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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从民族主义走向国家主义 【长文慎入】

—中国新左派的政治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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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按:本文是《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上卷第三章第七节,亦是关于中国新左派批判的收官之作。中国新左派看上去几乎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阐述的中国现代性理论、帝国理论、天下理论、革命理论和普遍性理论,均具有深刻的民族主义动机,试图把中国的特殊叙事塑造为关于世界的普遍叙事。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最终证明,中国新左派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国家主义,他们的政治归宿是沦为国家主义的附庸。本文27000余字,系作者今年推出的第二篇重要文章,敬请各界读者批评指正。

三、“后帝国”时代的民族国家问题

帝制时代终结,共和时代到来,这是中国“现代”的肇始,抑或是民族国家的开端?中国现代建国运动与革命运动紧密相关,可谓革命建国,辛亥革命建立了北洋政府,国民革命建立了国民政府,共产革命建立了人民政府(无产阶级专政),三个全国性政权依次更替,均是以革命和共和国(民国)的名义建构其政治合法性,并继承了满清帝国遗留下来的全部疆域、人口和自然及人文资源。问题在于,共和国是否意味着一个新的民族国家的诞生?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规划中,“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制度建设上高度一致,民族独立就是意味着民权的实现,从“军政”、“训政”到“宪政”,最终实现民族国家和民主国家的统一。从中国共和百年史来看,人们对诸如现代国家建设的“康有为方案”或“孙中山方案”多有批评和指责,认为他们或者沉迷于中国传统思想资源而缺失现代宪政思想,或者是沉迷于西方政治模式而严重脱离中国实际,但是,正如萧公权所指出的那样:“真正的悲剧并不在于康氏未能说服国人他的现代化计划之益——工业化而不失为中国,而在于他的敌对派想建立西化为现代化的方法也失败了。最后,中国不受‘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节制,而是受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同伙的节制。”【37】这个看法揭示了中国“共和”问题的实质,在北洋政府或国民政府时期,自由和民主是多与少的问题,而在“人民政府”时期,自由和民主是有与无的问题。在没有民权的时代,民族独立、民族自决或民族建国如同空中楼阁,人民、民族、族群或任何社会共同体都不是政治主体,政治主体被一个独大的政党所垄断,共和时代不过就是一个没有帝国之形而有帝国之实的时代,可以称其为“后帝国”时代。

在中国的“后帝国”时代,民族主义问题长期不成其为问题。就国家内部处理民族关系而言,中共的民族政策基本上是根据斯大林的民族理论加以制定,即在形式上充分肯定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但实际上从来没有真正赋予过各民族实现自治的权利。中央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做法参照了满清帝国“理藩院”的制度设置,通过建立民族委员会、统战部、宗教局这类机构来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与治理,其民族控制的程度大大超过了满清政府。就国家外部处理国际关系而言,中共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所确立的国际主义原则,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方法运用于处理国际问题,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美苏是第一世界,欧洲、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国家是第三世界,中共自诩是“第三世界”的主要代表。但是,毛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斯大林一样,并没有放弃民族主义立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他一直试图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领袖,同时成为世界革命的导师。中苏决裂并非源于两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深刻分歧,而是来源于毛内心深处的民族主义情结,民族主义制造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本杰明·史华慈分析了“毛泽东主义”的民族主义源头:在战争时期毛就开始向莫斯科显示出一种独立性,他大力推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运动,实质是“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将民族主义情绪用于它自己的事业……不再满足于按照莫斯科宣布的‘联合阵线’的一般理论来解释他的战略,而是热衷于证明中国的发展变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创造性的发展。”【38】因此,中苏决裂可以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事件。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他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序言中提到,促使他写作这本著作的一个动因,源于1978年到1979年发生在中南半岛的武装冲突,先是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接着是中国与越南的战争,战争双方都号称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对安德森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进一步的全面战争的前景始终在我的脑中萦绕不去”,【39】他由此认识到民族主义已经成功地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打入了一个楔子,在维也纳、伦敦、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马德里统治下的多语言、多族群的庞大帝国的民族主义爆炸之后,导火线尽管还没有铺到莫斯科,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与民族主义趋势绝缘,相反,他引用霍布斯鲍姆的看法来证明:“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40】在国际主义的最后一件外衣被剥去之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露出了它们的民族主义真面目。

民族主义本质上是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不管是安德森把民族视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41】,还是盖尔纳认为“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42】,他们对民族主义的定义都是来自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包括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第一波——“远程民族主义”——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在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前提下形成的。霍布斯鲍姆同意盖尔纳的民族概念,强调民族主义早于民族的建立,但他仍然认为,“民族”的建立与当代基于特定领土而创生的主权国家(modernterritorialstate)息息相关,“若我们不将领土主权国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讨论,所谓的‘民族国家’(nation-state)将会变得毫无意义。”【43】同时,“现代性(modernity)诚为民族国家的基本特征”,意味着民族国家就是现代国家的同义语。欧洲民族国家运动是世界现代化的第一波浪潮,其内容包括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个性解放、健全的法治体系和宪政民主制度,以及在现代治理框架中实现的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

从民族国家和现代国家的双重标准来看,“后帝国”时代的“民族主义”并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现象,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样,苏联拒绝用民族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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