主义革命史观、毛泽东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并力图以这套叙事来重构或取代西方的普遍主义话语。通过这些理论阐释与证明，汪晖最终试图在“帝国”范畴中建立起一个关于“中国”的独特的民族主义叙事：
“我从不同角度、方面探讨了‘中国’这一范畴的不同的含义，力图将这一概念从一种单纯的欧洲民族主义模式中的‘民族认同’中解放出来；‘中国’是一个较之民族范畴更为丰富、更具弹性、更能包括多样性的范畴，在重建少数民族王朝的合法性、重构王朝内部不同族群间的平等关系，以及塑造不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朝贡或外交关系等方面，这一范畴都曾展现出独特的弹性和适应性。”【59】
一个区别于民族国家的“帝国民族主义”话语在此可谓昭然若揭，希特勒曾说要建设“社会的民族帝国”，一个“福利国家”，它应当成为国家的样板，在这个国家中，所有（社会的）藩篱都会被一一拆除，只剩下“国家”和“元首”的独尊地位。【60】汪晖的“帝国民族主义”不就是希特勒“社会的民族帝国”的中国翻版吗？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大合唱具有多个声部，来自于底层民间的民族主义声音，在中国新左派的大学者们看来，无异于是粗鄙的民族主义，他们是不会屑于和《中国可以说不》这类作者坐在一起讨论民族主义问题，包括不会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民间近十几年里持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起来，上述学者的民族主义研究看起来极其冷静、理性和客观，他们关于帝国、天下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