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满”与“反帝”，不仅是章太炎的主要理论关切，而且成为晚清知识人普遍思考的主题，即使当时最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的梁启超，在力求唤醒中国人的民族意识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提醒国人警惕来自于欧美的“民族帝国主义”的威胁。他把西方列强在中国划分的势力范围，如俄人在满洲、德人在山东、英人在扬子江流域、法人在两广、日人在福建，视为是“民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瓜分。从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以来，满清政府被迫与外国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对中国知识人的民族尊严既是沉重的打击，也是推动他们民族情绪持续高涨的巨大动力。选择用“民族主义”来抵抗“民族帝国主义”，是梁启超向国家献策之一：“故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救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末由。”【27】中国面临的巨大外部压力，强敌环伺的国际格局，让所有知识人均有一种亡国亡种的紧迫感，在民族存亡的关口，“排满”与“反帝”自然成为民族主义的主要诉求。
如果说康有为的“大同”论是“文化民族主义”，章太炎的“种族革命”论是“种族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民族国家”论是“自由民族主义”，那么，孙中山则明确地把民族主义上升到建国纲领的高度，可以称其为“政治民族主义”。【28】1894年，孙中山领导成立“兴中会”，这个组织的名称充满着民族主义色彩，其成立《宣言》亦是向天下昭告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29】兴中会的使命就是要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兴中”的概念与康有为的“保国”概念已大相异趣。到1905年“同盟会”建立，“排满”的口号被首次公开提了出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盟会宣言》痛斥满清政府“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30】同年，在《民报》发刊词上，孙中山正式提出“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将“民族主义”列为“三民主义”第一条，据“三民主义”提出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三大任务：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制，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31】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32】中华民国实行“五族共和”，是否意味着民族革命的任务完成了？是否意味着民族主义问题彻底解决了？孙中山对此回答是：“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33】以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根据“民生主义”展开社会革命。但是，他很快就从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中，尤其是从袁世凯复辟称帝的闹剧中发现，不仅政治革命远未成功，社会革命遥遥无期，而且民族革命仍有待深入进行下去。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已不限于推翻满清统治和建立“五族共和”制度，而是把民族主义重新定义为“世界各民族平等”——“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34】1924年，中国国民党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宣言，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重新定义为：“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强调国民党的民族主义的目的在“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35】同年1月至3月，孙中山在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讲座中，将民族主义再次定义为“国族主义”，将“民族”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认为民族主义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是抵抗帝国主义压迫和侵略的最强大的思想武器。至此，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从“排满”的民族革命论到辛亥革命之后的“五族共和”论，又进一步走向了“反帝”论，民族主义的斗争锋芒从“内”转向了“外”，既是动员中国投身于抵抗世界列强的革命运动，又是鼓动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由此奠定。
列文森在分析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时曾认为，中国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自相矛盾的学说而兴起的，它含有明显的、日益增长的内在紧张，民族主义者维护传统，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能“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同时，他们又对传统进行攻击，民族主义与传统主义处在一种若即若离的暧昧关系中，它们彼此之间互相利用又互不信任。他的结论是：“民族主义并没有提供一个最终的安身之处，因为民族主义既力图维护日益没落的儒教权威，又曾对它发动过成功的攻击，所以它本身就是躁动不安的。”【36】这个看法是力求揭示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双重命运：既深入人心——在传统主义日渐丧失吸引力时成为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又无济于事——民族主义因为攻击传统主义而使自己陷入悖论状态。但是，列文森显然大大低估了民族主义对于“传统主义”（从制度到思想）再度崛起的重要性，没有深刻地估计到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历史和制度逻辑。
满清王朝覆灭，中华民国创立，这是“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在此历史背景下，民族主义构成时代思潮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与欧洲旧帝国的崩溃导致众多民族国家独立的趋势不同的是，中华帝国并没有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解体成若干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相反，在“五族共和”的框架中继续保持着政治大一统的局面。这意味着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与欧洲的民族主义问题迥然不同，两者的差别就在于“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巨大差异。王朝制度向民国制度的转型只是从形式上改变了帝国的政治形象，让其穿上一件民族国家的外衣，而实际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民国制度的帝国性质，其内部不仅继续存在着各种民族问题——如少数民族的地位问题，而且其外部仍然面临着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的持续冲击——中国大多数知识人将来自外部的冲击视为“帝国主义问题”。也就是说，“排满”的问题解决了，帝制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反帝”的问题解决了，帝国转型为民族国家的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民族主义问题在中国内部和外部制造的各种紧张关系，因为帝国这个总根源的存在而将长期存在。这才是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实质所在。
